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新语丝”上看到了关于薛涌的一些议论，让我想起了自己两年前的一篇旧稿。当时是针对薛涌在“南方周末”上所发的一番歪论，谈了些看法。文成后，投于“南方周末”，未得发表。今天，当薛涌已成功“挤身”于“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中，特别是在“新语丝”上遭到那番阻击后，我感觉，这篇旧文或未过时。故，投寄出去，希望能得以发表。不谦虚的话，我自认自己的这篇旧文，对薛涌其人的批驳，要比现在“新语丝”上的那些批评，来得更为尖锐和深刻。）

耶鲁的小子，闭嘴　　——靠什么容忍胡言乱语

　　梁达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确实“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虽然当前话语圈中，各种主张，相互辩争，实属多多，但总可算是见仁见智，不失为正常的学与术上的讨论。然而日前在2002年6月6日的《南方周末》上读了一篇薛涌先生的“奇文”，“靠什么容忍贫富差距——欧美经验的启示”，不禁让人有所惊诧：首先，其所做“容忍贫富差距”的立论，已是在半隐半晦之中，申张着一种颇为偏狭、有失公正的立场了。更何况，在其大讲“欧美经验的启示”的幌子下，（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更耀人眼的，是他来自“美国纽黑文”,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候选人”的“牌子”）更是隐埋着一种基本推理不清、有失逻辑规范的一派胡言乱语呢？让人至少不禁要问，要靠什么才能容忍这位来自美国耶鲁的博士侯选先生的胡言乱语呢？

　　说实话，不太乐意写这篇纯属口舌之辩的文章。谦虚一点，是可以说，本人只在国内的大学候过选，不象薛先生是在美国的名校。因而，从学养上讲，怕是和薛先生递不上话。而不客气一点，则是不屑。

　　今日中国的话语圈子，默认着两条基本的规则：一是多显矫情地，在管制空余或遗漏之处，彰显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二是信奉从小骂大帮忙转来的，冒韪众论才足成“学术明星”之闪耀的伎俩。看来，薛涌先生是多谙此二者之三味。也难怪，初来乍到，面对薛先生文中的某些“大的”立论，让人暂时也不得不在惊诧和愤激之际，无话可说，有所“容忍”：比如，其“要提高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能力”的主张；再比如，在“欧美对待贫富差距的不同态度”一节下，他所做的一些描述和总结。即，贫富差距比欧洲大，社会福利比欧洲差的“美国穷人”，即使在大萧条的1930年代，被人像耍猴似的骗到体育场看球，然后，“刚过完瘾”，即被解雇，被“断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即使是每周达“几万人”、“几万家庭”之多，也鲜有暴乱之举的行为，所谓“美国的穷人温顺得出奇”的说法。

　　此二者之所以不得不有所“容忍”。因为，前者似乎是当前某一基本改革政策在逻辑上的“天然延伸”，也是“政治正确”这一时尚，在中国有“特色”的翻版与表现（？）。既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能力当然就要提高了。虽说，对普通民众而言，主张先富是政策的主动，而教导容忍则是接受的被动，（语态、心态等的）态势截然不同，一时脑筋未必就能急转弯。所以，捅破这层窗户纸，再进而正面立论倡言，如此这般地变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也就确实要有赖于来自耶鲁的博士侯选先生的睿智和勇气了。当然，要想在此再次“强出头”，与之唱唱反调，未必就是“政治不正确”了，也未必就不会再眩人耳目一下。比如，用“共同富裕”的讲法，来“大胆”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再拍拍胸脯，讲讲“知识分子的良心”，做些姿态，为“贫苦大众”来些口头上的担待和伸张，其效果大约也能说得过去。说来，前些日子，也确曾见过，这让人反过来又是一惊的场面。只不过此时多要留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场合，再是身份。场合吗？最好是选在参与者都是圈内人的所谓学术研讨会上；要不就是在给天性激进的青年学生的讲演中。要而言之，都不正式，只是发言，可以不留纸上案底。身份吗？要以权威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先甭管这个“权威”的由来，是不是因为你跟上层权贵跟得年头多了，还是因为从来“道貌岸然”惯了而得来的。总之，只有地位至尊，那时，方没人敢揪你的辫子，而“变脸”之际，也才能多出惊人之语。当然，如此以来，无论怎样的拍胸脯，飞唾沫星子，张扬自己“理论者的良心”。然后，再怎样的或引用官方不提的正式统计，或传播众人皆知的小道消息，大讲百姓困苦，重提阶级阶层，高唱理想牺牲，等等等等。但，究其实质，和薛先生比一下，二者大差不差，都不过只是或左或右、“左右”摇摆的学术政治秀而已。不说它也罢。

