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的去世，让我非常沉痛，也非常震撼，因为他是我们这一代人里第一个冲向世界也是第一个离开世界的人。我和杨小凯一样，这几年有非常大的紧迫感，觉得来日无多，想做的事却很多，所以有的时候说话可能非常激烈，并非认为自己了不起，而是认为自己差距非常大，特别是和杨小凯相比，我自己差距很大。

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问题上我是非常明确的全盘西化。但是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学，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很多的辩论。就这个情况我讲讲我所了解的杨小凯。

我理解的杨小凯，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这在杨小凯身上体现得非常明白，他做经济学不是为了拿终身教职，不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是为了改造中国。

我最早知道杨小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我们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参加文化革命，很少有人反思毛泽东思想本身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湘江风雷的杨曦光贴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我认为这是文化革命当中除了个人攻击以外，唯一有思想性的东西。当然那时候的杨曦光思想非常的左，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式的革命还不够彻底，所以他实际上提出“二次革命论”，要比文化大革命提出来的目标——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要彻底。所以我对杨小凯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我后来见到的杨小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但是我对他当时的目标和勇气更加印象深刻。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到杨小凯的具体时间。我看到了他写的《经济控制论初步》，我知道当时中国有几个人要把控制论用到经济学里面去，我一个，当时的金观涛一个，都是大学生，但是还有一个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杨小凯。而实际上用科学工具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用以讨论中国和世界的基本问题的手段。所以我当时对杨小凯印象非常深刻。从数学方法上说，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能够首先把控制论用到经济学上去，这已经非常不简单了。但从那里面反映出来的雄心和思想光环更让人感到震撼。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佩服的人非常少，但是我对杨小凯的佩服是真实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留美经济学会。留美经济学会前两届我没有参加，实际上我和杨小凯一样，一到美国就希望组织中国的留学生，组织最关心国家命运的同学讨论、研究中国将来的命运和走向。我去过哈佛、MIT很多次，组织过讨论，有很多高谈阔论之士，但没有多少像杨小凯那样坚定的要做实事的人。等到我知道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并要参加的时候，当时我发觉留美经济学会外面看很热闹，内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原因是经济学会一旦有影响，就会有人拿来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当时有人似乎要改变留美经济学会的方向，最好取消留美经济学会，还有人想要把它变成个人成名的工具。杨小凯从来没有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到他是留美经济学会创立时期的灵魂人物。那一次杨小凯和于大海来找我，动员我去竞选会长。当时我刚从医院出来，我知道我如果竞选会长我的身体会经受不住。但杨小凯向我分析了学会的形势，认为我有责任这样做，而且给我谈了他个人的经历。那次我非常感动。可以说我是在杨小凯个人的使命感和对全局的清醒的认识的感动之下出来竞选这个会长，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到今天留美经济学会没有垮台，没有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没有变成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变成了在中国坚定的传播经济科学——我不愿意用西方经济学这个词，天下没有东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科学——同时坚定地推进中国改革，我对杨小凯有非常持续和深刻的印象。每当发生危机，是顾及个人利益还是推进中国改革的事业，我永远觉得后面有一个人，有一个良心，也是一个个人的朋友在召唤。这个人虽然经常和我有争论，但也是唯一可以和我争论又让我尊敬的人，这个人就是杨小凯。

我觉得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好的方面是有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差的方面也是使命感，把做官、从政作为自己的最高成就，为此不惜牺牲学术的独立和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到今天为止，包括我本人，也很难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每次碰到到底是科学第一、学术第一还是从政第一、以当谋士为荣耀，中国知识分子经常摆脱不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自己也非常愿意参与政治，但是到现在为止，还能够坚持学术独立，我认为得到杨小凯深刻的影响。我觉得杨小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而且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回到巴黎公社。经过坐牢的死亡边缘上的经验以后，到了西方，我认为他成为非常坚定的原教旨的自由民主论者，希望像西方一样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机制。这条道路走不走得通我并不知道，但是他非常坚定的探索。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发表他在文化革命中的回忆录，而这里面的思考包括对人生的观察，讨论监狱里面非人性的行为，对社会基本理论的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杨小凯有比较多的争论，但是我认为他的执著，他对中国和人类命运的关心，这种使命感很少在其他经济学家身上看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是一个先驱者。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杨小凯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问过他，但我想问过，他既然那么执著于政治，为什么不投入国外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而是非常坚定地要创造一个主流经济学里的中国流派。这是为什么？肤浅的解释可以猜杨小凯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中国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中国百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满足于介绍、宣传西方的理论，认为用到中国就可以研究中国问题。想要用中国的经验来修改、发展、甚至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而且步向成功的第一人我认为是杨小凯。两三年前我们经济研究中心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百年，台湾有个学者回顾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发展，他分析统计哪些人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后来问他，中国人有什么突出贡献，他说没有。我当时听了非常难过。当时的截止时间太早了一点，如果再晚一点我觉得杨小凯的名字应该列得进去。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提升经济学的视野和思想有非常大的好处。我1989年在奥斯丁组织了一次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当时也是普里高津——布鲁塞尔学派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学派想要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一次尝试，来了很多的名家，包括做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等。当时让我非常惊奇的是杨小凯并不做复杂科学、非均衡这些问题，但是他非常积极的参会，而且非常积极地推动把他的论文列入文集。而他做的工作恰恰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劳动分工。我也是在那次会上知道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而杨小凯也和我做了非常长的讨论。所以我当时意识到，同样在美国留学，大多数人是追随主流派做一些时髦的题目，但也有人在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回到阿伦•扬的劳动分工问题，要想在这方面突破。劳动分工是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主题，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我只是一个博士后，主编是Richard Ray，他也是非常好的做混沌经济学的鼻祖。他说杨小凯的问题是非常先进的，但超边际分析实际上是均衡理论的推广，还是优化理论，不属于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范围。我们这个学科是连优化也要否定的，所以就没有把他的文章列上去。当时我感到非常遗憾，还担心小凯会不会就此气馁。后来我发现小凯不但没有气馁，而且更加执著的和主流派对话。他后来找到了芝加哥的舍温•罗森，后来还找到了布坎南，找到了阿罗，使他的东西从非主流进入了主流，而且还举行了国际研讨会。他雄心之大，想要模仿阿罗，还要动员学数学的人把他的理论变成公理化体系，而且向已有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挑战。虽然有些人认为他言过其实，在学术上过于激烈，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座诸位，包括我在内，缺乏杨小凯这种勇气、执著以及和主流经济学家对话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杨小凯比大家所公认的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其他人都要走得远。所以即使杨小凯不在了，我希望其他的人能够发扬他的精神，在中国这20年，甚至100年有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不仅是做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注解，还有自己的贡献，就是告诉世界中国的经验带来什么东西。当然这个贡献有可能是发展杨小凯的理论，也有可能不同于杨小凯的理论，但是我觉得杨小凯的雄心和远见是这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下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要继承的。

