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學研究的缺陷和中國的機遇

雲 層

十幾年前,作者像許許多多對西方科學技術充滿虔誠崇拜的中國青年一樣,離開了祖國,開始自己的洋插隊生涯。先來到自稱為上帝特選子民的猶太民族國家-以色列攻讀博士學位,然後又來到號稱世界上頭號的科技強國-美國進行醫學研究。在國外留學的早期,作者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醫學研究方法的嚴謹,技術手段的先進,學術討論的活躍非常崇拜,認為美國式醫學研究代表着人類征服疾病改進健康的希望。近年來在生物醫學領域所取得的一個又一個的進展, 如傳染病的控制,器官移植,試管嬰兒,克隆生命,人類基因組圖譜完成,幹細胞治療研究等,又使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醫學研究被罩上了無堅不摧的絢麗光環。使人以為只要依靠西方醫學研究,人類完全可以征服一切疾病,包括現今的頑症,如心臟病、癌症、腦中風、艾滋病等。隨着時間的推移和自己研究經驗的增加,作者逐漸發現西方醫學研究並非人們想象的那樣十全十美無所不能。到目前為止,它既沒有徹底揭示疾病發生發展的奧秘,又沒能為根治疾病提供有效的幫助。一百年前不能治的疾病,現在同樣不能治;中國不能治的疾病,美國同樣也不能治。而且隨着工業化的進程和生態環境的改變,舊的疾病還沒得到有效的治療,新的疾病又不斷出現,對此西方醫學研究更顯得力不從心。公正地講,西方醫學研究對於疾病診斷和流行性傳染病的防治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臨床檢驗技術、X光透視、CT掃描、核磁共振技術、疫苗研製等為疾病診斷和預防控制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手段。但是在許多非感染性疾病的治療方面它卻束手無策毫無辦法。人們也許會問既然西方醫學研究在發病機理和臨床治療方面沒有太大進展,為什麼人類的平均壽命會逐年增加,健康狀況也逐漸得到改善? 不容質疑,近160年來人類的平均壽命增加了整整33歲,從1840年的平均44歲增加到2000年的平均77歲。科學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使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生存質量大大得到改善,這是人類平均壽命增加的主要原因。我們知道,影響人類平均壽命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災害(颶風、洪澇、地震、乾旱、饑荒等),戰爭,瘟疫(流行性傳染病)和常見疾病。科學技術進步大大降低了自然災害對人類的傷害;人類社會趨於理性減少了大規模戰爭的爆發;醫學診斷技術的發展和抗生素及疫苗的發明有效地控制了流行性傳染病的發生,使大多數感染性疾病得以治療。因此,不能將人類平均壽命的增加完全歸功於西方醫學研究的成就和貢獻。人類健康狀況的改善也不完全是它的功勞。

是什麼原因導致長期以來許多疾病不能有效治療這種狀況? 是我們在生物醫學研究領域的投資不夠? 世界各國每年為生物醫學研究投入的資金總額高達上千億美元,僅美國政府每年就投入兩百多億美元,應該說對生物醫學的投資已經處於世界前列。是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科學家不夠聰明,不夠努力? 每年被美國醫學院校錄取的學生都是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在美國各研究機構,大學和生物醫藥公司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主研人員都具有博士學位,受過必要的專業訓練;每期的國際權威學術刊物>>上刊登的文章有1/2至2/3是有關生物醫學研究的論文;近幾年來每年至少有兩項諾貝爾獎(醫學和生理學獎及化學獎)是授予在生物醫學研究領域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由此可見,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科學家大多數是當今科技界的精英。醫學研究是探索人類生命規律的一門科學,它的最終目標是對抗疾病與死亡、促進健康和提高生命質量。醫學研究具有它獨特的理論,思維方式和技術手段,但是要實現征服疾病的最終目標,醫學研究理論和思維方式必須符合疾病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應該不斷糾正錯誤和不斷創新。由於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醫學研究存在着缺陷,違背了疾病的本質和客觀規律,因而導致了疾病治療長期以來停滯不前和大量的人力財力及時間浪費。若不儘早糾正這些錯誤,征服疾病的目標將會離我們越來越遠,越來越遙不可及。相信在此之前,很多生物醫學領域的有識之士已經發現這個問題,但為什麼沒有一個生物醫學界大腕站出來捅破這張薄紙,是"只源身在此山中"? 還是自身利益所在? 歐洲有一個著名的童話叫>,當絕大多數民眾迫於皇帝的淫威違心地承認赤裸的皇帝身上穿著漂亮的新衣時,只有一個天真無邪的男孩說出了真相:皇帝身上什麼也沒有穿!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醫學研究的絢麗"新衣"面前, 希望不僅一個而是更多的天真無邪的孩子們能道出真相。

