南方麻雀
三 坏就坏在侯川并不知足。他也不识趣。 这本来就是个多事的五月。 尽管阳光一天比一天灿烂，温湿雨带已经越过五岭到了长江一线，可学校领导层却阴霾重重，日渐深沉的样子。外校不断有消息传来：某校从四月份就开始全天候值班啦；某校已经把《团结就是力量》歌词给改啦；某校决定实行中层干部连带责任制啦；而市委也是一天一个电话…… 不能出任何问题。钟书记说，我把乌纱帽就交给各位了，拜托大家多想办法。膳食科能不能让菜再便宜一些？学生处能不能多组织一些活动？图书馆和计算机房能不能二十四小时开放？他这些日子特别温柔，说话音调低了很多，布置工作也改用商量的口气，听上去竟也有了一点新鲜感。 关于稳定压倒一切，辛校长也有新的解释：对学生管理要讲究方法，可以教育的就坚决不处分，已经开除的要坚决收回来，不能把责任推到社会上去。另外对学生成绩也可以灵活处理嘛，严格要求是对的，但总不能制造不稳定嘛。人家在这里读了几年，总是有收获的嘛。 老龚只当听不见。要改成绩你自己改，谁改谁负责！ 其实会议内容一点不新鲜，中层干部私下里把这叫做防汛会议，一年一度层层加码，说到底就是四个字：严防死守。然而会议还得一个接一个认真往下开，似乎大学党委的存在就是为了应付这个令人头疼的五月。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五月，没有突发事件，钟书记又能做什么呢？他也只有这种时候显得特别兴奋、特别生猛。去年美国人轰炸南斯拉夫使馆，钟书记连夜赶到学校布置人一间一间去敲学生宿舍，要学生上街游行。可队伍到了半道，他又开着车把学生给堵回来，作出一副苦口婆心劝阻的样子。那一夜折腾，钟书记嗓子都哑了。有女同学说，她真怕钟书记的大眼球会掉下来。 老龚觉得好笑：如果今天的大学生有这样高的社会责任感，大学的工作就好做十倍，也用不着高喊素质教育了。如今的大学生更关心计算机，关心球星歌星，关心将来的位置。你连这个都不懂，还当什么高校领导？你脱离这个实际，怎么能挠到痒处？当然这也不是学生的错，是机制给养成的。我们的教育一方面希望学生对社会有用，一方面又怕他们接触关心社会；一方面埋怨学生缺少创造能力，一方面又不允许他们怀疑和批判。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愚蠢而又懒惰的保姆。为什么要把大学生当成小孩子？他们没有行为能力吗？为什么只是在投选票的那一天，才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公民？这是什么逻辑？ 老龚近来时常会没来由地在内心苦辩，没来由地情绪激动，就象一个找不着风车进行战斗的唐吉坷德。有时一愣就是两三个小时，嘴唇翕动，念念有词，搞得家里人都害怕起来。 正这么心里自说自话着，钟书记陡然音调提高了，说：“最近有件事让我特别气愤，中文系有个老师跑到办公楼来大吵大闹，甚至当面辱骂龚校长。”他扭头问：“有这事吧，龚校长？” 老龚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接着说：“龚校长不好意思提，可是党委就不能不管！不象话嘛。什么叫不稳定因素？这就叫不稳定因素。不就是个副教授吗？处分行不行？下岗行不行？我就不信动不了你。” 老龚急了，说，“这事我要说明一下。” 钟书记笑道：“今天就不谈了吧。大家还要回去安排工作。以后我们专门研究一次，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然后他就铆在座位上。侯川是不稳定因素。侯川大闹办公楼是对龚校长有意见。处分他是维护稳定。不处分他是因为龚校长不好意思。一切都很清楚，没有以后，也不会研究，而且永远没人再提起这件事。 侯川就是在他这么瞎想的时候出现的。谁也没料到，如今还有人保持着如此的政治热情，而且是八杆子打不着的酸老夫子。 侯川径直走上讲台，一把抓过了话筒。 一屋子人都蜡住了。空气变得稀薄而且明亮。
