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3年回台任清华大学（指台湾“清华大学”，下同——编者注
）理学院院长，1998年退休，但我和清华的渊源却更早。1949年北平解放
前，当时的校长梅贻琦带着学校大印，乘蒋介石特派的最后一班专机逃出
围城，后来移居美国。1950年以后，拜朝鲜战争之赐，蒋在台湾立定了脚
跟，又想起要造原子弹，此处用一个“又”字，是有典故的。1945年两颗
原子弹逼降日本，蒋觉得真要跻身四强，也必须加入原子俱乐部，召集了
吴大猷等几位学者，商议造弹之道，吴说造弹必先造人，没有人造不出弹
来。蒋纳其议，遂用原定造弹的经费选送一批年青才俊到美国去学造弹之
道。当然先从声光电化开始，物理方面，就由吴大猷负责，他选了李政道
、朱光亚二人，后来，两人中留在美国的得了诺贝尔奖，回来的也确实帮
中国造出了原子弹。

　　1955年前后，蒋得到情报，大陆已在进行造弹，乃积极规划也在台湾
造弹，他还深深记得造弹必先造人的话，想起流寓美国的梅贻琦，就请他
回来主持，在1956年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同时清华也正式在台“复校”
，这是台湾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许多大陆学界人士
随同流亡来台，但一律不准复校，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经费关系，更主要的
是因为内战期间，国民政府吃足了学生运动之苦，闻虎色变，风雨飘摇之
际，大学之道当然只好以后再说。但“保国必要造弹，造弹必先复校”，
此话道理或许欠通，但说来冠冕堂皇，何况是层峰交待的，因此“复校”
一请就准，而且一准就是“大学”，这也是破例。当时“复校”审查极严
，1960年以后，交大中大也相继“复校”，但只能成立“院”，交大是工
学院，中大是理学院，直到 1970年代才能称校。

　　在申请复校的公文上，梅贻琦盖了个“国立清华大学”的大印，此大
印据说是北伐胜利后，清华从洋学堂收归国办时国民政府颁发的，而且梅
贻琦做大学校长已数十年，总不能现在再要他降一级做院长，在十分为难
的情形下，“教育部”只好准许只有一个研究所十八个学生的清华 “复
校”成为大学。

　　四十年后，这颗大印又派上了用场。1995年，那时已是校长的我率了
台湾清华的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及各院院长到北京清华
访问，并签订合作交流协议。这是一件大事，我先做了一番准备，北京清
华的规模和学生人数都比台湾清华多上一倍半，而且“天下状元，半入清
华”，是大陆一等一的名校。虽云回母校必会受到殷勤接待，但总不能太
比了下去。于是预为准备，两校正式来往函件概用上当年大印，又制作一
卷介绍新竹清华的录像带，一开始就是校徽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又以校歌配音：“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和大印一起带去北京，
在第一天有老教授老校友参加的正式聚会上拿出来放映。“文革”期间，
北京清华原来的校歌校徽都被废了，那时还没有恢复，许多老教授老校友
都已二三十年没听过校歌了，乍然听到， “此日中堂闻旧音，何人不起
故校情”，当然激动得很，录像带一开始不久，就听见座中有惊呼“老校
歌”的声音，后来还有跟着哼的，录像带放完，该我报告介绍台湾清华，
我把报告精简了些，最后留三分钟把录像带的开首再放一遍。

　　这次聚会两岸初晤，气氛非常非常之好，真个是历尽劫波兄弟情更浓
，后来的协议当然也很顺利，签字就签了四份，两份简体字，两份繁体字
，两份新竹（台湾）清华在前，两份北京清华在前，真正的对等互惠。最
实惠的是庚款事也解决了。清华创校原仗庚子赔款，后来支持放洋留学，
培育了许多人才，在台“复校”，也赖此款挹补，以后就一直归校长专用
，称为校款。校款原来是只准动用利息的，但在1949年后，几番转换，到
我任校长时，到手的只剩笺笺之数了。但笺笺之数还是数，1979年美国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款亦将转手的传言不断，一度（台湾）政府还指派
专人负责“护款”。但两校自己却因无直接交往，从未谈起过。1993年在
香港的一个大学会议，我首次遇见北京清华的王大中校长，他问起此事，
我想终于来了！乃坦诚相告，此款现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一个委员会保管，
我管不着，等我弄清楚了我们再好好谈。以后又有一两次晤面，他又提到
此事。此次赴京，我想此问题总要面对，乃想好了腹案，但到了北京，一
直地忙，王校长倒也没提起此事，直到签完合作协议，中间有一条专谈两
校师生交流的事，仪式结束后，觥筹交错互相恭贺间，我指着这条说：
“校款就用来支持这项活动怎样？”王校长是解人，颔首会心一笑，那棘
手的庚款问题就此解决。当然，王事先也早打听清楚，庚款余额确已无多
，而保管委员们却都是耄耋长者（吴大猷是主任委员），这种麻烦不惹也
罢。

