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老师是位外教，早年在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在美国和加拿大获得历史和文学博士学位。

我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爱好外语，经常与外教聊天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87年遇到这位哲学老师，当时从外事办听说该老师有三个博士学位，我很高兴，准备了几个问题向老师请教。没想到老师与我一见如故，谈论了许多问题，随后与老师的讨论便成为经常性的活动。

我与老师讨论的题目非常广泛，从开始的哲学基本常识（如什么是哲学）逐渐深入到超验哲学。老师在与我交流的过程中主要采用启发式，即我问了问题之后老师并不急于直接回答，而是叫我再回去思考一下，如果自己能把问题解决最好，解决不了老师再帮助解决。

同老师讨论哲学问题是比较吃力的，因为我学的主要是科技英语，老师说的许多哲学词汇我听不懂。遇到不懂的词汇我需要追问一遍，老师尽量用通俗的词汇向我解释。因词汇有限，我有时表达起来也很困难，幸亏我幼时学过美术，遇到用口语无法表达的东西就在纸上画出来与老师交流。

除了哲学问题我还同老师讨论许多艺术（主要是美术）问题，老师发现我对美术的浓厚兴趣后便尽量用艺术方面的知识启发教导我。老师首先介绍一位意大利画家的创作手法（该画家不太有名，但创作方法独特，留下的作品也少），随后又讲起如何画天空的颜色。“在画天空颜色之前你要出去用心去观察天空，去体会天空的真正颜色是什么。如果你体会到天空的真正颜色，再把它画出来，那才是最准确的”。于是我在晴天的时候多次到室外观看天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蓝天，现在专心地看，用心去体会，发现天空的颜色随着观看时间有所变化，一开始比较蓝，然后趋于蓝灰色，此外在空气中也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建议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有机会试一下。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介绍的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创作方法，即普通的人在雕塑作品时，这里雕眼睛，那里雕嘴巴等等，直至作品完成。而罗丹拿到一块材料之后，凭借感觉进行雕塑，如果这里感觉不合适，则去掉，那里不合适，也去掉，最后剩下的就是完成的作品了（至于罗丹是否真正采用这种创作方法我不知道，但老师这样讲令我印象最深却是事实）。我当时想罗丹的方法显然要比普通人的方法好，但对创作而言，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也没有答案，但同老师的其它讨论仍在继续。

在与老师交流期间我以为老师是位西人，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于是临时恶补一点儒道佛的东西，现学现卖。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是多余的，老师的丈夫是位华人，在美国是位国际律师，当年是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散掉后去的美国。老师的丈夫国学功底深厚，由于这层关系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很深刻。

几个星期过去。有天晚上我在做作业，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在写作业的过程中突然心中一阵狂喜，刹那间我得到一个答案——“随心所欲”，这正是我苦思很久而未得，但今天突然得到的关于“更好的创作方法”的答案。直到此时我才知道讨论、思考哲学问题可以对身心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哲学决不是空洞的思维，僵硬的教条，哲学具改变身心的巨大力量。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到教室找到老师把这个答案告诉她并与老师一起分享巨大的喜悦。老师听后也十分高兴，约我晚间到她那里继续讨论。

在讨论超验哲学后我们很自然地转向了东方哲学，在与老师学习近一年的时间里后几个月主要讨论东方哲学。

对于哲学，深入到一定程度后其理论模型反而更简单。有一次同老师讨论的时间比较短，她向我描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框架，我当时想哲学不过如此而已，心中不觉有些飘飘然。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才把我的盲目骄傲打下去。有一天我在老师的客厅同老师谈话，门外有人敲门，老师把门打开迎进一位年轻女士。我一看她正是我们同一届但不同系一位女研究生，因我们那时刚答辩不久，我便问她分配到那个单位了，结果对方说她还在医大上学。听到这个回答后我瞬间感到好像做梦一般，天下居然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人，而且说话声音也像！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连声说“对不起，是我错了”。实际上这个突发事件使我认识到自己近期来的骄傲心态是完全错误的。

我找个机会向老师讲述孙悟空的故事，说孙悟空会了72变之后便向其师兄弟显露，结果被师傅赶走，未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老师当然听懂了我这种艺术的认错方式，说到“当然，我还有许多东西要教给你”，我也做好准备向老师学习更长的时间。

老师当时能看出来我以后有机会出国，她鼓励我出去看看，说“如果要了解中国，你应该先了解世界，只有了解了世界，你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不论在任何地方，你都要做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因老师的合同即将到期，88年初老师准备回美国。因为渴望能向老师继续学习一段时间，我急忙联系其它院校，希望能给老师创造一个机会在中国逗留更长时间，但因那个时候办理新的任教手续很复杂，我不得不送老师回国。

老师回纽约后曾寄给我一本书《The masks of God, Oriental Mythology》，此外还写了十几封信，考虑到国外的信检系统，老师在信中未能讨论更深入的问题。

94年底我二度出国在欧洲某国攻读博士学位，刚安顿下来我就给老师在加拿大的住处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老师的丈夫，对方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反应有些迟钝，说起话来反反复复，我急切地问老师可好，结果对方悲痛地告诉我老师已经去世。我听到噩耗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因为我一直准备同老师有机会再见面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哲学，而现在这个希望被彻底扑灭。

我一直保留着老师的来信，现在有时候还翻开看看。转眼间老师逝世已经10周年，我在学习两个专业过程中接触过许多老师，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这位哲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