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麻雀 五 期末考试的前一天，侯川的噩耗传来。 当时党委正在学“三讲”的文件，所以很快就定下治丧委员会的名单。老龚一直是侯川的领导，自然要当主任的。他也不推辞，此刻内心里真的很愿意为侯川做一些事情。从前不管有多少疙瘩，毕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仔细想想，自己虽坐在校长的椅子上，真正的同类还就是侯川。如果当初是侯川当了系主任，而自己埋头著书，死抱理想主义不放，那么今天该追悼的是谁还不一定。 可是真的是同类吗？如果跟侯川换一个位置，可能也会为当不上教授焦躁不宁，可能也会为送礼走门子大伤脑筋，但真是遇上上次的停课事件，也能把一切都置于脑后吗？你有勇气仗义直言，破口大骂吗？你敢冲进会议室，抢过别人的话筒，面无惧色吗？ 从前你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也曾挥拳揍过那个流氓大队书记，并为此付出了八年农民的代价。你也曾见不得虚伪狡诈，一怒而远走特区。可是从什么时候起，你的脊梁骨就软了呢？你甚至为准备一次发言，一次可怜的申辩，还专门买一包烟来壮胆。 欲望真是个可怕的腐蚀剂。你伸手了，你想得到，你害怕失去，所以你就软了。人是不能伸手的，手一伸，腰就弯下来了。 他觉着，心脏裂开了，呼呼地透着冷风。然后这凉意又一点一点传到四肢。整整一天，他脸都青着，饭也没出去吃。都说，龚校长因为侯川老师难过呢。有谁知道，他是为自己难过。 悼词是指定陶月执笔的。陶月是侯川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这样的安排谁也没有话说。他亲自去档案室把侯川的档案借出来，让陶月带回去看。按规定，这是不可以的。他吼道：“他人都死了，你们还守着档案有什么用？”
晚上，刘宾儒拎着一箱啤酒上他家来。两个人坐在凉台上喝得沉闷且凶猛。 喝了四五罐，刘宾儒才开口说：“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他显得很沉重，话锋早失去了往日光彩。 老龚原可以刺他两句：没想到结果，也没想到原因吗？可话到嘴边也就忍住了。这种事从头到脚都是脏的，谁也干净不了，谁也高大不了。 七月天了，早就是盛夏了，两个人喝得大汗淋漓，就把汗衫也扒下来，光膀子干。他们这个住宅区是市政府的福利房，熟人不多，学校老师更少，所以也没什么顾忌，只是话越喝越少，汗越流越多。 老龚说：“月圆了。今天农历十几？” 刘宾儒抬头看看，说：“谁知道啊。我来特区就没注意过天上还有月亮。” 老龚说：“尽注意霓虹灯了。” 刘宾儒看着他，不答。 老龚说，“一个人离自然太远，不好。” 刘宾儒嘴撅撅，还是不吭。 老龚就一个人嘀咕：“那可不好。” 又喝了两罐，眼看着圆月挂到西边楼角上了。老龚老婆喊，“几点了？你不上班了？” 刘宾儒这才惊醒似的说，“该走了。”说走，屁股却不动。 老龚只好又开一罐。喝完了，刘宾儒说，“真的该走了。”老龚站起来，刘宾儒却还坐着不动。 老龚说，“你是不是有话要讲？” 刘宾儒这才站起来说，“你能不能推荐我一下？” 老龚问，“什么意思？” 原来是下半年省里要开“两会”，省里也到了换届的日子。刘宾儒听说分给学校几个名额，有代表也有委员。刘宾儒的意思是，以他的知名度，给个政协委员他是不干的，但如果学校推荐他进常委，他还可以接受。 这么个破事，磨磨唧唧折腾半夜。开政协会不就是一年吃几顿饭吗？ 老龚说，“行，只要开会，我就推荐你。”又说：“不过我推荐的往往很难通过，你要有思想准备。” 刘宾儒尴着说：“尽人事，顺天意吧。” 没料想第二天党委果真就开了会。钟书记解释说，本来在考试期间不想案排会议的，可组织部催得太急，立等着要报。 刘宾儒自然是在名单中的，只是谁能进常委，很难说出个标准。老龚急着要去考场，就先说了几句。无非是研究经济的符合时代潮流，党外人士知名度高等等。他一说完，钟书记就附和，钟书记一附和，辛校长也就没什么意见了。于是会议就结束了。 事后又觉着有些蹊跷。按照惯例，在人的问题上，钟书记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而刘宾儒又不在他那个侧重范围之内，怎么一说就通过了？这也太顺利了一些，轻松得让人有点失重的感觉。钟书记还搂着他膀子说，“龚校长你是有水平的人，有什么好建议你尽管说，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为了不影响考试，他就建议追悼会放在下班之后进行。这在往常是不可想象的，牢骚怪话肯定少不了。