门推开一条缝：“龚老师，下班了。”是陶月。 他这才发现人早就走完了。会议室空空荡荡。老龚问：“你都听说了？” 陶月说，“钟书记都找我谈过话了。” “谈什么？” “还不是那件事。事情是很清楚的，教务处谁不明白？关键是谁出这张牌。” 老龚就笑起来，笑得很忘形。大会议室里发出嗡嗡的回响。 陶月说：“我真的很担心侯老师。” 刚才，侯川站在这里痛心疾首时，老龚还不曾感到畅快。当时他只是紧张，是尴尬，是热血奔涌。这样的感觉已经消失很多年了。尽管侯川说的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毕竟是把自己当作了靶子。当时是有点坐不住，现在想想又觉得很解气似的，毕竟那都是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感觉实在很复杂很微妙。看不出这个形象委琐脾气古怪的侯川还有这样的勇气。 老龚说：“你是说，我该去看看他？解释一下？” 陶月不吭，只是把眼睛幽幽地盯着他。 老龚想了一下，“现在不行，他对我还有些误会。你先去看看他，就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不要有压力。另外转达我的敬意。”他说：“我这全是真心话，象他这样执着的人已经不多了。他比我还要傻。” 陶月突然说：“您为什么不出牌？他打他的，你打你的。您又不是没牌。其实学校里最需要关心的是老师和同学。” 老龚愣住了，说：“是吗。” 然后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五月的校园，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好闻的气息，他大口吞吐着，忽然觉得轻松起来。他使劲悠着胳膊，把刚才的紧张刺激全都忘了。他大声说：“陶月啊，你好象老爱说你爸爸的牌经？” 陶月笑：“我爸爸是个小人物，可是他讲的道理特别形象。” “你是不是很崇拜他？” 陶月站住了，说：“你看不出我有恋父情结吗？我妈妈说，我从小就特别黏爸爸，他一下班我就黏上去了，晚上都是爸爸哄才肯睡的。” 老龚认真说：“你爸爸很幸福啊，有这么个漂亮女儿黏着。” 陶月又是那种幽幽的目光。然后侧头一笑。 老龚心一蹦，好半天才说：“陶月你该有男朋友了吧？不小了。” 陶月答道：“一大把呢。”她跳到路牙子上面踮起脚尖走路，为了保持平衡她打开双臂，阳光穿透了衬衣，把里面的内容也暴露出来。 这天晚上，他眼前老是晃动着陶月。那种目光。说她有恋父情结时那种歪着脑袋的笑。以及那种灼人的曲线。
总统热线凉了几天，晚上刘宾儒又兴奋起来，说：“这回不是你出不出手的问题，而是侯川自己跳出来了。放心吧，我保证你从头到脚干干净净。” 老龚说，“我说过了，我绝不做这种事。”又说，“老实说我还真有点佩服侯川，他骂的是我，可骂得真好。” 刘宾儒笑：“真够xxxx狡诈！到底是当官的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噢。” 老龚就急了，说“你要再用这种口气说话，我绝不跟你来往！”话是如此说，可心里也不得不承认刘宾儒消息灵通料事如神。他是吃准了官场心理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钟书记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侯川的问题。按钟书记的说法，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因为老龚是当事人，不管他怎么申明侯川无大错，侯川是老教师，侯川是书呆子，侯川还是被责令写出不少于五千字的检查，甚至还要停他的课。反而是老龚被大家看得十分可疑、十二分的做作。 老龚说，“字数就不要限定了吧，字数能说明什么问题？” 钟书记说：“不行，有量变才有质变。” 于是他再坚持就有点滑稽了。反正是你们要搞的，你们去解释。他好象看见刘宾儒在暗中发笑，眼睁睁地瞧着钟书记落入他的锦囊。 钟书记说，“稳定压倒一切，不管是谁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影响稳定。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侯川也不是针对龚校长一个人的。我要没这点魄力，还怎么当这个班长？” 辛校长干脆说，“龚校长修养真好。” 似乎他老龚早就想开杀戒了，只是没有机会表演谦虚。 不能不承认，这就是高手。
下午，刘宾儒来到办公室，说：“我知道你怎么看我，我也不想跟你辩论。现在有个机会可以结识头儿，你去不去？” 才隔了几个钟头，他已经象雕塑思想者一样深沉了：“找头儿汇报一下？” 刘宾儒说：“什么汇报啊。这年头谁有兴趣听你这些破烂事？你得去活动！官场走动懂不懂？你得让官场熟悉你，了解你，记住你！” 到路上才搞清，原来是政府的一个招待酒会，是招待香港各界显要的。由于范围较小，这张请柬就比戏票值钱多了。按刘宾儒的话说，官场这个东西就象必须收费的三陪小姐，你不花钱就不可能对你微笑。你不投入就没有产出。 可是进了酒店，老龚第一眼就看见了钟书记和辛校长。两个人就象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手拉手地向领导同志挨个儿展示幸福，笑得甜蜜无比。