　　而后一说法，又直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与美国悖论（所谓社会主义爱美国；美国不爱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通俗普及版，也算是在重提西方人自己早已有之的一类学术探讨与研究的课题。但是，问题提出与研究者的意愿和态度，可能更值得人们去理解和探讨。至少几十年、近百年来，西方人作此言说，并不完全是在暗示着“历史的终结”，也并不完全是在意味着它已成定论。从学术的角度看，毋宁它是在意味着提出一永恒未解的问题，至少在那些作此讨论的西方人的当时，尤其更应该是在引用这一问题的中国人的此时。而我们的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侯选先生借一句“欧美经验的启示”做过渡，就把他人追究的问题变成了自己用来立策呈论，指导中国发展的理论前提，不知他究竟依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推理？或者换个角度问，让人们又靠什么来“容忍”他这样一种“推理的逻辑”？

　　支撑逻辑推导的，只能是事实与逻辑。所以，也只能用事实与逻辑来分析一下他的基本思路。首先要加以声明，对美国大学、尤其是著名的耶鲁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一定是具有相当学问修养这一事实，绝不应该有所怀疑。但是，中国古人却也早已有评价学人要“德、才、学”三分，并要求“以德统才、以才驭学”的更高标准。在此“借古喻今”，或可一用。故而，本文绝没有和这位耶鲁的博士候选先生比拼学问的想法，也只能是就他所言，来摆摆事实，论论推理罢了。如此以来，倒也省事，不必再去劳神费脑、搜肠刮肚地引经据典、摆弄学识了。就他文中所及，提几个逻辑推理方面的问题：

　　问题1，说“中国人口众多，并不太适合于建设一个高福利的国家”。这不知是逻辑推理的结论还是前提？而无论它是前提还是结论，从薛先生在文中断然决然的用法与语气看，他大概是已体验到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感慨了。所谓“前不见古人”，不见任何即使是来自“欧美经验的启示”，原本嘛，已有过高福利的欧美国家中，也就是没有一个如中国今天这样的人口众多；所谓“后不见来者”，不见丝毫对中国既往历史的总结，更惶论对未来（高？）福利的设想。如此凭空而来，只是一口咬定高福利与中国无缘，未免太是容易了吧？可曾“独怆然而涕下”？相类似的还有：

　　问题2，说“欧洲民智甚高，但其高福利国家，造就了高高在上的官僚”，又是一例。“民智高”、“高福利”和“高官僚化”三者之间，怎么就必然具有了一个联带另一个的因果关系？让人着实不明就里。反倒是此处被其作为事实陈述的那条“民智甚高”，或可用做下一问题中的推理前提。

　　问题3，文中颇有西方以数字统计做学问根据的风范。比如，用伦敦经济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误？）对1974——1999美国与欧洲社会不平等状况的调查统计，尤其是两处民众对贫富差距的反应，有悖反差距（即，不平等大的美国反应小，而不平等小的欧洲反应大），这一统计数据，来证明与总结他所谓的“美国精神”的一、二、三条。但是前一引用问题中，所陈述的那句“欧洲民智甚高”，不知可否在此用来代替所谓的“美国精神”，这一既是结论又是前提的逻辑构件，来解释一下这一让人直是不可理喻的欧美悖反，在欧洲一方的原因呢？可否说，正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有更多浸润、熏陶的欧洲“高民智”，才会导致其做出在薛先生看来，是生在福中不知足的“悖反”表现呢？姑且，命之为“欧洲精神”吧。不过，这样一来，其逻辑推理所导引的方向，怕是和博士候选先生的心中所念有所歧异了吧？