然而出发时候却发现八辆大客车根本不能满足，只好临时又组织了十几辆，连卡车上也站满了。除了自发来的老师，还有好些学生，有的还自制了花篮和挽联。这些器物如今殡仪馆都是现成租用的，可他们还是要带。大家都不说话，听指挥得很，一个个庄严肃穆着。这阵势把殡仪馆也吓住了，他们说，多少年都没见过这种场面了。 这气氛自然又感染了钟书记和辛校长。按照“规格”，侯川只是个副教授，他们两个参加已是超常待遇了。现在辛校长却提出来要亲自主持仪式，由钟书记来念悼词。钟书记也是动了情的，当他念到侯川“一生清贫，一身正气，一惯严谨，一厢情愿，痴心不改地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时候也哽住了。会场上一片抽泣。后来，向遗体告别的时候，他居然做出一个要扑上去的姿势。当然这只是一个插曲，在那样的气氛下并没有多少人在意。 其实在此之前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件”，如果没有学校对侯川的“决定”，无论侯川怎样英年早逝不管怎样清贫正义，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他想，侯川也值了。自己死的时候，能有侯川一半就满足了。 回来路上，他就一直陷在这个问题里。 回到学校，人都散去了，正准备回家，陶月来了。 陶月幽幽地，“龚老师，谈谈行吗？” 他问：“怎么啦？很压抑？” 陶月点头。只几天时间，陶月瘦了一圈，眼圈黑得象熊猫。 他说：“悼词写得不错。特别是一厢情愿痴心不改八个字，有嚼头。” 陶月说，“我就是想和您谈谈这八个字。” 于是他就留下了。他们先在校园里转，然后又上了滨海大道。 陶月说，“侯老师的档案您看过吗？”她说，“我全都看了，每一页都看了。他大半辈子都在写检查您知道吗？” 老龚有些吃惊，“怎么这些东西还在档案里？不是早就清理掉了吗？” “还在，从大学时代开始的都在。太可怕了！” “为什么事呢？” “为了入党。他每个季度都写一份检查。连他妈妈的来信都附在上面。” 老龚松口气说，“那叫思想汇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和你们现在不太一样，这些我们都经历过的。” 陶月叫起来：“你也和父母划清界线了吗？你也把父母骂得一钱不值了吗？他妈妈来信求他，希望他每月能给家里两三块钱，他居然把这样的信都交出来，你能做到吗？听到他爸爸平反的消息，他居然表示不相信，希望党组织能给他查清楚，你能做得出来吗？” 老龚有点发呆，心想难怪侯川性格这么古怪，他早就被搞得不成样子了。 陶月说，“看到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他根本对入党是不抱指望的，他写了一二十年检查仅仅是为了继续留在学校里。所以我才想到一厢情愿这个词。” 侯川瘦瘦的，小小的，平日里眼睛总是红的，从来不参加系里的活动，讲课总是认真无比，声音总是嘶哑着，有时也和学生抬杠，争起来脖子和脸一样粗，……想到这些，他鼻子也酸了。 “这年头谁怕谁啊，我谁也不怕了！” 现在他完全理解侯川了，他其实是把一辈子积压的能量集中在一次爆发，作了一次总的燃烧。燃烧完了他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念想。 陶月抱着他的胳膊靠在他身上簌簌发抖，说，“太可怕了。” 老龚拍着她说：“好在那只是历史。他是个活在历史中的人。” “不对！”陶月说：“您是说这些全都过去了吗？没有，这种历史还在延续，一直延续到今天。不然你就没法解释他为什么会把讲课看得那么神圣，没法解释那么胆小的人会去抢话筒，更没法解释为什么最后总是对弱者大开杀戒。” 老龚怔住了，这些问题他确实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今天的争斗与历史有多少联系，自己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负什么责任。
