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国外”博招和培养、民主社会博士生的社会政治角色对于中国招博和博培制度的警示

　　－－希望借此来促进大家讨论博士生研究政治、研究生政治、大学政治和大学哲学和国家哲学之间的关联

　　LX

　　一、

　　北大校长和书记都来说朱苏力招生丑闻了，大家耐心看其表现，凭他们那点大学哲学的认识，自己就一定会露出大大的破绽。大学是一种哲学，北大精神也同时是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立基哲学，怎么办好北大是和怎么使中国走向它自己的民主政治一样重大的问题，小小校长和书记怎么能知道，他们自以为是而已。他们如果也象朱苏力那样来出丑，大家千万别觉得奇怪。

　　我看北京晨报的记者的报道人素质极差，都没学会如何引用。报道最后引英国剑桥或什么的大学的校长说什么，连人名和说了什么话都未点清，没有原话引证，听上去象是在捏造。纸媒体人之素质真丢我们民众的脸，你看十有八九都只是有害垃圾。

　　报道说了博士招生国内国外的什么，说话人老想用国外来做挡箭牌，岂知博士研究生制度反映的正好是一国的民主生活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的博士生招生制度恰好是中国的专制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缩影和体现，国外怎么了根本掩盖不住中国的招生腐败，根本不相关。招生腐败到如此地步，反而要取消笔试，这是什么逻辑，阿甘们要永无进入北大的希望了，我们也将无从讨论如何使招博走向公正了。

　　那么多大学人卷入这场论争，我却发现很多人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肯认定，直让人觉得绝望。请允许让我再把根本事实重认一遍：

　　1、至少有四个人想竞争阿甘想通过笔试获得的位置，大家如要跟西方比，这相当于英美学院里的5人竞争一个奖学金名额。大家在说西方博招制度的松和导师说了算时，其实是指你想不想读，招不招，在收费的英美，只要有导师收留你，你就读呗。但5人竞争一个奖学金名额，导师和系里要考虑的是在这5个人中间达到公正（！！这时就看你导师做事的公正与否了！），面试或考核小组或决策的导师就会认真对待。典型的我见到过音乐学院的奖学金竞争，还卖票叫我们去看。决定起来困难就五人小组面试申请者，最后投票，或甚至抽签－－最后总是付诸偶然，中国的笔试这相对是较公正的全面的“偶然”，但也仍不妨将其看成投票式偶然。

　　朱苏力的“国外怎么怎么样”这种说法，是和他的本土资源说一样，是严重的借口。老实说，我认为，他是下一类人中的一员：到英美读书，英语很差，读不了什么文献，英语讲不快，参与不了什么讨论（这是个恶环，你英语越差，这个隔生的程度越重，越隔生，英语也就越差－－从美国回来要讲本土资源和华人大学理念的人一定有这个毛病！），就反而要说英美的研究里没什么花头，就拼命要来什么“本土资源”，回到中国拼命要说美国大学的研究其实并不怎么样，但是（！！），他又动不动以美国博士自居，一年要去美国“讲学”好几趟，来吓唬国人。这种人里还有著名的要搞“华人大学理念”的甘阳。希望在美留学的社会学博士生们来戳穿朱苏力的这一本土资源西洋镜，你们才可以看清他的学术素质的全貌！我越读朱苏力的论文就越发现他的美国学院学术训练看不出来，其学术写作的规范混乱，阅读面狭窄，立论和论证之气势汹汹以权势压人，都反映出了这个由英语水平引起的恶环。很多人被他的性情散文，余秋雨式的赤子之心感动，但不去看看他自封的法学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的学术水平（必须要由他的社会学同行和法学同行来评断他的社会学功夫和法学功夫！），弄得我现在也很怀疑中国法学读者们的眼光和水平：这就是你们眼中的法学大家？敢情是你们想读的法学家？饶了我好不好？

　　2、朱苏力已被再三证明他没有能力、道德和公正感来判断一个博士生的学术素质的能力。笔试正是为了阻止朱苏力们乱来。其实我一贯相信：越是处境顺利处位高的人心态越健康，做事越有公正感，在西方人和中国人中我认为都是如此。我的第一反应曾是：北大法学院长不可能是那样，因为他没有必要那样；但我现在被证明是错了。我反而在追问为什么这样档次的品德的人可以当法学院院长了。

　　3、对于考生，北大是国家公共机构和财产，考试的公正是国家内的公正，朱苏力只有被大学这种国家代表机构授以信托，才可以代为主持公正，当有一定数量的民众怀疑朱苏力的这种受托公正时，他当然必须作出解释，也可最终被剥夺这种委托。你自己死硬，也就证明是一方土霸而已。－－大学是一种被悬置的国家权力，一般是不用出来的，但民众一追问，就会刨到它的根，大学权力是象国家民主下的权力一样，是可以被收回的，是一把被包扎的刀。