　　问题4、说起数字统计，也可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下这篇奇文。文中先是引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历史学教授所讲过的一个活的事例，就是前边谈到的那个体育场解雇人的故事。随后，薛先生就深有感慨地开始作推理了：“试想，一个体育场能容纳数万人之众，而当时的美国家庭里只有丈夫外出工作，每周有这样的球赛，意味着每周有几万家庭断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到此，他用数字做演算的推理，看起来是中规中矩，足可以说明其“当时却少有暴乱，美国的穷人温顺得出奇”的结论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再较真儿的、用数字继续推演下去的工作，他就不做了。且来帮替他一下。那么一个城市或地区，到底一次性会有多少家庭断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呢？（据他前面的口气，数值就取最小吧。）应该是2个体育场×1周×2万人=4万个家庭吧？从持续性上讲呢？文中说“美国人失业后常常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找到工作，在欧洲……要等数年”。这里就不用月作单位了吧？那真是在欺负本已够“温顺”的美国人了，太残酷了。用周吧？也取最小值，4万再×2周=8万个家庭，８万个“断了基本生活来源”的家庭啊！不知美国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地区，它该有多么大的人口和家庭基数，才足以承担起“少有暴乱”的重任？美国的穷人岂不真是温顺得太出奇了？！你不觉得，在这里理性的数字和日常的感觉之间，应该是出了点不相和谐的问题吗？问题绊在了哪里呢？不该是计算推理吧？武断一下，也应该相信美国斯坦福的那位历史学家，他大概也不会讲谎话吧？那么，问题就只能是出在我们的博士候选先生这里了。大萧条时的美国，大概真有懂点儿心理学的资本家，把工人骗到球场去解雇的事。但，是不是如博士侯选先生所说的那样，每周都有，且一个体育场，几万观众，全是受骗的工人，就值得考究了。否则，不是资本家，就是工人，亦或二者都有点儿弱智了，怎么同一把戏，上周耍了，这周还骗呢？再说，即使是因为资本家懒惰，只用这同一手段，那也有使他省不了心的地方。你想，那时美国有没有、或又有几个有几万工人的工厂或公司，来周周到球场耍把戏？无论如何，到后来几万人的球场，都需要有几个以上的工厂工人来添满，那，几个资本家们还不要在一起费点儿脑筋组织协调吗？看来，问题肯定是出在博士侯选先生这里了，问题就在于他“拿着鸡毛当令箭”，“以点做面”来为自己心中已有的结论做推理。而一达目的，又马上放弃，没有把这种数字化推理的方法普及开来，贯彻下去。

　　问题5、前面差不多还都算是就（国外）事论事，本问题最是关乎中国的现实，也应该最能说明他全文立论的基础以及其逻辑推理的问题。

　　这里是更为典型的“拿了鸡毛就当令箭”，“扯了虎皮就做大旗”。应该说，他本善良。其表面上的立意，总是在“贫富差别不断拉大”的现状下，为了“增加社会的‘抗震’能力”，而提出“靠什么容忍贫富差距”的问题。并且，其学养也应该是相当博厚的。从他文中一再闪现“社会公正”、“机会均等”、“规则正当、合法”等等主题词，或可想到，他至少对国内学界近来一直热论中的“公正与效率”、“自由与民主”等热门话题，有相当的熟悉与了解。而且，这些几经（国内外）权威“磁化处理”后的话语套路或套路话语，实际上也恰恰变成了他立论的最大的前提。只是他（包括他所借用的国内外权威们），或许在此又遗漏或忽略了另一种、或另一个基本的逻辑推理的可能：假如大多数的国民，有朝一日得到了民主的权利，像薛先生所“希翼”的那样，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谁保证这些民众（不知该说是民智高了，还是低了？）制定的规则，就一定是像薛先生所指点的那样，是一“约束他们”自己、是一讲“机会平等，而不强求结果平等”的规则呢？退而言之，如果他们理解的规则的“正当性、合法性”，不仅仅在于使“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会得到公正的回报”，而更在于先铲除“‘关系’提供机会，腐败创造成功”的现实起点的不平等呢？换句话说，这样一种“劫富济贫”，又怎么才不会像博士侯选先生所担忧的那样“被社会广泛接受”呢？行文至此，再加一问题6吧。只是，这一问题大概已远远超出我们耶鲁博士候选先生的想象能力？更遑论其推理能力？

　　问题6、或可设想，博士候选先生一定会对上述问题有所辩解。其之所以做此“一厢情愿”的推理，并不意味着他只习过这种“单向度”的逻辑，而勿宁是意味着，在他的“话语逻辑”中潜含着一种更为强大的、类似公理性的前提。即，他之所以把规则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证自明地“约束”于“民众的自我约束”和“容忍”，是因为他把如下的经验总结当做了超验的定论：不容忍就意味着暴乱。而一到动乱之势，富人自不必说了，穷人（无论民智如何低）也该自觉、也该体会、也该明白，自身的日子也将艰难，也会不好过。——所谓新经济学在中国抢占、掌握话语权力的代表说法——人，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精英大众，都只能是一个经济理性人。但是，且不论这种理论言说，在这里“施展”，就像前面所言，是否可以分清“容忍”的被动（语）态和“为富不仁”的主动（语）态之间的差别，是否可以搞清提倡“容忍”，和鼓励“不仁”之间，到底是否潜含着某种别样的关系。也先不说它能否在具体的事件中，比如在近两年巴以冲突中，在巴方一而再，再而三，至今已达70余起的自杀攻击中，起到拔除人体炸弹上的引信的作用。这种源于、也显于经济时代的泛经济学的理论，今天确实已蔚成大观，已然近乎掌控了我们整个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那么，从博士候选先生的角度看，他干吗就不能猫在这棵现成的大树底下，摇摇羽扇，无所顾忌，放心大胆地做此放言呢？只是，现在看来，就如何对待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个问题言，这棵大树可能仅仅荫蔽了“共时态”的过去，却遮盖不了“历时性”的现在与未来。“温顺”、“民智”、（实用或经济）“理性”程度，与“美国穷人”互有参差的中国民众，退一步说，或许也可以容忍了自己这一代，但，不太讲个体而更重“血脉传承”的他们，为什么现在又要容忍其下辈子孙将来在一（“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的起点上，去讲求什么“机会的均等”呢？问题这样考虑，应该是更切近今日中国的现实吧？