滨海大道是一条干线，它将海湾切去了一角，使原先的滩涂完全变成了陆地。前几年这儿还有成片的红树林和成群的红嘴鸥，现在这种景观已经见不到了。红树林还有几丛，被宫墙似的建筑隔离起来，据说是为了让它免受噪音的杀伐。可是离开海水的红树林就是住在宫殿里，还能叫红树林吗？ 他们慢慢往回走，谁也不说话。夜已深了，那感觉不免有点异样。 可是已经迟了，他们被几个穿黑制服的围了起来。 老龚厉声叫道：“你们想干什么？”陶月紧紧靠着他。 “这话该由我们问。” 老龚说：“不要胡来，这个地方警察多得很。” 那些人笑起来，“他以为是演戏呢。”又说，“注意你们很长时间了，走吧。” 老龚说，“为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扫黄打黑懂不懂？” 老龚愤怒了：“胡闹，扫黄打黑扫到我头上来了？”可是话音刚落，他腿一软，不知怎么就跪了下来。 陶月把他拉起来说：“你们弄错了，我们是S 大的老师，他是我们校长。” 那些人又笑，“他是校长我还是市长呢。” 老龚叫：“你们怎么打人？”然而他再一次跪倒在地。 “打人？谁打人了？” 陶月搀着他，在耳边轻声说，“看样子不象流氓，跟他们走。” 果然他们被带进了派出所。可是进去以后就由不着他申辩了。两个人被分开审讯，老龚每一次想说话都要被厉声的“回答问题”打断。然后从姓名开始，一遍一遍地重复毫无意义的回话。后来渐渐发现这些人不太象建制内民警，更象是临时招来的保安，可这时连反击的劲头也丧失了。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也累了，就让他自己把昨晚的经过写出来。写完了，又让他摁上手印，他们就出去再也不露面。这时他才想到有可能根本不是什么误会，而这时他也差不多软成了一滩烂泥。 上午九点，保卫处长一脸惊恐地赶到，任陶月愤怒地大喊大叫这是阴谋这是圈套，他只是陪着笑脸。坐到车上，保卫处长才说，“钟书记把我训了一顿，他说龚校长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他要摆酒给您压惊呢。”又说：“就我们几个人。” 老龚叹了一口气，什么话也没说。现在说什么也是白说了。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果不其然，一些人的目光开始异样。交通车上都是同事，平日上下班气氛都还不错，而现在说出话来都是不着边际的：“温室效应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人都疯掉了，一个抢劫的为十几块钱就杀人。” 老龚和老婆不在一个单位，平时老婆也不大过问他的事，现在也黑着脸非要他讲“老实话”。怎么解释都是苍白的，老婆说，“这个圈套怎么不套别人，刚好把你套住呢？” 他只好赌气说，“我真是有问题了！” 本来可以问计的人现在也不见了。刘宾儒失踪了，上下班见不着，打电话也找不着，直到放假的那天才出现。 学校放假照例要开个党委会，小结一下，安排一下，有什么事情再说一下。这天比以往更加例行公事，好象谁都在等着回家没了讲话的兴致，就是办公室主任在说，钟书记作答。答话时还要背一两句小诗以示博学，完了就拍老龚的手，把头仰起来哈哈一笑。老龚自然是没有心情的，他现在看钟书记真的很象节目主持人了，他的表演比任何时候都夸张，比任何时候都投入。套用时下的流行方式，这家伙简直可以当选本世纪味道最馊的人。 还有一个人也很奇怪，就是辛校长，从头到尾他没说过一句话。一张脸就象梅雨天返潮的猪肉皮，毛孔粗大而且一直挂着汗滴。他从前每次开会都要有意无意地提两句市里的领导，他不说×书记或者×市长，他省略了姓，而只说名字，“××同志又怎么怎么啦”，可是这天他一个字也不提。 结束时钟书记大开双臂挡在门口，叫道：“谁都别走！今天我请客。” 别人都站住了，只有辛校长从另一个门溜了出去。边走还嘀嘀咕咕说，“谁请客还不是公家掏钱？” 一车拉到南海渔村，早有小姐把他们迎进贵妃厅。一看，刘宾儒已在那儿等着了。刘宾儒说，“不好意思，听说钟书记请客，我就秃子跟月亮走了。” 有人说：“这不叫跟月亮走，这叫秃子等月亮来。” 钟书记接着说：“可不敢这样讲。刘常委是省级领导，将来还靠他支持呢。” 然后他们就笑。老龚看着，就看出点意思来。 其实这个结果早就能预见的，只是没往那地方去想。既不是意外，也就用不着悲哀了，他想。只是这个秃子也忒狡猾了一点，早就知道月亮将从那儿升起。 大菜自然是龙虾鲍翅一类，钟书记让每人再点一样小菜，轮到老龚，他就趁机点了一个“清炒混蛋”。众人不解，老龚说：“把鸡蛋、皮蛋、咸鸭蛋放在一起搅和，可不就叫混蛋吗？”又对领班的说：“混蛋要炒得老，越老越有味道。” 酒要的是小糊涂仙，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老龚本来喝白酒是不行的，现在居然也是兵来将挡，一副全然不惧的样子。这晚行的酒令是：女人不能说随便，男人不能说不行。于是谁也不想犯规，都表现得很行。 喝到半醺，大家都放开了，黄段子也出来了。钟书记忽然扒他肩膀说：“都在传你老兄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呢。” 老龚脑袋陡然就大了，伤疤终于挑开了，一时间桌上安静下来。