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中萦绕的名字

猴年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凉爽，不寻常的天气似乎预示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果然在六月下旬，卫生系统流言四起，以至于国家卫生部不得不召开新闻发表会，就今年萨斯实验室事故答记者问。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长声明：请大家容许我保密两天。

两天后，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建党77周年。卫生部召开大会，宣布追究领导责任，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到病毒所，最后是腹泻病毒研究室，从上到下一口气摘了五顶乌纱。尘埃落定，相关报道充斥报刊网络，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声誉到了历史最低点。

去年萨斯时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今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天气骤然转为闷热。望着乌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个名字，萦绕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

当中国人渐渐开口说出真话的时候，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故事所勾画出的豪情和悲伤，使这个名字深深印在心中。

以为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这个名字，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干巴巴的几条。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英雄所谓的风流人物，充斥于网络，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讨论，翻来覆去地争议，来来往往地探讨。这些如雷贯耳的有几个比得上这个名字对民族对人类的贡献？

人们缘何钟情于沾满鲜血的双手而无视救苦救难的心肠？

几十年过去，这个名字已经获得了原本属於他的名誉和地位。但无情的岁月和我们这个善於向前看、乐于健忘的民族使这个名字渐渐沉入历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渐渐被遗忘了。

有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洗清历史长河中的污泥浊水，这名字将永远如金子般闪亮。

这个名字叫：汤飞凡。

二、英雄慧眼

近代中国是湖南人的舞台，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湖南人最终成为中国的主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 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

汤家在当地是个旺族，到汤飞凡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父亲设馆教书维持家计。汤飞凡行三，五岁启蒙，父亲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训，送他到二十里外的东岗就读于何家义塾。

何家与汤家为通家之好，年轻博学的何家少爷素有大志。年幼的汤飞凡勤奋好学且意志坚毅，一如其眼界便十分钟爱，除了为他课外辅导外，还教他算术自然等新学。何少爷连得三女后，向汤家提出将其中一女许配给汤飞凡，而且可以等汤飞凡成人后自己选择。

世事难料，爱汤飞凡如己出、誉之为天下英才的乡野书生居然成了一代枭雄。辛亥革命后，何少爷弃文学武，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入湘军，从排长干起，一步一步成为湖南霸主，后来更因为毛泽东的一首蝶恋花的角注，成为除蒋介石外不做第二人想的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反对派：何键。

总角时便入英雄慧眼的汤飞凡所走的却是一条截然不同道路。汤飞凡12岁入长沙城南小学堂，三年后毕业，追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虽然学工，但他从小目睹家乡父老贫病交迫，一直有志悬壶济世，两年后湘雅医学院成立，汤飞凡从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成为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

七年寒窗，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30名学生，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届的泰斗，除了汤飞凡外，另一位是毕业时名列第一、与汤飞凡同岁的内科名宿张孝骞。

七年的医学训练，不仅磨炼了汤飞凡坚韧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对济世有了新的认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天骄，陆续发现了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申请到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当同学邀请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毕生意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何键此时已为湘军团长，见汤飞凡医学院毕业，向汤家重新提亲。汤飞凡在何家三千金中选中15岁的二小姐何琏。以何键之意，女儿随军东奔西跑极不安定，希望能立即成亲。汤飞凡因为要去北京进修而无法养家，最后只是订婚。

汤飞凡在协和医学院一年后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准备赴美深造。

兵荒马乱的湖南，局势复杂多变。这次何键不再迁就，汤飞凡与何琏成亲后，一起到了美国。

年轻的汤飞凡走的是一条科学之路。

三、拓荒者的回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汤飞凡所进修的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究重点此时正转向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新的方法。作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佛的三年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导师强烈要求汤飞凡留在哈佛。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无比宽阔的视野，吸住了汤飞凡的心，他决定留下了。

这时一封信来自大洋彼岸，写信人是他的老师颜福庆。

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袖。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长。离开湘雅后颜福庆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鉴于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上海开学。次年颜福庆辞去协和职务，专任此时已经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教师8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美国的汤飞凡。