他想不出他们此刻有什么理由能这么愉快。记得有一幅漫画：两个正在接吻的男女，一个正掏对方的口袋，一个举刀要扎对方的后背。 老龚一下倒了胃口，转身就走。刘宾儒跟到外面，拉住他：“怕什么你怕什么你？他们能来你就不能来？” 老龚说：“我不想碰见他们，更不想在这儿碰见。” 刘宾儒说：“他打他的你打你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就是竞争吗？” 老龚不吭。竞争什么？竞争拍马屁的手段？竞争谁笑得更好看？ 未若昌宗貌如荷，难得莲花胜六郎？已经可耻到这个地步了？现在就象一个乱了方寸的小丑，拿着刀叉到处找吃的，拐来拐去却拐进了厕所。 外面还下着雨。刘宾儒站了一会儿只好自己进去了。 酒店大厅的辉煌在雨中格外生动，象是一部火爆的青春片。
侯川是昏倒在课堂上的。诊断结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当时他正在分析魏晋文人美学理想的形成，拿着粉笔的手越举越高，身子却越说越矮，结果就画出一段不规则的抛物线。 老龚赶到时他已经躺在又脏又乱的大病房里。 侯川是老资格的副教授，按规定是可以住干部病房的，可是干部病房不收他这样的“专科病人”，因为他的蛛网膜在出血，很危险。而有危险的病人干部病房是不负责抢救的。这个理由听上去十分绕口，陪同来的老师们没人能说明白。 老龚亲自去交涉，值班院长强调这是制度，不可能破例。老龚认为这不合情理：“既然他是危险的，当然要把他放在有利于抢救治疗的病房里，现在一方面强调他必须安静必须休息，一方面却不给他创造安静的条件。难道干部病房不是用来治病的？” 那院长有点烦了，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老龚说“是同事”。一个老师说“他是S大的副校长”。 老龚这才想起身上还有名片。 院长看着名片，客气多了，说：“不好意思啊。干部病房确实有这个制度。” 老龚说，“那这个制度有问题。” 院长说：“我也认为不太合理，但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就不相信，如果市领导得了这个病，你们也不让他进干部病房？” 那院长看着他，笑了起来。一直笑到他也跟着干笑。 老龚只好带着这个困惑回到侯川的床前。 侯川艰难地点点头。 他也点点头。 侯川说，“你喝酒了？” 他愣一下，又摇摇头。 一个老师解释：“刚才和医院吵了一架。” 侯川就叹口气，再也不说话。 他也没说什么话。他觉着，说什么也是白说。这个曾经十分懦弱又百倍孤僻的人，如今已经浑身插满管子了，说什么话才能安慰他？他说不出来。现在，他忽然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了，怎么解释都没必要了。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从这些管子里进进出出，一点一点流失。 他站了一会儿，就告辞出来。可是来到走廊上，侯川女儿又把他叫回去：“我爸爸好象有话要说。” 侯川喘着，面色潮红，眼睛瞪的很大。 他说：“别急，慢慢讲。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侯川合上眼睛，好象憋得很厉害。 女儿替他揉着，泪挂了一脸。 他看着真是难受，说：“别乱动，特别是头不能乱动。以后再说不行吗？以后有的是机会。” 他突然睁大眼说：“把学校当学校办。” 女儿有些愕然，赌气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个。” 老龚一下就哽住了，半天才点头说，“我明白，放心吧。” 侯川笑一下，不再吱声，眼皮也慢慢合上了。 把学校当学校办，这话很费解，而老龚确实是听懂了。这话只有站讲台的人能说得出来。也只有站过讲台的人能听明白。学校的问题千头万绪，说到底就是没把学校当学校办啊。他以前没和侯川交换过意见，他们有过节，并不清楚他的想法，而且说起来恐怕谁都很难一句话讲明白。侯川到这个时候了，语言已经十分珍贵，所以才能这样简洁的吧？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一种原谅，一种期待。现在他在学校的处境，早就不是秘密了。 侯川曾经给学校推荐过一个人才。那人是他的老乡，在美国读建筑结构学的博士。当时S大正在大做广告，广求海外学子。侯川兴致勃勃为他穿针引线，后来还真把人给调来了。