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考博经历

　　一、本人情况

　　我叫甘德怀，男，1974年出生。1996年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现改名为南京工业大学），199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法理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6月至2001年6月，任江苏省淮阴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2001年6月从该法院调入河海大学。目前是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

　　二、初试有关情况：

　　2004年3月13日、14日参加了北京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我报考的是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导师为朱苏力。报考该专业该方向的共有26人。整个法理学专业共有67人报考。（除法社会学方向外还有三个方向即法学理论、科技法学、立法学。）

　　2004年4月6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在网上公布初试成绩。4月8日我从网上获悉成绩。各门课程分别为：英语，52；法理学，84；法社会学，63。

　　研究生院确定复试资格线为：英语，50；业务课60。根据这个分数线，我均通过。并且是法社会学方向惟一具有复试资格者。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列第一。

　　三、复试过程

　　当知道初试成绩以后，我很高兴，就悉心准备复试并等待复试通知。2004年北京大学博士生招生简章上标明复试时间为四月上旬，但我迟迟等不到通知，于是我就于4月15日直接打电话询问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对方告诉我复试时间定在4月19日，当时我很诧异--为什么名单不在网上公布并通知？（事后想想要不是及时打电话，很可能我连复试的机会都将丧失了，因为16日，即周五，我有一天的课要上。）

　　复试于4月19日上午在北大法学院小会议室进行。参加复试的共有6人，复试组包括朱苏力、周旺生、强世功（他是在我回答完问题后才进来的，后来也参加了评议。）三人；参加复试的另外两位考生分别是艾佳慧、何远琼（根据我的了解，其中艾佳慧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其成绩为英语46，法理学83，法社会学60；何远琼去年考过周旺生的博士，在中国网通工作，由于她的学号我不能确定，只知道她的法理学成绩没有达到60。）

　　在复试刚开始时，朱苏力老师解释了艾佳慧与何远琼来参加复试的原因（虽然她们没有达到研究生院划定的复试资格线，但因为是差额复试，"如果只有你--指甘德怀--一个人复试的话，那么就不要复试了"）。

　　在老师提问之前每个考生都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以下是复试过程中老师的提问及考生的回答：

　　周旺生老师给我提的问题：1、"法院判决援引法律、法规有多少？为什么？"

　　我的回答：我努力来回答周老师的这个问题，法院越来越重视程序性法律的援引（被打断，周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在民事审判庭工作，主要以《民法通则》为主。在法院判决里，地方高级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是值得重视的常常被援引的规范（并对此展开一些分析）。之后谈及宪法的援引，我近期偶尔思考的一个问题，宪法究竟是法律规范还是思想原则？（过程中被周几次打断）后面还谈到法律规范的不可精确性和法官解释法律、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平衡。

　　（回答过程中，周几次指出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后来他说根据他的调查法院援引的法律约有50部左右。或许这就是正确的答案。）

　　2、"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法律群体是什么？要有哪些主要的法律？"

　　我的回答：原来我们信任政府，提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因此有政府主导型法制进程。我的观点是应该像梁漱冥先生那样搞乡村思想建设运动，要把重心放在农村，放在基层。（周插话说"放"字还是说明要依赖政府）。我谈到我在做毕业论文期间在老家农村经历的一件事（此事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有概述）以及今年春节期间在老家听村民议论的村民自治的事情。

　　需要的法律我谈到应该由原来的重视经济立法转向重视政治立法，也就是说需要新闻自由法、政党法等。

　　朱苏力老师提的问题："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为什么？"

　　我的回答：我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我介绍了这本书的由来：是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老家做的一项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后来费孝通先生去英国攻读马林诺夫斯基的学位时把这些调查材料带到英国整理出来。初读这本书时扑面而来给我清新的感觉，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其流畅平朴的文字以及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关注和体验。这也是目前学界比较缺乏的。我们应该注重自身的经验。（朱苏力老师打断说应该从学术性的角度回答，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和我所读的其他书比较。不能只说好。朱苏力老师说："我曾经是士兵，不能因为我当过兵就说我喜欢关于士兵的诗歌、小说"。周旺生插问《江村经济》出版于何年？我回答说具体时间不清楚，大概在20世纪30、40年代。）