　　4、最重要的问题是朱苏力的职务说谎，这远比他取生作弊严重得多，实际上引发公众对全体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国大学系统的严重不信任。

　　5、朱苏力出了这样的丑闻一定是北大校董们该管的事，校长怎么可以推脱是法学院自己的事呢，因为朱苏力就是法学院院长呀，你难道想叫他自己管自己？最省力办法是双方自己请自己的律师组敲定事实和关联，向外公布。难道法学院是独立于北大，有自己的信托机构的？

　　二、这次丑闻中，不少博导跳出来说话，语气间，博士生是他们带的，手把手教会什么的，说起来好象博士生是他们的奴仆似的，好象博士生真的是象学徒似地全要他们教似的。这正反映了中国博士指导人员的民主素质和他们本身的人格水平。那样口气说话的人，也是不配被民主地对待的，自己也不配生活到一种民主里，他们的人生的全部得意，也就是在专制社会的国家权力保护下被人称几下博导而已。不能民主公正地对待别人的人，最不配得到民主和公正；别人得到了，他们还自我锁缚在专制和独裁里，他们活该。这样心态的博导，专制是最令他们称心的。难怪他们反倒比统治阶级更急地要来维持这种专制秩序。一个大学人这样的心态，其可怜也很好想见了。

　　博士研究生制度是民主社会和自由社会的产物，充分发挥了谁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来做研究这一社会民主许诺。它是共同体内的事，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高级的合作关系。博士时候的研究在民主社会里不处在师生关系，而是一种合作，情况多的是研究生挑导师了，而不是相反。研究生的资助也来自多方面，导师和系里的只是一小方面。在英国，现在博士生被称research student，因为你连课都不用上（中国还骗人地搞出一些博士生统一教材，这简直是对研究生们智力和人格的极大污辱！）。你就是象一个承包商那样在活动，与社会签下了合同，你借此宣布自己要做什么，就在那里做。因为大学收费，所以老师还经常要临走前说：你对我的服务满意么？学生要回答一句I am served。博士生是大学的重要顾客。

　　各主要研究生培养制度里，德国的大家知道得比较多，我就略去不讲，只讲一下别的主要制度。分收费和免费两种。

　　免费的我认为以北欧和法国两路为有代表性。

　　三、

　　我因为资格老了，负责系里的研究生forum（论坛，也就是正式的抱怨机构，每年系主任和全体教员必须在常年结束前对这个论坛听取每一个研究生的抱怨和建议，最终作出书面答复），每年在英语系接触大量从北欧国家来的博士访问生，对那些国家的博士培养制度相当了解。

　　芬兰和丹麦去年出台一个政策，博士生一般应该在第7年离校！这个政策我们局外人听了会纳闷，其实是说那些国家里各系科博士生人多为患，给所在小城带来问题。但只是说第七年时你必须考虑离校了。招生是没有的，搬来住，到学校去注个册就行了，奖学金来源很多，研修基金也很多，每年四五月都会有四五个人得到 grant到我所在的系来调研。论文被研究生们认为是“国家”的，前几年丹麦搞了一个运动，要求国家出钱出版博士生论文的至少两章以观后效，用人单位不能因为博士的“学位”还没拿到就岐视学生，因为学位他们认为是可以到退休时再拿的等等。

　　理论上讲，在这样的大学系统里，如果我对某一方向有兴趣，大学里没这方面的教授来指导我，大学必须去给我请一个来，因为大学是国家的，国家是我的。

　　虽然是这么地自由，但那儿的研究作风反而更严谨，更关切社会，我导师最喜欢去那里跑。有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博士生开一个超市来追踪和研究家庭主妇的长期的采购和饮食习惯。我导师去年去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一个博士论文答辩，那学生研究了猫王一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在世界各地是被如何翻译的，写了六百多页，我导师回来大加赞赏，说研究得周密，小而精，clinical(临床般精准) 。

　　博士生往往一专多能，长期的闭散生活，使他们有了一般拼命工作的西方人所没有的素质。最突出的就是他们的资料搜索。文革文本和文革海报谁收的最多？肯定是欧洲尤其是北欧的博士生们。我的一个北欧来的同学研究音乐学，还对犯罪小说有研究，今年还回国去参加国家翻译官理论和实践考试，也就是说她还懂翻译理论，400人里挑一个！

　　在法国，博士生研究也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原则上也是什么人都可以带博士，著名的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带了那么无数个，挂了无数次名。德里达和巴尔特我们知道都是博士论文没写完就很出名了，结果博士学位也懒得去领了，我们读到的《服装系统》是巴尔特1956年开始写的博士论文，但从未拿它去要过国家博士，后来实际上是忘了这件事了。但你要在那儿弄个大学职位，人家的审查可不是闹着玩的。