颜福庆在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骤然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当即决定归国。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归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所谓中央大学医学院，其实只有29个预科学生，以及极少的教职员。汤飞凡任教的细菌系压根就没有，颜福庆给汤飞凡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备开始细菌学的课程。汤飞凡认为理论必需联系实际，细菌科的重点在实习。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开始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研究，于1930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正教授，同时受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该所齐全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1935年汤飞凡到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协作，与1937年初归国。

从1929到1937的八年中，汤飞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质及有关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病原学，以及后文着重介绍的沙眼病原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所发论文许多篇被权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可以说短短几年内硕果累累。

如果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以他对科学的执着、严谨和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史机遇，实现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爆发于1937年的抗战，彻底的改变了一切。

许多年后，与人谈到这个少年时的梦想。有人说这是命运，汤飞凡的回答是：“不是命运，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四、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1937年，不仅汤飞凡的命运，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到了转折关头。命运没有给汤飞凡另一个八年的研究时间，给予他以及中国人的是八年炼狱般的民族兴亡。

8月13日，中日于淞沪会战。

按今天的叫法，汤飞凡不仅是海归，还是国际知名科学家、外企高级主管、太子党，名符其实的社会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对一个一直在象牙塔内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没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么。对一个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即使他愿意为抗日出力，象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能做的只有呐喊助威。

汤飞凡的确象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游行，不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匹夫有责。

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随上海医学院的师生组成的医疗队驻扎宝山。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凡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几百米，救护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几次几乎被击中，数人相继受伤。就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个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间只回家两次。夫人十分担心日军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汤飞凡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三个月中，医疗队转战宝山、闸北、苏州河南岸，直到上海沦陷，称得上出生入死。在那一代科学家中，不记得是否还有别人象汤飞凡一样直接参战。即便汤飞凡在1937年后一事无成，以他火线救护之举，足以算得上英雄了。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此时接英国通知，要求准备撤往英国。对汤飞凡来说，到英国继续工作是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正在自惭无为、于无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为之一振。当即辞去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职务，携家眷返乡。

颜福庆的这封信，使科学界少了一位巴斯德，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在国难当头时，许多中国人没有选择，他们肩负保家卫国的担子，他们只能浴血沙场，用大刀步枪以及自己的生命与日寇搏斗。有些中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辱偷生，做汉奸当亡国奴，要么挺身而出，随时准备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热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站着死，象那些英勇不屈的将士，和那些“生在湖南、死在山东” 的学生，以及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的青年。还有些人象汤飞凡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出国而不必当亡国奴，何况他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继续研究，何况他已经为抗战尽力了。

汤飞凡象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作出了选择。汤飞凡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一点，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中央防疫处始建于1919年，因为东三省鼠疫流行，北洋政府决定在北平设中央防疫处，制备血清、疫苗以及指导全国防疫工作。1935年奉命迁南京，北平总处改为北平制造所。1936年正式迁往南京，尚未来得及修建新址，战争爆发。中央防疫处再迁长沙。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位，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能制备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半职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卫生防疫的手下。

陈宗贤回长沙后，两人开始防疫处重建工作。可是此时武汉告急，政府已迁重庆，根本无力顾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只是命令防疫处迁移。往哪里迁？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汤飞凡认为重庆过於拥挤而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於同外界联系。两人争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

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主意无人愿拿。汤飞凡与陈宗贤都是牛脾气，扬言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重庆因此出现一场小小的风波。已任防疫处长九年之久的陈宗贤在政府内人脉甚广，在卫生届也甚有人缘，相比之下汤飞凡只是上海一书生。可是汤飞凡有陈宗贤没有的背景，除了原任卫生署长颜福庆是他的老师外，内政部长何键是他的岳父，这在官场已经足够了。

卫生署的决定公布了，陈宗贤调离，汤飞凡接任防疫处长，防疫处迁昆明，卫生界一片议论。时人之议也好，千夫所指也罢，历史证明汤飞凡的选择是明智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官场任人唯亲的传统这一次的结果不是昏庸和灾难，而是绿洲，生命的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