都想等着看他的洋相，看他怎么狡辩抵赖，怎么理屈词穷越描越黑。一股豪气从脑门上冲出来，他把酒喝干了，酒杯往桌一顿，站起来说：“一点不错，我确实情场得意。不是都讲自己行吗？我就更不能说自己不行。钟书记，龚某人做官可以输给你，做人就绝不能输给你！”完了把椅子一摔，进了洗手间。 进了洗手间，忽然就吐了，吐得翻江倒海，泪水直流。 刘宾儒跟进来有点同情地看着他，说，“何必呢？”。 他洗了脸，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狼狈不堪，又看见了刘宾儒的衣冠楚楚。 刘宾儒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他请了个院士来当校长。” 老龚笑了，其实辛校长下午的表现已经说明一切。 刘宾儒又说：“你不要误会我，我并没有出卖你，我……” 老龚摆摆手拦住他，一个字一个字说：“你认为我现在还有兴趣吗？”
假期里，老龚把几部过去的讲稿翻了出来，时间太长，有的已经发黄变脆了。稿纸上眉批和尾注写的全是小字，不戴镜子都看不清了。这让他产生一种去日无多的感慨，往夕何夕，生命流失，苍凉而又无奈。 这心情持续了好些日子。 又有一天，陶月忽然来一个电话，是从香港打进来的。 “龚老师，我向您道别了。” 他问：“道别是什么意思？” 她不回答，却说：“真不好意思，上次给您惹了麻烦。” 他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它。你是出去旅游吗？” “不是，”她停了一会儿说：“我是去结婚。” 老龚说：“是吗？那我……祝贺你。新郎是谁？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陶月说：“您不认识的。连我也……没见过。” 老龚激灵一下，问：“你怎么也……？你是开玩笑呢吧？” 陶月说：“是真的。我想了很久，只有这个选择。对方有条件供我读书。” 心就象被捏了一把，隐隐地疼痛起来。她不说新郎的名字，也不说“他”，却说“对方”。她没见过这个人，却只有这个选择。 老龚半天反应不过来，更想不出应答的话。 陶月说：“给您打电话我只是想提醒您一句：您要注意保护自己。” 要是自己的女儿他就会说，你这是胡闹。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想留学也用不着这样。别的途径多得很。要是陶月事先来征求意见他也会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你是一个好女孩，你完全可以读在职的硕士博士，你完全应该有更好的前途。可是此刻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突然明白过来，陶月显然还有另外的考虑。她只是不说破罢了。 是的，陶月走了，结婚去了，校园里所有的疑虑都不复存在了。所有的谣言和攻击都还给了制造者，他又一身轻松了，又可以进入下一轮角逐了！ 想到这一层，就更加难以启齿。说多了反而显得自己自私，显得自己做作，好象是故作姿态，好象是表演豁达，那把陶月又置于何地呢？ “龚老师？” “你说你说，我听着呢。” 陶月说：“龚老师，昨天我去看蔡元培的墓了，挺荒凉的。我就以您的名义献了一个花篮。我想您如果在这儿，也一定会献的。” 他便一下子噎住：“是，一定会的。” 是的，如果他在那儿，有人提醒，他会的。可是香港，他不知去过多少遍了，怎么从来就没想到去蔡先生墓上看一看呢？从师承上说，他比陶月近得多，他毕竟在未名湖畔度过了四年，在燕园红楼有过无数次倘佯，怎么反而是陶月想起了蔡先生呢？陶月和蔡先生有多少联系？或者仅仅是一个理念？ 陶月啊，你究竟想说什么呢？老师也是人，是普通人，他也得顺应环境，你太理想化了。高尚要有高尚的条件，这东西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可以逼出来的。他木木地不知如何作答，直到陶月收线了，他才道声再见，并且满耳朵都是电流的嗡嗡声。 他抬头，看着书架上自己早年的一幅枯笔卷轴，如今已经落满了灰尘。他曾经很得意这种笔法，苍劲挺拔，傲霜斗雪，干涩苦行，呕心沥血。好象也曾拿出去得过一个什么奖的。那幅字的意思也好，是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的话，说的正是那个时代，一代学人天真遥远的谵语狂言：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2001年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