西方醫學研究究竟存在什麼缺陷? 怎樣糾正這些缺陷? 作者將從研究理論和思路,研究方法,研究隊伍構成,及新藥研發等方面加以論述。

1.機械還原論---西方醫學研究的理論根基和枷鎖

西方是現代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蒸汽機,電燈,電話,汽車,火車,飛機以及電子計算機的發明和機械製造工業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同時科學研究的機械論也對幾乎所有自然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美國的醫學研究領域裡,由於受機械論的影響而往往將人定義為一部機器。認為人體象機器一樣是由一個個零部件(器官,組織,細胞,蛋白和基因)所裝配而成。當機器出現故障時,只要找到那個損壞的零部件並更換它就能使機器恢復正常。因此在研究思路上堅定不移地遵循還原論的理論,將生命的運動形式歸結為機械運動形式，用低級機械運動形式的規律代替高級生命運動形式的規律。這種機械還原論的分析方法是西方醫學的靈魂，它認為，各種生命現象都可以被還原成基本的單元，各基本單元彼此獨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變其本質。通過對這些單元的研究，可以推測出生命運動的本質和變化規律。在研究手段上它通過解剖學，組織學,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等技術途徑將人體還原為獨立的器官,組織,細胞,蛋白或基因,希望通過對單個細胞,蛋白或基因的研究找出影響生命運動規律(即導致疾病)的最微小最特異的生物學變化。在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面,也聚焦於單個生物分子的改變上,認為每種疾病的發生僅由單個生物分子(蛋白或基因)的異常改變所引起,這個分子控制著其餘的疾病過程,只要尋找到這個分子,再發展一種相應的藥物去對抗就能治癒疾病。這種機械還原論的醫學研究思維方式在對付細菌導致的感染性疾病方面確實具有一定的效果, 因為這些疾病的病源體通常是單一的細菌,只要通過臨床檢驗獲得確診,採用相應的抗生素就能治癒疾病。然而隨着細菌耐藥性的發展,抗生素的療效也受到嚴峻的挑戰,許多抗生素已經對產生耐藥性的細菌失去療效。總有一天,抗生素會因此而完全喪失其抗感染作用。非常可悲的是,機械還原論的醫學研究方法在對付常見疾病(心臟疾病,癌症,腦中風等)和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流感,禽流感,SARS,艾滋病等)方面卻顯得蒼白無力毫無作為,因為這些疾病的病因和發病機理非常複雜,根本不是單一病源或單一生物分子的改變所能解釋。

西方醫學研究的根本缺陷在於忽視生命的整體性,生物分子間的相互關聯性和機體的自我調控(防禦修復)能力。幾十年的研究經驗和臨床實踐已證明, 疾病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變化過程, 每一疾病至少涉及到已證實的人類基因總數(2-2.5萬個基因)的1-2%(即200-500個基因)。據作者對急性中樞神經系統(腦和脊髓)損傷的基因表達研究中發現,總共有300多個不同基因在損傷後產生明顯的表達改變。通過對這些基因的相互連接通路進行整合分析,發現這數百個生物分子被連接成了一個較大的生物信號傳遞調節網絡。創傷後因大量生物分子異常改變所引起整個生物網絡的平衡失調才是導致神經細胞不可逆死亡的真正原因。如此眾多的生物分子參與疾病的發生發展,若再遵循西方醫學的傳統研究思路和治療方法,僅將研究重點聚焦於捲入疾病的某一個主要生物分子,再通過發展針對這一生物分子的單一藥物去治療疾病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也是多年來許多疾病難以得到根治的主要原因。因此機械還原論是限制醫學發展的枷鎖,它對於我們探索疾病的發病機理及發展有效的治療手段已經產生嚴重的阻礙作用,若不打破這個枷鎖,人類征服疾病的目標將永不可能實現。