谁知来了不久就赶上优化教学环境运动，机关里大换血，公开招聘处长，希望大家都来“竞争上岗”。有一天这位博士接到组织部长的电话，问他为什么不报名，说你条件不错啊还是个党员。博士说我当不来处长的，我不想当处长。部长说你不想当是什么意思？博士说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自己不想当。这件事汇报到党委，钟书记说我们为什么要公开招聘处长？就是要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过来嘛，这种态度建筑系党总支要做工作。后来建筑系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博士总算同意当个系副主任，才算有了结果。又过了半年，博士提出来副主任也做不了，要求辞职。系主任说，你要不当副主任只能当普通教师了。博士说普通教师有什么不好？普通教师都有工作量的。我能完成工作量。行，那你先到夜大去代课吧。于是博士就每周用三个晚上到市里去给夜大学生讲课。讲了一个学期，博士受不了了，再次提出辞职。现在这位博士在美国一家州立大学任教。 侯川曾经发过牢骚，说是S大是在办衙门不是在办学校，S大只能养棺材不能养人才。 老龚听了只有苦笑。其实他是为博士说过话的，可说了有什么用呢？学校里的做官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现在评价人才早就不讲他学问如何人品如何课讲得如何，只说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手上控制着什么样的资源。职位确实是衡量才能的一把尺子，有职务的老师确实能得到各种实惠，项目啊职称啊经费啊，等等等等。这是一种空气，一种文化，任何人都逃避不了。这位博士连这个都不懂，自然也就不能算是个人才了。 侯川连这个都不能理解，自然是只剩医院一条路了。 有时自己不也在怀疑：我们真的是在办学吗？
四 于是找领导汇报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要找就找一把手，要说就说个痛快，他对刘宾儒说：“你替我安排，到时候我要不说我都不是人。” 可是真的到了书记楼下了，老龚又迟疑起来。 刘宾儒给他打气道：“支持从来都是互相的。学校换届，市委不也要换届吗？市委书记同样需要你的支持。” 老龚说：“关键是你不让我谈学校的事。那我上人家家来干吗？来干坐？” 刘宾儒说：“完全正确。” 两个人在市委宿舍外面拉扯起来。本来劲头挺足，吃了一个哑巴亏，就好象上了一次发条，可到了小院门口他又觉得没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呢？你越是汇报，越是象告状。越是告状，越说明你心中有鬼。君子坦荡荡小人常嘁嘁。可是你不汇报，跟市委书记挨得着吗？ 其实能争取到这次约见也不容易，刘宾儒钻了好几天才逮到一个空子。刘宾儒说：“你耍我啊。” 好在书记还挺高兴，连说了好几个欢迎欢迎欢迎。 按刘宾儒的说法，现在市道又变了：十年前大款流行包二奶养小蜜，现在真正的大款都养着几个领导干部；而领导干部呢，十年前流行钻门子找靠山，现在真正有头脑的干部都在结交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因为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怕被人瞧不起，别看他们表面挺威猛。他们都有历史恐惧症。 老龚叹息：“我都五十岁的人了。” 刘宾儒吼道：“你就是一百岁，也得顺应潮流。再说你的目的高尚啊，手段也不低劣。你又没拿红包，不就是来看看人家吗？” 不过进了门以后还好，两个人配合默契。拍马屁的话全由刘宾儒包了，老龚只负责说是啊是啊是啊。书记也挺随和，没什么架子，还把家里藏的一副字拿出来请老龚鉴定。问到学校，老龚也只是含糊其词说还行。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已经完全成了刘宾儒的木偶。 书记说：“你们那个钟健怎么样啊？” 老龚怔了一会儿，又说还行。他注意到刘宾儒也愣了一下，没有提示。 书记说：“钟健没什么文化。”他做了个含义不明的手势说：“哦，文凭还是有的。”就自己先笑起来。 这是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段话。但仔细琢磨，似乎也说明不了什么。 临出门，刘宾儒说，“我们一直想请书记出来聊聊，比如喝个早茶什么的，又怕您不方便，您不是自由人。” 