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萨特是怎么说的吗？

　　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引自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首先是，如果有问题，但不一定是我的问题；另外就是到底有没有问题，为什么一出问题，就是导师的问题，是不是里面也有学生的问题？”　　——引自《朱苏力回应“甘德怀事件”：不录取他是一个正确决定》　　（2004/07/21《东方早报》）

　　作为在北大工作的一名普通的教员，大约是三年前的时候，我曾在办公礼堂聆听过您对于北大文科学术精品建设富于激情与洞见的演讲，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您作为一名学者，同时又作为一名领导站在主席台上的口才、思想和魅力。后来，我发现每一年的毕业时节，您掷地有声、热情洋溢的毕业致辞不仅成为令法学院学生引以为豪、刻骨铭心的尊师教诲，而且也同样吸引着、激励着、感动着所有的北大学子，甚至包括象我这样的年轻教员。就是在昨天，我还收到了一位已经毕业三年，远在澳洲工作的学生转发给我的您在一个月前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走不出的背景》。您的演讲词唤起了他对北大生活的美好回忆，让他重新去思考应当如何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和人生，来对待我们永远走不出去的北大背景。也许他真的还不知道最近在互联网上所发生的和您以及北大有关的一切，但是如果他看到了，他会怎样想？我想他一定会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他一定想知道究竟谁应该为这次有争议的招生复试负责，并为这场争议到已经伤害了北大声誉的“口水仗”的演化负责。虽然他看不到答案，但是学生纵然天真单纯，他在心底一定有他的判断、答案和期望，那就是他所敬仰和崇拜的苏力，应当有勇气、有能力、有觉悟来阻止所不应发生的一切。

　　没有根据的猜测和闪烁其辞的掩饰；搞笑式的语言混杂着村妇相讧式的谩骂；不合时宜的辩解与不该出现的沉默；当事人的理直气壮和旁观者的附和起哄；对细节的各自表述以及对制度个人化的理解；构成了这场对招生制度和学术制度真诚探讨之外的噪音，有些噪音对于身在北大，不论是法学院还是非法学院的教师或者学生，听起来都显得格外刺耳。今天早上，当我读完《东方早报》对您的采访，您的“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的回应，不仅让我觉得刺耳，更让我脸红、心痛。以法规和制度这样的官冕之义，为自己辩护和开脱，其实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何况对于一个法学院的院长，这更是您的专长。且不问“是什么样的制度”赋给了您“怎样的权力”，我们要问当它赋给了您“这样的权力”的同时，它是否也预设了一些前提和约束呢？例如：保证考生及时得到面试通知，面试考官不得迟到，应当有专门的面试过程记录人员等等。即使您认为对这些前提和约束的破坏，不足以改变最终的录取结果，您是否也应当有一句诚恳的道歉，因为法学院以及您对这些前提和约束的破坏，的确已经损害了北大的诚信和形象！现在看来，诚恳的道歉对于您，远比援引规章制度证明自己的正确要困难的多。

　　相信所有的人都清楚，在博士招生的这件事上，如果您不首先承担责任，没有人会进一步承担责任；如果您不首先承认自己的问题，没有人会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包括您所指责和抨击的对象。这并不因为您是院长，是领导，而是因为您曾经是一面旗帜，您从来就走在正义、道德和学术的最前方。当您以及您所领导的学院，面临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的时候，请不要选择最容易和最便捷的做法，辩解和开脱绝不会再次取信于人。如果萨特的话对于我们而言过于苛刻严格，那我不妨改成，即使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也要对那些因自己而导致的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这似乎不是个过分的要求。

　　也许明年六、七月份，您还会站在学生毕业典礼的主席台中央，发表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精彩讲话。那时您会讲些什么呢？苏力，但愿您不会让我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