2.盲人摸象--西方醫學研究方法的盲目性和局限性

中國有一個成語叫"盲人摸象"。傳說幾個盲人摸一頭大象，摸到腿的說大象像一根柱子，摸到身軀的說大象像一堵牆,摸到尾巴的說大象像一條蛇，摸到耳朵的說大象像一把扇子，由於每個盲人只是相信自己的親身感覺與經驗，不接受或者相信別人的感覺與觀點，因此固執己見，爭論不休。用來比喻因視野局限,對事物了解不全面，因而產生片面的觀察結論。若將疾病的發生機理比喻為一頭大象,美國式醫學研究工作可以稱為盲人摸象式研究。因為它完全遵循機械還原論的研究思維方式,將疾病的病理基礎和發病機理還原分解為單個生物分子的改變。正如將整頭大象分割成不同的部分,由許許多多研究課題組和研究人員分別對各個部分進行摸象工作,有的摸腿,有的摸身軀,有的摸尾巴,還有的摸耳朵。他們摸得非常認真,非常細緻,也非常深入,幾乎他們該摸地方的每個"汗毛或毛孔"都快摸完了。摸到新的大的"汗毛或毛孔"可以申請專利或在國際頂尖雜誌如>或>上發表論文,摸到小的"汗毛或毛孔"的論文也可以在一般雜誌發表。但是這種"摸象"工作越努力越投入,離掌握"大象"的全貌卻越來越遠,越來越成為一種人力物力和時間的浪費。因為它得出的研究結論是主觀片面的,對了解"大象"的全貌沒有太多幫助。

在作者所熟悉的中樞神經創傷研究領域,僅在美國就有400多個研究課題組正進行這種"摸象"工作,"摸象"領域分別涉及到創傷後神經細胞死亡,炎症和應激反應, 細胞內離子平衡失調,信號傳導,細胞周期調控異常,細胞結構異常,神經變性,和對應藥物治療等,所摸的生物分子也達到近200個。每個研究課題組都堅信自己摸到的"汗毛或毛孔"(單個生物分子)是獨一無二,是最新發現,認為只要繼續摸下去就能找到根治中樞神經創傷的特效療法, 因此拒絕承認其他人摸到的"汗毛或毛孔"。然而,隨着人們一次又一次因摸到新的"汗毛或毛孔"而充滿征服中樞神經創傷的希望,又因為針對"汗毛或毛孔"的藥物治療一次又一次失敗而充滿了失望。針對其它疾病的"摸象"工作也基本如此,這就是當前美國醫學研究工作的真實寫照,也是人類在對抗疾病威脅方面的悲哀。到目前為止,這種盲人摸象式的研究仍然還在繼續, 大有不摸到所有"汗毛或毛孔"不擺手之勢。在60年代美國政府提出了兩項雄心勃勃的科學計劃:一項是人類登月計劃;另一項是征服癌症計劃。不到十年時間,人類成功地登上了月球;但到目前為止,四十年過去了,我們連癌症的發病機理都沒有研究清楚,更不用說征服癌症。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美國在機械研製方面確實是高手,但在探索生命規律方面卻是一個盲人。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國醫學研究人員在研究中始終不敢違背機械還原論的理論和思維方式,在研究方法上採用盲人摸象式的探索途徑。

要全面了解疾病的發病機理,找到真正有效的治療方法,我們應該停止這種盲人摸象式的醫學研究方法。現代醫學已經發展了數百年,"大象"的絕大部分"汗毛或毛孔"已經摸得差不多了。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將"大象"的各個部分整合為一個整體,讓人們了解"大象"的全貌,這才是發展有效治療方法的唯一途徑。