杨小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人格。中国人有个毛病，人在的时候都是批评，人不在的时候都是歌功颂德之词。我觉得杨小凯不是这样的人，杨小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我觉得我和杨小凯打交道，我和他争论是最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中国的文笔之下的完人。一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人的优点，也是一个人的缺点。杨小凯可能没有得病以前就意识到自己的雄心这么大，人的生命却这么脆弱有限。我看到杨小凯那么拼命，我说，难道非得弄到把自己的生命催到快要崩溃，他还是笑了笑，虚心接受，坚持不改。后来我想我自己大致也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杨小凯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一方面以他的大才，他的经历，他应该是非常狂妄的，但是和他讨论，他能够容忍很多不同的意见和他争论，又非常谦虚非常平和。有时候看他对自己的评价，非常自信，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放在眼里，我觉得就是狂妄。有时候他又十分谦虚，我讲一个非常深刻的例子。我认识张五常，知道张五常的工作，就是从杨小凯那里知道的。但是他到港大和张五常争论，不认为应该论资排辈，不认为是师长就不能够公开争论，这种西方式和东方式的道德在杨小凯身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混合。我想我大概不会有时间写一个小说或者一个回忆录，但是如果要写的话，我觉得杨小凯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而且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人。

小凯临终之前两年，发了一个Email给我，说他有很多忏悔，然后加入基督教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有意思。我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这个民族是没有宗教的，但是西方的科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和犹太教的信仰有关系。最近西方有很多辩论，说市场经济要是没有信仰的话，如何建成市场经济？杨小凯这件事情开始让我很惊奇就是我想小凯是一个非常有信念的人，非常有科学经验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得病以后还是得病以前皈依基督教的，但有一条我很欣慰，因为我前面讲了我觉得杨小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把他的身体摧毁掉了，但他皈依基督教以后，心情平和了很多，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很多问题还作了忏悔，而且把这些忏悔Email给了很多他以前的朋友。当时我想，中国人一般都是一旦有成就都要把自己装的高大，再把自己的缺点都掩盖。像杨小凯这样一个诚恳的人，最后走到皈依基督教，忏悔自己，还写给自己的朋友的人太少了。虽然我不会皈依基督教，但我想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信仰，相信世界是可以用数学和实验方法认识的，这是一种信念。我觉得作为他的一个故事，在走向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上他的心路历程，这件事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不愿意为了假装他的人格的完美而不提起这段变化。我觉得小凯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丰富的、矛盾的、不断改变自己的这样一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实在是太少了。我希望如果我有机会在临终以前进行忏悔的话，能够有杨小凯这样的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想想哪些是追求过而没有达到的问题，哪些是应该追求而没有追求的问题。

我希望讲这些话不要被人误解我妒嫉杨小凯，和他争论或者对他有偏见。我认为留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对人真实地记录，对他成功地记录，失败的纪录，从来没有人能够判断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昨天认为成功的，明天可能会认为失败；昨天认为失败的，明天可能认为成功。我觉得杨小凯这样的人，他的一生，他遭受的苦难，他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对我来说像是人生的一堂课，从中可以得到不同的启示、不同的教训。每过一个时代，会让人对他的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有不同的启示，而且鼓励后人走得更远，能够实现他那未能实现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和世界将来变成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公平的社会——为有才能却不得志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给那些高高在上、有权有势有财的人一个限制，不能让他们垄断一切权力，让社会不断的改革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