书记于是感叹一番没有自由的烦恼，不过他又说，“跟你们出去我怕什么？” 老龚趁机夹进去：“那我哪天来请您？” 书记说：“好啊，没问题。跟你老龚喝早茶怕什么？跟你洗桑那我都不怕。那些企业老总我不敢沾，沾不得啊。” 出来以后，刘宾儒很兴奋，把老龚的肩膀拍了又拍，信心大增的样子。 老龚呼出一口长气说，“我都快憋死了。本来正好可以谈一谈问题的。” 刘宾儒说：“又来了。现在这样恰到好处：你什么没说，他也没说什么；但你确实已经说过了，他也确实说过了。” “他说什么了？” “第一，他说钟健没文化。第二，他说钟健有文凭。第三，他笑了……” “还是等于零。” “不，”刘宾儒撅着嘴，摆出一副老到的架式：“没文化怎么领导大学？有文凭就能领导大学？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 老龚终于笑出声来。 刘宾儒说：“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他已经注意到你了，说不说都一样。而且有些话是用不着说的，点到即止，就象打太极。” 老龚点头表示同意。但紧跟着新的问题又来了，而且由此又引申出一系列更加严峻的问题：把钟健往哪儿放呢？他没有经济问题，起码现在还没发现他有。也就是说他是只能升不能降的，国情如此没有办法。到市委市政府去肯定不行，这种人不能让他搞实际工作，那样会把一切都搞得一塌糊涂，那样是对全市人民不负责任。经过讨论他们发现这种有文凭没文化的干部其实最难安排，拎起来一大挂放下来一大摊，就象洗不干净的猪大肠，搁哪儿都别扭。到人大也不行，要知道人大现在负有立法的重任，这样的人去了祸害更大。最后只有请他到政协当常委或者当副主席。那儿适合他，可以整天去说大而无当的废话：××同志讲话很重要，我们要深刻领会坚决落实！或者：我们敬爱的××同志亲临现场，我代表××××表示衷心感谢！那儿确实也能满足他，可以经常亮相而且风光无限。 如同不愿尽孝道的儿女热衷于为有残疾的孤寡老人安排婚事，尽管搞不成谈论一下也很愉快，可以减轻自身的压力。 他们坐在人行道上喝啤酒，躲闪着擦肩而过的行人。讨论到后来不免又生出一丝悲哀：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市委对高校不重视，明知他是个猪大肠还要放到高校来。 老龚红着眼说：“管他到哪儿，只要他离开S大就好。” 刘宾儒说：“关键是你要上来。” 老龚说：“谁知道呢，也许又换了牛大肠。” 刘宾儒说：“那就看你识做不识做了。桑那一把！” “还真的请啊？” “那还有假？让小姐捏捏他不快活？” “不会搞出什么事情吧？他不会认为我是个老手吧？” 刘宾儒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哪里？” “虚伪！扭扭捏捏！这种作风二十年前就淘汰了！” 路上行人很多。有两个小姐还停下来，大概想观察一下，这两个体面人下面还有没有生意可做。
接下来日子繁杂而又奇特。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校园里风向陡转。 首先是对侯川的通报批评和侯川在课堂上猝然倒下，激起了教师的公愤。校内网页上的BBS天天都是这方面的言论，集中起来就是“教师有没有权力公开批评学校的管理”。钟书记起初还想弹压，把几个网站的头儿狠狠修理一番，说是守土有责，如果不能清除网上污染就坚决取缔。可是网上传播比瘟疫还厉害，这事很快引起上级有关部门的注意，不断来电询问，搞得钟书记又害怕起来。 与此相反，老龚在侯川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不但无损丝毫，反而连连得分。他向侯川鞠躬认错的举动被传神了，他被描绘成一个既能捐弃私人恩怨又能维护大局的新时期开明领导。他既能忍辱负重又能坚持原则，既能公私分明又能顶住压力。总之那种被动挨打的感觉一扫而空，反而因为被动收获了许多笑脸。这种感觉特别奇妙：突然一下晴空万里，看到了自己的人格境界。 恰好那个曾经向校图书馆赠书的区委书记出事了，传说他家床铺底下搜出一只箱子，里面的港币现金就好几百万。这下钟书记慌了，逢人就解释“学校建在人家地盘上，不得不搞好关系”的苦衷。好象他是被逼到公公床上的小媳妇，大有打碎牙齿往肚里咽的无奈。 紧跟着是市委组织部对校领导班子考核打分。按照规定，每个班子在换届之前都要在中层干部中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也就是打分。本来是个例行公事，上级也绝不会根据分数高低决定去留，这道理谁都明白。