　　周旺生老师给艾佳慧提的问题：

　　1、"法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

　　艾佳慧的回答中有：简单回顾从古希腊到近代法学依附政治学、哲学，"法学不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科"。（周对艾说"作为职业选手不仅要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也要读自己不感兴趣的书。"）

　　周有没有给艾提第二个问题，我不记得。

　　朱苏力老师给艾佳慧提的问题与给我提的问题一样。

　　艾佳慧的回答："波斯纳的《超越法律》"（此书中译本译者为朱苏力老师）、"波斯纳文字犀利，只对事不对人"（此话可以在朱苏力该书的译序中找到）

　　周旺生老师给何远琼提的问题：1、企业制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2、招投标是如何进行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原话如此）

　　何远琼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有："企业制度在企业范围内有效，国家法律在国家范围内普遍有效。"（当时我的感觉很奇怪：整个回答的思路怎么和教科书差不多？）

　　（何在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后周曾不要她回答第二个问题，但朱苏力老师说还是回答一下。何后来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内容我记不得了。周旺生老师后来谈起中关村的一个规定和1979年外资经营企业法的矛盾问题。）

　　朱苏力老师没有给何远琼提问。

　　整个复试约持续一个小时四十分左右（9点多到11点结束）。复试过程中朱苏力老师接听电话两次。在我回答完毕后艾佳慧回答进行过程中进来一位男青年，对他没有作任何介绍，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强世功。

　　四、交涉过程

　　4月20日上午，我到北大法学院查询复试成绩，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张老师告诉我没有通过，我很谔然。立即到法学院院长办公室找朱苏力老师，和他进行了沟通，请其再努力一下。朱老师表示很困难，告诉我"死了这条心"。在沟通中我问如何看待复试成绩与初试成绩的反差，朱说初试成绩是看看文笔还可以就"随便给的"。

　　4月20日下午，经同事提醒，我打电话给朱苏力，提出了调剂要求。朱表示主要是名额的问题，因为其他导师名额已满。我说找其他导师谈谈，朱表示没有意见。

　　4月20日晚，离开北京返回南京。

　　4月22日，打电话给朱苏力。我表示对这个结果不能接受，永远不能接受！朱说考试总有不公平的。在电话中，朱多次叹气，说早知如此，还不如让我复试通过。我说联系过的另一位导师说名额不是问题。朱这时提出复试成绩的障碍。我表示作为法学院院长，你处理此事应不会太难。朱答应找学校改复试成绩。

　　4月27日上午，再打电话给朱苏力。朱说他已找过研究生院，复试成绩不能改。然后我给北大纪委打电话，一位姓方的女士接了电话并做记录。我把情况概括作了说明。方女士表示找研究生院和法学院调查此事。然后我再给北大校办打电话，校办叫我找研究生院。

　　4月27日下午，联系上北大研究生院招办主任，他告诉我找法学院负责研究生工作的陈兴良副院长。我随即打电话找陈兴良老师，他不在办公室。没办法我只好打电话给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张老师，张告诉我把材料直接寄给陈兴良老师即可。于是我用特快专递寄了封信给陈兴良老师。（信中提了四个问题：）

　　5月11日上午，几次打电话给陈兴良老师，陈老师都不在办公室。（此前通过私人关系间接找到陈兴良，陈叫我有事打电话到办公室。）再次打电话到北京大学纪委，纪委方女士表示事情已在处理，过几天再联系。又打电话找研究生院招办主任，我向他说明联系不上陈兴良老师，而且我表示陈兴良是副院长，朱苏力是院长，陈处理此事有难度。招办主任叫我将材料发传真给研究生院生老师（实际就是他本人，当时我不知道），由研究生院找陈兴良老师来处理此事。另外，他表示如果有事情可以找研究生院魏老师。

　　5月11日下午，我把寄给陈兴良老师的信传真给研究生院生老师。

　　5月13日，又多次打电话到法学院找陈兴良老师，陈不在。我把情况给法学院工作人员作了说明，她给了我陈老师的手机号码。

　　5月15日，多次打电话给陈兴良老师未果。

　　5月16日，早上试着打电话给陈兴良老师，陈老师接了。他强调录取工作已经结束，博士生入学考试基本上是导师想招谁就招谁。还说我考前应该和朱苏力老师联系一下。朱苏力老师不招我的原因可能是我本科阶段的专业背景。我提出对我的信是否应该给我书面的答复，陈说无法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也不可能给我书面回答。

