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产业化不是败笔
驳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出现的问题》
乌克兰哈而科夫国立大学 fishone
自90年代以来，教育的改革发展可谓是蒸蒸日上。但有些学者对此的看法却相差甚远。
香港《信报》在去年11月18日发表了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出现的问题》一文。文中指出中国的教育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败笔”：其一，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其二，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其三，假大空的并校作风。对关于郑先生提出的这三大败笔，笔者认为是作者没有认清现象的本质，盲目的给中国多年来的教育改革戴帽子。在郑先生所提出的这三大败笔，是以第一败笔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就不可能出现另外两大败笔。因此，推翻郑先生关于中国教育产业化是否有必要是本文的重中之重。
郑先生说，世界上无论那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惟独中国是鸡立鹤群，求钱求利为上。大家应该很明白，由于中国多年来的文化积淀，想上大学读研究生的人比比皆是，但是生多粥少，根本不能满足中国普遍性高等教育的需要，以至于大家纷纷逃亡其他国家求学。这倒不是说去其他国家求学不好，而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发展。中国虽然在今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着渴望受到高等教育众多无奈面孔，资金的短缺让他显的很是苍白。很多高校的发展受到了资金的制约。而在中国教育体制并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这些高校根本无法去社会上私募基金。对他们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通过教育的产业化，达到自己融资的目的。不可否认郑先生所谓的“钱权学术交易”的存在，但不能因为手上长了个疮，就一刀把人杀死。中国走向教育的产业化是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他的弊端不是教育产业化自身的错误，而是缺乏对教育产业化科学发展的研究。教育科学产业化的发展，在中国近年来只仅仅停留在课题表面，而对之的比较深刻，比较系统的科学研究却寥寥无几。尤其是伴随着教育科学产业化而随之带来的社会问题，更是令人担忧。郑先生在文章中说，现在的高校收费过高，让很多的农村学生上不起学。教育产业化不是这种现象的刽子手。搜狐网首席经济顾问郎咸平在网上发表了《郎咸平谈三农：放弃财政补贴 将地下金融合法化 》（1）一文，文中提出了关于农村学生上不起学的根本性问题，他认为是农业的附加值太低，以至于农民的收入过低。高校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而且应该给予这些贫困生一些必要的条件，并且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给予这些贫困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例如银行贷款等，虽然杯水车薪，结果不是令人很满意。但问题是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高校，而是郎咸平先生所说的“农转工”的社会性问题。但郑先生却胡子眉毛一把抓，把犯了窝藏罪的罪犯当成了杀人犯。以至于他这个执法者避重就轻，犯了过失罪。
而同时是基于这个层面的“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以及“假大空”的并校作风，事实上是教育产业化初级阶段缺乏科学指导的必然现象。郑先生认为大学升级毫无理性，当然不能否定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大学的升级存在着盲目性，但问题是像郑先生所谓的“娶了媳妇忘了娘”的说法是很少存在的。郑先生说，大学的升级让很多的“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他不知道，“不见了”并不代表不存在，“不见了”不就等于没有。尤其是这些所谓“消失了”的高等专科学校和一些技术性的专门性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基本上都还保留着原来很多的教学体制，以及专业和技术课程，对那些渴望等入高等专科学校和技术性专门院校的学生来说，只是旧枪换新枪，而子弹没有变。并且同时，这些升级的高校还为这些学生下一步的深造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毫无理性”有点言过其实。
郑先生说并校的“假大空”不能怪郑先生，可能他不是学管理的，不知道先建立一个体制一个结构一个部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下，一夜之间的“真大实”并校，不但会引起社会多个层次的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让很多人成为中国的呜咽游民。中国的经济要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混乱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改革和教育产业化的问题，他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危害，恐怕都是郑先生本人所想不到的。因此，从某中程度上可以说，并校活动刚刚开始的“假大空”只是向并校的“真大实”的一种稳定过度，只要等到时机成熟，并校的“假大空”必定被“真大实”所代替。

参考文献：
D 报纸文章
（1）郎咸平《郎咸平谈三农：放弃财政补贴 将地下金融合法化 》BUSINESS.SOHU.COM　2004年4月28日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