　　回首前事，转瞬十年过去了，应该“坦白”一下：那颗大印不是原装
货。和北京交流前，我曾着人寻找原来大印，但早不知踪影，好在旧日文
件都在，乃仿制了一颗，可以乱真，说是梅校长用过的大印，也是培养气
氛，请王校长老校友多多见谅。不过校款确已是笺笺之数，今暑（2004年
）两校师生交流，还靠它贴补。在中国教育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庚款（出
自八国联军赔款，是国耻之款），始于（太平洋）两岸之游学，终于（台
海）两岸的游学，也可算是善尽其用。

　　且说1956年清大在台“复校”，全校有校长一人，专任教职员四人，
研究生十八人。教职员工包括教授吴大猷——知名学者，助教沈君山——
台湾大学六年级生，主任秘书及工友共四名。

　　怎么会有一个大六的学生来做研究生的助教？原来我在台大读了四年
级，去受军训一年，回来发觉必修的德文没有及格，只好留校一年，做个
六年级生专修德文。那时我在台大已是位“名学生”，名学生有多种，有
的功课特佳，有的犯上作乱，我一概不是，是个不太用功、功课却还不错
的逍遥派，特点是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帮学校赢得许多奖牌，其中之一还
麻烦胡适帮我平反，是我大学生活最记得的一事，虽在《浮生三记》中追
述过，此处还忍不住再说一遍。

　　大四那年，我代表台大参加高级别的桥牌比赛，抱回一个大奖杯。

　　父亲自小家境清贫，苦学出身，日常训诫，总希望子女能勤奋向学，
却不知如此反引起正处于成长期的儿子的反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
书高”，什么都拿奖，惟有功课不拿奖，父亲看我这次又抱了个桥牌奖杯
回来，乃置之厕所，让我晨昏面对，好好反省。不料有一天，当时台大的
校长钱思亮来我家做客，看到学校的奖杯放在厕所，诧异地询问父亲缘由
，父亲反数落他一番：“做大学校长，不好好教学生读书，却去打牌，是
怎么回事？” 父亲较钱校长年长，校长不便反驳，心中却不服气，恰好
那时胡适自美返台，寄居钱寓，钱把此事跟胡适说了，胡适安慰校长说不
妨，他会找机会帮我们平反。

　　不久，胡适应邀来我家便餐（他和父亲原是康奈尔大学同学），陪客
都是很熟的朋友，父亲叫我也在末座坐了。酒过三巡，谈谈就谈到桥牌奖
杯的事，胡先生先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美国年轻人求职，因为在校课
外活动表现好，反被赏识，胜过了功课好的，被录取了。然后就说现代教
育是要多元化，参加课外活动是好事等等，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满座皆
颔首称是，父亲亦无话可说。客人去后，父亲就叫我把奖杯搬回客厅，那
蒙尘已久的银杯终于见天日了。

　　奖杯主人的得意就更不同了，四处地说，说胡适到我家来了次机会教
育，这话后来当然也传到胡适那儿，他想想扫了老友在儿子面前的面子，
过意不去，乃送了我们一幅字：“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这幅字的后面两句是胡适的名言，海内外传诵已久，但在此加上“从
今后”三字，却有告诫我的意思。它至今还挂在我的客厅，已近五十年了
。

　　这个故事后来也传到梅贻琦那儿，那时学校初创，他需要一位助手，
也要帮即将返国的吴大猷找一位助教，当然要学物理的，他想起我，就找
我去谈话。

　　梅贻琦是一个不多话的人，只讲了几句话，约略告诉我工作的性质，
提起桥牌奖杯的事，他说：“吴先生也是喜欢玩桥牌的。”这就引起了我
一大番议论，把胡适之自由主义多元教育的意思，大大加油加酱地发挥了
一番。校长只微笑不作声地听，后来就录取了。让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做
了一年三个月研究所的助教，到出国为止。

　　这一年多我跟在梅、吴两位身边，真是受益终生。其经过在《浮生三
记》中已有所述，此处就不赘述了。当时梅校长是否慧眼先知，是否在为
四十年后的台湾清华培养一位校长，只好猜测，但1996年台北月涵堂（当
年他办公居住的地方）翻修，我为他立了一个铜像，下题：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这八个字，我想应是对梅校长最恰当的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