　　5月17日，上午再给朱苏力老师打电话。其中我问复试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他说:"至少要让我满意吧",他还说只要我复试稍微好一点点，就录取我了。下午纪委方女士要求我提供书面材料，以便查有线索。

　　5月24日 再和北大研究生院联系，研究生院魏老师告诉我已经收到传真并转给了法学院。魏说已要求法学院给我一个解释。后联系纪委方女士，她说最好还是给她文字材料。我答应了。

　　5月26日，因为学校网络问题，无法发邮件给北京大学纪委。我就到处找传真机,直到今天上午才把传真发出去。传真内容有"几点质疑"和"复试的问题和回答"。传真过去之后，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能把材料给法学院；二是请求纪委把此事汇报给北大校领导。方答应了。

　　6月3日，下午给纪委方女士打电话，人不在，到医院去了，接着给研究生院魏老师打电话，魏说法学院还没有回复，并说法学院不回复，他也没办法，我说希望研究生院催促，定个期限，他说没办法，后来还是打电话到招办主任生老师，生说下星期五给我答复。我问他，北大内部有无规定，复试不及格不录取，他说有。 之后，再给纪委方打电话，方说正在查，还要等等。

　　6月9日，下午给纪委打电话，纪委说，法学院已经回复了，他们把材料转给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决定。我说，纪委是纪委，研究生院是研究生院，而且，我是向纪委提交申诉材料，纪委应该给我一个书面的答复。纪委方女士说，程序问题属于研究生院业务范围，复试问题和回答也是专业性范围，他们不好直接决定，纪委的决定和研究生院的决定应该是一致的。我表示不能接受这一说法。最后，纪委另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最后决定由研究生院和纪委共同作出。我暂时接受了这种做法。再给研究生院打电话，一直占线。

　　6月10日，上午给研究生院打电话，招办主任称法学院已经回复。因出差刚回，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讨论，要我星期五下午3点再和他联系。

　　6月11日，下午给研究生院打电话，又从3点推迟到5点。到了5点钟，打电话无人接听。再给纪委方女士打电话，我表示纪委应该给我一个书面答复。并且，我询问此前发传真时所提出的把此事上报给校领导是否做到，她说此事具体不由她经办，给了我承办人叶老师的办公电话。

　　晚上，招办主任打电话给我，给我念了一下法学院的回复。首先解释复试过程中进来的男青年叫强世功，他也参加了评议，并承认没有介绍他是不对的。然后，说三位考生坐在一起复试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三个人回答的问题不一样。我告诉他，朱苏力向艾佳慧所提问题与向我提的问题是一样的，并且，对最后一位考生（何远琼）他根本就没有提问题。

　　另外，我提醒他，不要偏离立场，我是申诉方，法学院是被申诉方。研究生院应该是中间裁决方。法学院的解释传真给我，我自己可以看明白。研究生院只需给出结论和合理解释即可。他说，我没有给研究生院提交申诉材料，研究生院没有义务给我答复，我说既然如此，为何要主动打电话给我？！他说，法学院的答复材料也不可能给我，要给我的话，他要和法学院商量。

　　对复试资格，他说研究生院确定的分数线只是"建议"的分数线。我说是不是北大考生只要考个8分10分的，照样可以录取。他强硬地说只要敢公示，就可以！

　　对初试与复试的关系，他声称复试占的比重很大。

　　6月14日，下午打电话给陈兴良老师询问公示过没有，他回答说不知道,公示由研究生院决定。打电话找纪委叶老师,不在。

　　五、几点质疑和感慨

　　（一）对复试程序的质疑：

　　1、复试名单为何既不在网上公布又不主动电话通知？而且如果不是我星期四（4月15日）下午5点主动打电话到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恐怕我就连参加复试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星期五我要上一整天的课！

　　2、复试组只有朱苏力和周旺生两名导师组成，没有秘书记录复试过程，他们自己既问且记，是否符合程序公正？在复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进来坐到朱苏力身边的人是谁？为什么不介绍？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否参与复试结果评议？