可是由于“侯川事件”的铺垫渲染，人们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给领导班子来了个不及格。班子不及格，自然是主要领导不合格。而给领导干部的打分，老龚自然又高踞榜首。这样一来，钟书记捂着腮帮的呵呵笑声就跟咳嗽差不多了。 校园里过去有个饭馆，是承包给一个老师的。钟书记搞优化教学环境时下令停办了。这个老师拿着承包合同告到法院，法院判决学校赔偿损失。本来赔了钱事情已经了结了，可这天又来了一帮记者。 听说是中央电视台的，钟书记就决定把中层干部会停掉，亲自来接待他们。这帮记者很能煽，先让钟书记把伟大意义说够，把镜头瘾过足，然后才连珠炮似的发问，搞得他浑身红血球队列似的在脸上一排排碾过。 “您认为党委的中心工作能压倒一切吗？教学环境与服务设施有矛盾吗？学校签合同很随意吗？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 钟书记毛了，说：“我是党委书记，当然是我大！” “您能不能再重复一遍，我们再来一次怎么样？” 钟书记这才知道上当，伸手去挡镜头，正好又给录下来。 《经济半小时》播出了这个节目，某大报还配发了消息和评论。钟书记这才明白上镜头并不那么好玩，见到谁都把腮帮托起来作沉痛状，那种呵呵笑也更加夸张。一边摇头一边说：“这是断章取义嘛，蒙太奇嘛，他们跟我搞蒙太奇！” 与此同时，学校也成了热点。当地一家小报对S 大进行追踪，随便一件小事，都要深入报道，没完没了地纠缠。教授离婚，学生自杀，都成了他们的开胃小吃。而且查有实据，角度刁钻，看似社会新闻，其实都暗含着深意。流言，象毒蛇吐出的信子，没完没了地追着这座美丽的校园。据招生办的老师调查，今年本地考生中有不少原来打算报考S大的学生现在都有退缩的倾向。他们并非出于出于专业或者城市的考虑，而仅仅是觉得不光彩。正是全国高校都在摩拳擦掌扩大招生，竞争日趋激烈的当口儿，全校没人不骂的。骂领导成了时尚。 钟书记下令学校任何单位接待新闻记者都要经过党办批准。他说：“现在上面对新闻工作很有看法，正在整顿，学校又处在敏感时期，党委不能不管。” 其实钟书记差不多已经崩溃了。 有一天正在办公室里说事，突然头顶上响起电钻声，钻得人心烦意乱。教务处牛处长神神秘秘地告诉他：“这是钟书记装修办公室呢。”老龚不解：“又装修什么办公室？”牛处长问：“你真不知道？” 原来钟书记前几天请高人来看过了，高人认为他办公室的朝向有问题，阴气盛而阳运衰，镇不住人。破解的办法就是把门窗重新改过，放两只石头狮子镇一镇。另外这位大师对咱们学校的校旗也有看法，建议换成白底红字。可是办公楼都是正南正北的朝向，钟书记只好找一间顶楼的办公室，把门窗卸下来重新安装，窗偏东南门向西北，而且高高在上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了。 没有人不摇头暗笑，也没有人出面劝阻。老龚心想，一个高校落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他也不吭声。 又过了几天，党办通知：周末组织一次爬山活动，要求全体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必须参加。具体安排是：凌晨四点集中，在六点整登上特区最高峰迎接日出，它标志着S大将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世纪。这本是2000年第一天的活动，因种种原因推迟了云云。 这一路上尽管牢骚不断，却也没有缺席的。大家都想来看个新鲜，他们说，这是“开光仪式”。果然，太阳升起，S大的新校旗徐徐展开，白底红字，硕大无比，迎着朝阳波涛一样起伏。钟书记把那对牛眼瞪圆了激动地说：“这个时刻我也不想多讲了，我祝愿大家发财发财再发财，祝愿学校千禧千禧千千禧！”
然而“开光仪式”并没给S大带来好运。据招生办预测，今年本地走读生的扩招计划根本完成不了。S大是地方大学，过去计划局要求至少有一半指标留给本地考生，因此外地考生想进来是很困难的。现在这个形势一来，想临时增加全国扩招指标也来不及了。生源是学校的命脉，关系到学校实实在在的命运。 这一下，钟书记也傻掉了。他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千禧本是基督教的概念，他祝愿学校“千禧”的本意也许并不坏，总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意思吧，可他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这天学校又来了几个记者，纠缠着非要采访钟书记，搞得他都要哭出来了。 