　　相信我们的博士候选先生，不会、也不敢触及这种问题，因为他没有这种最为基本的思想的逻辑能力。也正是这种思想求索能力和态度的缺失，这才导致他在上述问题中，表现得要么是稍显蛮横武断地，凭空拈来一说法，既做结论、又做前提；要么是极为实用主义地，妄用前提、数据，一达目的，即随手挥去。逻辑上条理不清，不足以自洽，推理上半途而止，不能贯彻到底。其结果，只能是一派胡言乱语。

　　把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候选先生说成这样子，说成是在“德——才——学”的链接中，“才——学”一节上，出了问题，实在是有些“屈辱其大才”了。事实上，他可能是在这些“大的立论”方面，做得有些着急，以至于出了点上述的逻辑问题。而在某些多多少少牵扯到其个人私益的“小的主张”上，可以说，他表现得并不缺乏这种“将逻辑进行到底”的基本推理能力。当然，即便如此，他仍有问题。这次，问题或许存在于“德——才”一环上了。

　　无论完整不完整的逻辑，也不管彻底不彻底的推理，其总是在申张着言说者的心中主张和利益立场。博士候选先生的立场又着落在哪里呢？让人从何处来感知一下呢？文中，一最乍人眼的地方，就该是“温顺得出奇”的“美国穷人”的字样了。而对应于“美国的穷人”，自然就该是“中国的富人”了。所以，主张一种为“中国的富人”着想，或“启示”他们，如何让自己的“财富与权利”为“社会接受”的立场，也就该是顺理成章，毫不奇怪的了。当然，说一个还未致富、或准富人的“知识分子”、或“读书人”的屁股坐在了富人的腿上，可能是有点偏狭，是以中国土大学的小人之心在度洋博士候选先生之腹。因为，从早年意识形态化的影视宣传中，所得来的富人的“帐房先生”和“狗腿子”的印象，大约总是在助纣为虐，不是在纵恿富豪们为富不仁，就是在帮胁其一毛不拔，这和薛先生大有区别。他毕竟曾从否定的角度，这样来提醒过中国的富人们，没有“社会公平”，为富不仁，你们也会“度日艰难”啊。何况，他所总结的，该让中国深受启示的“美国精神”的第三条，也是在具体而明确地建议，富人们要多出善款，多做善事，“将一些财富捐回社会”啊。当然，如果说今日富豪，包括其跟班的表现，都已和往日大有区别，且不论其是否出自内心，总是时势使然。但即便如此，博士侯选先生还是和大多数人，有所不同，他可是更会给今日更趋庸风雅，更崇洋媚外的中国富豪们下套儿吧：为什么要你们这样做呢？难道，君不见，“美国的慈善事业”，可是既“资金雄厚”，又“经营十分理性化”的哟。

　　当然，在已明白了民主的实质，并不就是多数的（穷）人统治少数的（富）人，而更在于注重保护每个人（无论穷富贵贱）的（自由）权利，至少是立场言论权利的今日中国，只要博士候选先生肯腆着面皮说，我就是在为富人说话，富人又怎么不能有自己的言论主张和代言人呢？大家总是无话可讲。因为他只要承认了这一点，从立论的角度看，它总是“大的”，是可以容忍的，仍是属于见仁见智的学术“讨论”的。只是，博士候选先生，不好说（或不能说），仅仅是因为顾虑到“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的名节，而有所扭捏作态，而有所躲躲闪闪，没有做如此明确。只是因为他意中所指，心中立场，其实还要更为具体，也更为确切。那么，他再要进而“立论”，就不免只能是“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