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女士言辞尖锐，其文尽管有时偏颇，但其思想却不失为研究参考，但读其“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以下称何文），却感觉已经需要对其思想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否则不足以“正视听”（借用该词，其实视听是无所谓“正”的），也不足以益清涟女士之学术。

首先想谈谈关于何文所反映的关于历史的观点。何文称：“本文着重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哪些可能导致中国走向危机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从根本上腐蚀中国社会，并将中国逐步推向全面危机；二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统治与表面政治稳定，究竟得益于哪些社会因素。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中述及的政治“稳定”，仅指近5至10年内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地位的稳定，并不包括社会生活层面的稳定。事实上政府为了维持短期政治“稳定”支付的代价是为中国社会埋下深层的长期不稳定因素。”事实上，如果按照负面和正面的划分方法，任何一个政府或者国家都存在危机和稳定的因素，而一个国家和社会也正是、并且只能在克服危机，保持并发扬稳定因素的前提下才能持续存在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的、连续的过程。如果一个政府或者政党能够连续地保证克服危机和保持稳定，那么，它有什么理由会走向崩坏呢？当然，我们可以读出何文的题中之意，那就是：虽然目前中国政府仍然能够调动一些因素保持稳定，但是，长远来看，这些稳定因素必然会越来越少，而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政府自然难免崩溃的必然结局。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社会的各种因素是不停发展变化的，其变化和相互转化无法准确预测，只要能够把握好，不稳定因素未尝不能转化为稳定因素。因此，作出这种结论没有说服力。例如，朝鲜战争，从当时的情况看，谁不认为对新中国是一个巨大威胁呢？朝鲜战争显然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但是，当中国出兵朝鲜并达成战略目标的时候，朝鲜一役却转化成了极大的稳定因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这样的变化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不可不查。

何文所把稳定指为“近5至10年内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地位的稳定”的时候或许可以参考所谓“民主国家”政府在任期内的“政治稳定”措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民主国家的任期制政府往往缺乏对社会的总体的、长期的规划，而以一时的投票倾向为其政策趋向，因此，往往可能为“社会埋下深层的长期不稳定因素”。从历史发展观来看（或许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发展的，历史也不是跳跃的。今天的人只能处理今天的事情，而不可能跨越历史阶段去处理什么“长期的”“未来的”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合理的机制能够并且确实处理了“今天”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政治体制是否适合“本地”“当前”“现实”的标志，简而言之，“逮着老鼠的猫是好猫”，如果中国政府能够逮着老鼠，那就是好猫。目前来看，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计划，并淡化所谓中长期规划，集中精力解决现实问题，恰恰是在向客观的历史要求靠拢。我们如果要求康熙皇帝处理今后中国的航天规划，那只能是揪起头发上月球的空想。

其次，何文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难以让人苟同。何文一方面指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管制新闻、钳制舆论的国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垄断供给。”因此，她认为：“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而同时，她通篇文字所引用的数据，多数来自公开的中国媒体、甚至官方网站的资料，那么，我们怎么能不相信何文的结论是“片面化的”呢？同时，何文在分析对于中国的“认识混乱”时指出，原因可能是“信息垄断”、利益纠葛、“统战工作”，最后得出貌似公允的结论曰：“笔者认为，“繁荣论”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上，而“崩溃论”则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民情来理解中国，以为一个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寿命必将不久。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既不象“繁荣论”者认定的那样繁荣，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也未必陷入“崩溃论”者设想的那种分崩离析状态。”事实上，作为主流的认识论，姑且不论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的认识，哪怕对于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的认识，又哪里会有真正“准确”的、“完全”的呢？当然，不是说事物（包括中国）不可认识，而是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任何人的研究只能向真理（有时还向谬误）前进一小步，哪里会有个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的认识错了，原因是一二三呢？而何女士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似乎已经成了我们的上帝。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认识的多方面、多角度甚至出现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企图就宏观上大而化之地否定有理有据的论说，是没有说服力的。何况其理论基础还被自己的研究进程完全打破了呢？如果何女士真正是上帝，对中国的“信息垄断”有突破的能力、与中国政府没有利益纠葛、既不是、又是统战对象，那么，何女士的研究方法才能成立，而这，怎么可能呢？