　　（研究生院招办主任在6月11日晚给我的答复是：这人叫强世功，他参加评议。并认为当时没有介绍他是不对的。）

　　那么让人疑惑的是，强世功是在我回答完毕以后艾佳慧回答过程中进来的，他究竟评议什么？！

　　3、北大法学院复试究竟是等额复试还是差额复试？（据我所知，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行政诉讼法方向的一名考生今年各门功课都超过复试分数线，而且为该方向第二名，但却没有参加复试。该方向第一名为北大学生，只有他一人复试，也就是说实行的是等额复试。我所考的方向第二名为北大的法律硕士，却实行差额复试!）为什么同样在法学院，却在这么关键的问题上采取如此不同的做法？这样不免使人产生疑问：是不是北大法学院的硕士"先天"具有"高贵"的血统？

　　4、为什么不按照招生简章上规定的复试内容进行考核呢？（按照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生招生简章规定：复试采取笔试、口试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学生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操作技能、外语口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考察；申请人应该向复试组作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的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

　　（二）对复试中所提问题的质疑

　　周旺生老师提给我的问题"法院判决援引法律、法规有多少？为什么？"能否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有多少意义？"多少"与"为什么"之间有无逻辑关联？我不知道中国哪个法官可以回答得让周老师满意！对于此问题，在复试时我只能说"试图回答"！

　　（三）对交涉过程中北京大学给予答复的质疑

　　1、朱苏力老师起初说法理学专业导师名额已满，后来又告诉我周旺生老师今年不招，既然不招，为什么在招生简章中还出现？

　　2、朱苏力老师在一次电话中说"早知这样，不如让你复试通过"，这是否说明所给的复试成绩不是基于严肃的考虑呢？难道通过与不通过就可以如此轻率地变更？朱苏力老师到研究生院提出更改复试结果，是否又一次说明所给的复试成绩不是基于严肃的考虑呢？

　　3、研究生院招办生主任说复试资格线是"建议"的分数线（"建议"大概是指研究生院公布的资格线并非固定的、严格的资格条件，导师可以在复试资格线以下自主确定复试名单。）那么这种"建议"所带来"优惠"为什么没有落到其他考生的头上？（其实其他考生是根本无从得知他是否在优惠范围内的！）

　　4、研究生院招办生主任声称复试所占的比重加大，加大到什么程度？（招生简章上规定的复试权重约30%）既然复试那么重要，初试的意义何在？难道正如朱苏力老师给我的答复中所说的那样，"笔试成绩是看看文笔还算流畅的，就随便给些分"？如果如此严格程序下的笔试成绩是这样得来的，那么，粗糙短促的复试程序下产生的复试成绩难道更能使人信服吗？

　　5、招生简章是绝大多数象我这样的考生准备考试的主要依据，那么诸如周旺生老师今年不招、复试比重加大、复试的资格线是所谓的"建议"的分数线、等额复试还是差额复试、复试过程可以与明文规定的内容有天壤之别等重要信息为什么不在招生简章中列明？总而言之，北京大学博士生招生操作规程到底是什么？这种或明或暗的操作规程对广大考生尤其是外地考生的切身利益置若罔闻！

　　6、北京大学相关部门及人员一再向我强调博士生招生中导师自主权的重要意义，那么这种基于学术自主、自由而来的导师学术选拔权是否应该遵守基本的公开、公平、公正的规则和原则？

　　（四）几点感慨

　　原本以为，在当今不再谈论什么学术、追求真理的大气候下，自己能够寻找到一块安静之地。2001年，我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和信念从法院返回到高校。相信有许多青年学子和我一样对于北大有着不一般的期待，也相信在法学界有许多和我一样的青年学子对于朱苏力老师、周旺生老师有着深深的崇敬！在这样的精神支配下，我参加了今年北大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因为，我相信，具有百年历史和悠久自由传统的北京大学是真正的学术殿堂，同时我相信，在法学界声誉隆盛的朱苏力教授、周旺生教授是人格与学术兼备的楷模。

　　然而，此次的考博经历带给我的却几乎是致命的，北京大学的所作所为不仅让我深深失望，而且使我对于自己追求学术的道路开始产生动摇，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些以往自己所崇敬的对象，所向往的地方！在和北大相关部门艰难的沟通过程中，北大留给我的印象是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已经蜕变成傲慢、轻侮、任性、随意！在和我的一些圈内朋友谈论此事时，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感到吃惊！在他们的头脑中，北大和北大的人物不应该如此呀！对于他们的反应，我只能说，我愿意对自己所讲的每一个字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