老龚骂刘宾儒：“你搞什么鬼啊？你的强项就是这？这帮人全是你朋友？”现在老龚火气也大了，对刘宾儒明显有点居高临下。他在学校的声望如日中天，刘宾儒自然也就矮了下来。 刘宾儒说：“绝对不是。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朋友？我只是给电视台打过招呼，而且我只是提供新闻线索，至于怎么处理那是人家的事。我错在哪儿了？我怎么可能往自己脸上抹灰？”转而他又阴阴地笑。 老龚说：“你笑什么？” 刘宾儒说：“我劝你不要当那个烧香引鬼的黄道士，把鬼请来了又嫌它太难看，不是你理想中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老龚说：“我本来就不赞成你的什么锦囊妙计。S大不是咱们自己的学校？你把学校搞得这么被动有什么好处？你捅的漏子你去把屁股擦干净。” 刘宾儒叫道：“这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宣传部长！” 而那几个记者仍在钟书记那儿纠缠。想想，他只好自己过去了。 钟书记照例还是埋怨蒙太奇，埋怨断章取义，一脸油汗地托着下巴。 那几个人虽然年轻，从神态上看却很老到，正一脸虔诚地给钟书记下药。“钟书记您是谦虚。”“钟书记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钟书记您回答几个小问题！” 老龚黑着脸说：“你们把S大搞臭了能有什么好处？我可以回答你们：第一，工资我们一分不少拿；第二，干饭我一碗不少吃；第三，你们害了一万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毕业了还要不要找工作？他们还要不要生活？他们比你们还年轻啊。你们真的认为这样搞很有意思？” 钟书记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几个人互相看看，不吭了。 从办公楼出来，他的心一直在发抖。他不知道这样会做产生什么结果，传媒会收敛一些？或者变本加厉？把自己也拖进去？但不管怎么样，最直接的作用是他帮钟书记解了围。而这一点恰恰是他不想干的。他越想越委屈，越觉得自己太善良了，整个一个东郭先生。 他巴不得钟书记越陷越深，洋相出尽，这样市委才能重视S大的问题。怎么派这样没水平的人到大学工作呢？大学是什么地方？他能培养什么人才？赶快调走！最起码搞得钟书记无暇自顾，焦头烂额，至少也可以少一些瞎折腾。 可他又不能不出手，不能不出来说话。毕竟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关系两千教职工的饭碗。要说就要把话说到位，说得绝，让人家印象深刻，不再来纠缠。这就好象踢了一个漂亮的乌龙球，倒挂金钩，香蕉弧线，但球却飞进了自家球门。他只是帮了对手一个忙。 是的，他们就是对手，是政敌。承认这一点，正视这一点，才能摆正位置。以前之所以总觉得窝窝囊囊，稀里糊涂，就是因为不敢正视，不愿意正视。想清楚这一点，他才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才能真正理解了钟书记。“跟我比他比我懂高校，跟辛校长比他比辛校长懂特区”－－这话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印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归纳出来的。换句话说，钟书记早就把他当作真正的对手纳入那个“系统工程”之中了。 而自己呢，现在呼声显然高过了钟书记和辛校长。班子换届在即，市委是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的。当然，不能满足，不能陶醉，还要继续发展。要出新招儿，要彻底改革，要把S大推到一个新境界。 “龚老师，您在跟谁说话呢？” 是小陶。老龚说：“是你啊，下班了？” 陶月说：“我在这儿观察您半天了。” “是吗？”老龚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神经质？” 陶月挽起他的胳膊：“我陪您散散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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