何文指出：“中国具备的那些导引中国可能崩溃的因素还在逐步发酵，当局的一切措施从短期来说虽然延缓了这种发酵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却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更加艰难曲折。”显然，何文将所谓“民主化”作为历史的宿命和世界的必然进程，而将当今中国现状读作实现民主化宿命的障碍。应该指出，历史的进程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我们曾经经历过希腊民主城邦时代，也曾经经历过罗马元老院的统治和原始民主时期，但我们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只有适合现状的政治体制才能生存和发展，尽管“民主”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深刻信仰，但从历史研究角度看，即便是99%的国家已经民主化，我们也不能语言那1%必然和其他国家一样。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有其逻辑上的原因，不会因为个人意识形态上的好恶而改变自己的逻辑。相比而言，何文所谓崩溃论似乎更为符合历史的逻辑，那就是“以为一个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寿命必将不久”。而其实，一个政府的寿命决不仅仅决定于民意，一个政府的稳定是个系统工程，民意资源、制度资源、自然资源、国际关系资源、文化资源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这点看，笔者也要指出何文另外一个观点的荒谬性。何文认为：“只要政权有足够的资源赢得精英集团的支持，并依靠这些精英们实行铁腕统治，这个国家未必就会立即陷入分崩离析的瓦解状态之中。远如古时的罗马帝国，就曾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时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良好，罗马人民生活幸福。近则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萨达姆的“猫鼠游戏”让美国忍无可忍终至开战，相信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还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事实上，恰恰是这些国家或者没有把握好制度资源，或者没有把握好文化资源，或者没有把握好国际关系资源，才导致了失败的结果。我可以补充一个例子，例如北朝鲜。其之所以稳定，可以说得益于国际关系资源（雅尔它体系和停战协定）、文化资源（东方式的伟人崇拜）和制度资源（严密的社会控制），如果这些资源不发生大的变化，或者变化后仍能为金家王朝利用，金家王朝就会“万寿无疆”。而不是什么由于“精英集团”的支持。另外，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三百年的发展都称为不死不活，如果我们去评判古代罗马时期人民幸福与否，是否有点太超越历史了呢？

笔者对于何文具体的所谓“问题”不想作逐一的批驳，因为，事实上，何文所指出的问题在中国确实或轻或重地存在，例如环境问题、失业问题、腐败问题、媒体问题等等。笔者只想指出，何文对于社会现实的消极看法和对中国的敌意在其描述问题时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使其文的价值大大下降。例如，关于生态问题，何文指出“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我不知道，何是否明白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化石资源基础上的经济，没有资源开发，谈何经济发展？确实，中国存在资源浪费等现象，可我们也要历史地看问题，在现代西方国家发展里程中，对于煤、铁和石油的消耗又是什么状况呢？关于环境，何是否还记得雾都伦敦呢？而其实，美国看似郁郁葱葱的美如画的环境，又有多少吨DDT渗入了泥土呢？中国不过几十年工业建设，而且从最近几年才开始向重化工型转变，其环境污染远远比不上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的欧美。美国有五条腿、六条腿的青蛙，中国还没有。德国环境保护专家曾经非常羡慕中国四川云南的森林，让中国专家很奇怪，德国森林甚多，何以如此？原来德国森林只是人工种植的次生林，已经完全丧失了生态意义，没有完整的生态系统。更不要说发达国家每年从美州、非洲购买的树木矿产给世界环境造成的破坏了。何文对于中国的道德判断更是建立在陈旧的历史倒退论的基础之上，不值一提。道德有其自身的发育逻辑，会随着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发展而演变，何谈“礼崩乐坏”呢？被孔子称为“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今人看来，恰恰是社会大发展、大变化的过程。中国的今天也相同，正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才导致了传统农业文明道德的大“崩坏”，从血缘伦理维系的人际关系向法律维系的人际关系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