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个月，有个报社的老朋友打电话来采访，问我如何跟金庸先生读博士。我不假思索就谢绝了。当时觉得读书是一很专门的事，是很个人的事，孔夫子不是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吗？只有为人家读书，才值得在媒体上炒作。我是为自己而读，也没有必要多说。在入学伊始，我就跟师妹说过，这几年认真读好书，只有这条是正事，别的都不要去参与，更无须对外张扬。一年来，这一条我觉得我们是做到了的。

　　7年前初相识

　　记得第一次和金庸先生见面，是在1997年4月4日。那时他已到浙大来任教，但未有带博士一说。那个下午的座谈会，都是本地的青年学人参加，未有记者，先生谈得特别放松，妙语时出，睿思横流。而关于韦小宝的一段谈论，更是让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时我还年轻，立论喜欢绝对和彻底，听了先生的话，用在1999年写下的话，是“一下使我对世界和人的复杂性有了更新的认识”（见《金庸小说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闻过则喜”感动了我

　　那本专论写于1998年至1999年，有评者说是“褒扬批评，皆无顾忌”，“直抒胸臆，无所讳言”。先生后来看了，也不以为忤。这种“闻过则喜”的态度，如果说在老一代学人身上还是普遍的话，今天已经基本绝迹。
　　
　　快20年了吧，我曾写信给钱锺书先生，指出《围城》中的一些错字和引错的一句诗。不出所料，钱先生马上回了信，对我指出的错字表示感谢，并说明那句诗原未引错。我也知道，我如果写去的是一封空头八脑的赞赏的信，钱先生是不会回的。所以后来我看到金庸先生，心中感愧，在心里想：如果有人对我写过这样的文字，我能不能做得像先生那般呢？

　　在职学习挤时间

　　2003年上半年办好了论文博士的手续，10月份，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嘉兴见到了先生。当面聆听了许多启人心智的伟论。上学第一年，按学校的要求，必须将外语等几门专业课通过。我已40开外，记忆开始衰退，也只有硬着头皮，将应通过的课程学好，通过。同时，还选了几门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开的专业课。当时有朋友私下问我：“那些教授和你都是同辈，到底值不值得听？”我说：“人家在某一领域用功良久，定有许多心得，你说值不值得听？”事实当然也是如此。由于是在职学习，工作实在太忙，偶尔耽误一两次课是有的，借此机会，向这些老师说声抱歉。

　　我正在做的事

　　说工作忙，还真不是打诳语。比如说目前，100部的《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省领导很支持，主编由我院（浙江社会科学院）万斌院长担当，我则帮着打理一些杂务，占去不少时间。自己呆的研究所，以浙江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在方向和项目上总得拿主意。近几日，我跟同仁们开始整理李慈铭40年的日记。这部日记以毛笔写成，卷帙浩繁，蔡元培曾计划将它整理成排印本，未能实施。现在所里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或埋头、或一起认字。认出一个，有时不免欢呼雀跃，可谓其乐无穷。像这项工作，经费至今尚未落实，但作为学人，只有老老实实先做起来。

　　写好博士论文是头等大事

　　我明白，下一两年，自己的大事，是写好博士论文。先生上半年请我们吃过两顿饭，谈的都是博士论文。我也反复思忖，总得写一个有丰富材料支撑的东西，心中暂时也有了一个想法。下来的事，是要跟先生请教，大读相关材料，扎扎实实地去写。先生每年都来几次，同时以信函往来，加上其他老师的点拨，可以解决问题。

　　希望老师关心指导

　　孔夫子说过：“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也就是不敢说话在前，怕自己实行不了的意思。当今的人们已经不理会这一套了，我个人觉得还是对，尽量照做。先生有大成就支撑，是公众人物。我们如果也想效仿，那就错了，也不合学人之本分。读书不易，我惟有希望老师关心指导，同事照顾，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