　　法国的博士生也不讲年级，而是说“圈”，我是第一圈的，表明我认为自己还刚进入，是外围，虽然已是第三年了，也就是你自己说你几年级了，看着办。它们的制度的“国家性”也很重，研究之政治，学术之政治，也都很自觉，动不动要拿国家问事，你国家答应过的怎么又想赖了等等。

　　四、

　　收费的主要是英美等Anglophone国家了。招生我说过了，主要是奖学金和资助上才要遴选，公正是要在竞争者之间保持，并不是导师和系自己想要公正。一般招生就是你有兴趣就来读就行，实际上，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国人所说的电大生了，也就是年纪很大或退休后来读的，如果每天打工四小时以上算是有工作，那么90％的人我觉得都在工作，工科理科的实验室里是更不用说。

　　倒过来看的话，好象是学生在招导师，因为比如说在英国，本国学生的近一半我觉得会中途发生兴趣改变，要换系换导师换校，还常需得到导师的精神和心理安慰，好象她们在做重大战役似的。我注意到，同是缴费上学，台湾同学换导师和大学也很勤，三年三换的也大有人在，大陆学生则相对尊重这个体制的神圣。文科里一两年后与导师商量出一个写的方案来之后，仍有导师说你要不要我继续与你合作下去的选择。论文导师读了后，再请校内一位读，再请两位校外的人来审定这两个人的读，决定通过了没有。也就是说由两名校外的人来审一名校内的教授和导师对一个学生的论文的评价。原则上就是，我想说得直观一点，导师认为论文通过了，就通过了，只不过学校要请校外和校内的权威来审查你导师的把关罢了。所以连个答辩都没有。在美国是有答辩的，但道理几乎也仍是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司法互防，是这种制度的实质，看上去很原始，但大家一当真，就会严重起来。导师等于是自己将信誉押了进去。混的当然也多，但毕竟有赌注在其中。这两天的英格兰足协危机也是如此，揭开来看，就是一个人防人的制度，同时有几方失去信誉，揭开来看就臭不可闻，所有的没有基本原始的民主监督的人治制度，光靠人格担保，都会腐烂，中外没有区别。

　　前些天听悉尼大学一个老师的讲当前研究风格改变和大学评估政策转变方面的一个报告，说澳大利亚的大学系科评估现在有三项主要指标，一是经费，占40％，二是博士生毕业量占30％，所产论文只占到10％。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数字排列。研究生教育产业化中，博士生生产相当于政治经济学眼光中的学术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和方法论想当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这样看，博士生产出的确是一个大学好坏的重要指标，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澳洲的被重视。

　　五、

西方大学有许多不好的方面，但其博士生研究培养制度，我认为是体现其大学理想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反映出了人类共同兴趣下的团结合作精神本身的美好，许多美好的人性都流露在这种在我看来相当纯洁的人与人的合作互助关系上。工科由于经费等原因会有雇用之意，但在文科，博士生或research students几乎象孕妇那样被对待，我这样的中国学生能有机会从这样一个渠道去了解西方社会，自己感到很幸运。

　　大学这种机构的问题师生也都有抱怨，但一种制度的正在被人忍受，被年青人超越，主要还在于有了师生间这种人与人之间抑止不住的团结互助合作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巴尔特说到，只有大学里教的人和学的人双方都看透了这个制度的愚蠢，在大学或上课的名头下相互合作另搞一套，为快乐而搞，搞得忘乎所以，偏偏不象大学官僚机构要求的那样来执行，这才是真正的研究。这是大学人的一种伟大特权，是师生关系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中国大学成为专制本身的加压机构，关键正在于这种师生平等的民主精神的缺乏。中国的教育培养制度，说来说去，缺的不正是师生间这种平等互助的精神？在社会中，缺的不也正是这个，师不象师，生不象生，出风头时来抢镜头，麻烦的事没人来担当，才有那么多的事使我们一次次看了心冷？

　　朱苏力招生丑闻揭露出的东西很多，其中的一点尤其让人痛心：这种人与人之间天然会快乐地形成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精神在中国的大学里都已丢失，在社会中怎么还会有希望。博导靠国家权力对博士招生权的控制来提高自己的权力价码，表面上好象是在严格要求了，对于筛选中的残酷和不公正的一面非但没有同情，还来了劲，来自己过一下专制的瘾。请问你凭什么说一个青年有没有研究潜质，你以为你有神的目光？

　　而这不正是那些博导们作为专制阀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自己就哪辈子都过不上民主自由的生活。

(XYS2004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