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内做博士生的时候帮助老板做过经费申请的事情。感觉是，国内的项目申请一般可分为
两类。
一类是比较反映实验室功底的，比较重视技术层面的内容，需要有比较翔实可靠的数据做保
障，要有具体的人员配置安排，要有论文发表情况。这一类一般都比较有针对性，是相当具体
的研究课题，总的经费不能算多，从几万到几十万。如果得到批准，拿到的钱主要用于一个或
者两个实验室的运行。如863或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印象中在没有很多海归科学家的年代
里，国家没有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大量的经费（具体说，在97年以前吧），各个实验室主要都是
靠这种经费维持运转的。
另一类则是比较前瞻性质的，战略性的，是为科学研究定调子的。这一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
能申请的，一般是需要在某个领域处于国内顶尖水平的（不一定是国际啊：），并且较有战略
眼光，想做也有能力做大学科带头人的。在具体的项目规划书中需要着重阐述的，不是自己的
实验室做了哪些成果和正在从事哪些项目，而要对目前国际国内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并从科
学研究的战略性角度和对我国国情的分析入手提出立项的重要性。这类项目申请一般是很多实
验室合作申请，但主要有一个首席科学家执笔。批准的经费数额很大，至少在百万以上，上千
万也很正常。我曾经参与过两届973项目的申请过程。具体的审批过程是很严格的，要经历多
次筛选，最后还有一个很严格的专家答辩会，评委主要由各个领域的院士组成。记得当初老板
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参加考试。”竞争是很激烈的。那两次最后获得批准的一个是蒲幕明
提出的关于神经科学的项目，另一个是饶子和与王志新共同提出的关于蛋白质组的项目。现在
回过头去看，这些项目的立项还是很有眼光的。

我到美国来做博士后，也有机会了解一些关于美国的科研项目立项与经费申请的过程。美国从
事生物学研究的实验室，其科研经费主要来自NIH，当然也有其他的政府经费如DOE，还有很
多私人基金的经费，如HHMI。在美国，大部分科研立项申请书与我前面所说的第一类很象。但
经费却比国内要多很多，至少以十几万，几十万美元计。这边实验室的老板一半以上的精力都
花在筹措经费，维持实验室的运转上。一笔经费一般也就够维持一个或几个人员的工作，经费
没了，就只好开人。少数的PI能拿到HHMI这样的大钱，够维持一个十来人的实验室用5年，就
已经是很好了。（这与国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内的人力实在是便宜，因此国内的科研经费
一般不必把人员工资考虑进去，尤其是博士生和研究生。）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就没有大项目。相反，美国的大项目很多，几个十几个课题组联合申请的
战略性项目多的是。向政府申请的项目一旦批准，就会有一个National Center之类的东东出
现。
美国的项目和经费审批都有严格的匿名评审机制，需要peer review，与发表论文的机制非常类
似。超大项目不仅要几个领域的专家论证，而且国会还要组织听证会，多方论证，严格监督和
审批，对经费的使用情况及项目进展也要逐年认真汇报。我的了解，目前中国已经开始采取对
经费申请的匿名评审了，而且常常是请国外专家参与，而不只限于国内。我认为中国的科研管
理也正在向这方面发展。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型项目的立项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都需要长期的论证，讨论，协
商，整合。越是大的项目，牵涉的面越广，争论也越多。不能把这与某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进
行简单的挂钩。科学或者工程项目常常反映的是提出项目的科学家对自己从事的领域的偏爱与
重要性的认识。而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决策是最终其决定作用的。对课题申请人提出要
求是无意义的而且是反科学的，因为科学设想及其碰撞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真正需要改进的
是论证过程及决策过程的公开和民主。
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温伯格在90年代大力支持在芝加哥建立超高能量粒子加速器。他不但是该
项目的提出者，亲自参与多次论证及听证会，而且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宣传建立这样的加速
器的重要性。他的反对者们也提出很多理由反对这个项目，其主要理由就是耗资巨大。这一项
目最终未获国会批准。但无论是温伯格本人或他的反对者都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也
不会因此而反目成仇，因为他们的争论是学术争论，是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本人以为，对于蛋白质研究计划的争论不但不反映华人生物学家的分裂，而且表明了中国的科
研机制在向良性发展，反映了海外科学家与国内科学家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同样的拳拳之心。如
果这样的争论能够得以深入，并促成最终决策的民主化和公开化，将对我国的科研体制做出大
大的贡献。

那种提出所谓“海内外华裔生物学家分裂”的危言耸听未免有哗众取宠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