3.畸形的研究隊伍--生物學家主導美國的醫學研究

據美國實驗生物醫學學會(FASEB)公布的統計數字,參加該學會的科學家中,69.6%為生物學研究博士(Ph.D), 19.2%為醫學博士(MD),僅有8%為雙博士學位(醫學博士加生物學研究博士)獲得者。由於該學會是美國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學會,其包括有生理研究學會,生物化學研究學會和藥理及實驗治療研究學會等分支學會,含蓋了大多數生物醫學領域。它的會員組成結構基本上代表了美國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中從事生物醫學研究工作的科學家的組成結構和專業背景。另據作者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癌症研究所(NCI)的359位主研人員(課題組長以上科學家)學位背景分析發現,65.5%為生物學研究博士(Ph.D), 23.9%為醫學博士(MD),僅10.6%為雙博士學位(醫學博士加生物學研究博士)獲得者。由於癌症研究所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最大的一個研究所,也是與臨床聯繫得最緊密的一個研究所,它的人才結構說明生物學科學家在美國的醫學研究中占據着主導地位。我們知道,醫學博士是在醫學院校受過系統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訓練的專業人士,他們的專長是醫學(包括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而生物學研究博士是在生物學科某一領域(如動物學,植物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藥物學,或有機化學等)受過專門訓練的專業人士,他們具有某一方面的生物學知識並擅長於專一的生物學技術(如生化技術,分子生物學技術,或藥物合成等)。雖然生物學與醫學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繫,也可以說是醫學的重要基礎,但從本質上它與醫學有着嚴格的區別。醫學的研究目標是人體疾病的診斷和治療,生物學的研究目標是動植物的生長,發育和進化。近年來,隨着生物技術被引入醫學研究,大量的生物學家也進入醫學研究領域並逐漸主導醫學研究。這些具有研究博士學位的生物學家在自己所專長的研究領域確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對醫學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由於他們沒有受過全面系統的醫學訓練,對疾病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相互聯繫缺乏清楚的認識,因此他們的貢獻僅限於自己熟悉的生物學領域,對探索疾病的綜合發病機理貢獻不大。例如,一個分子生物學家對分子生物學技術(如DNA sequence, isolation,purification, Northern blot, Southern blot, RT-PCR, Protein electrophoresis等)非常精通,對所研究的對象(某一蛋白和基因)也非常熟悉,但對研究對象在疾病發生發展中的作用和與疾病的相互聯繫卻一無所知,也不知道研究對象的改變會產生什麼樣的病理生理變化。許多在西方進行生物醫學研究的中國博士生和博士後訪問學者都有這樣一個共識:自己的導師知識面過於狹窄,除對自己研究領域非常精通外,對其它領域就一竅不通,其專長是進行縱向研究,而沒有能力進行事物的橫向聯繫。

是什麼原因造成今天生物學家主導美國醫學研究這種局面?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成立之初,為了保證醫學研究的方向性和有效性,該研究院制定了一條規定:該院各研究所所長(Institute Director)和各研究室主任(Laboratory/Branch Chief)必須由雙博士學位(醫學博士加生物學研究博士)或醫學博士學位獲得者擔任,生物學研究博士只能擔任課題組長(Section Chief)或研究科學家(Staff Scientist)。由於醫學研究長期沒有突破以至社會對醫學研究投資減少等市場經濟因素,許多優秀的雙學位博士和醫學博士選擇進入臨床醫學領域成為臨床醫生而不願以醫學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這樣就造成大量醫學研究領軍人物的缺乏,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生物學研究博士逐漸占據醫學研究的領導地位,成為醫學院校和研究機構的院長,所長或主任。這一改變進一步加劇盲人摸象式的醫學研究,使醫學研究更加背離了自己的研究目標。公正地講,生物學研究博士在對生物技術和方法的掌握和精通方面確實超過醫學博士,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生物技術僅僅是人類認識疾病徵服疾病的一個工具,而不是最終研究目標。以工具代替目標,以生物學家主導醫學研究只會使醫學研究偏離軌道,使人類征服疾病的目標更加遙遠。

4.單一藥物治療疾病---永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如前所述,受機械還原論研究思維的影響,美國的研究人員在研究疾病的發病機理時只聚焦於與疾病有關的單個生物分子(蛋白或基因)的異常改變上,當發現某一生物分子發生明顯改變後就認定這個分子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禍首,因而尋找相應的藥物(抑製劑或增強劑)去對抗這一分子。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理論不可避免地影響美國醫療行政部門和藥品管理部門的政策和法規制定。例如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就規定,不批准兩種以上藥物的複合方劑進入臨床試用,只能進行單個藥物或最多兩種藥物複方的臨床試用。理由是兩種以上藥物的複合使用有可能增加藥物的毒性副作用。這也是中藥方劑不能在美國應用的主要原因。在這裡我們先不討論兩種以上藥物的複方是否肯定增加毒性副作用,先探討單個藥物是否能有效治療疾病。多年來,西方各大藥廠和醫藥公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幾百種新藥的研發,但當這些藥物進入臨床試用後,要麼發現對病人沒有療效,要麼產生令人擔憂的毒性副作用。不久前新聞報導證實,美國Pfizer公司研發的抗關節炎藥物--COX-2抑製劑類止痛藥(Vioxx, Bextra和Celebrex)被禁止繼續臨床試用,因它們不僅不能證明對關節炎有特殊療效,反而會導致心臟病與腦中風發作,甚至造成病人死亡。就連Pfizer公司研發的王牌產品--偉哥(Viagra)雖然對男性性勃起功能障礙具有療效,但因會誘發心臟疾病也被限制使用。到目前為止,除抗生素能有效控制細菌感染性疾病外,還沒有一種特效藥能有效治療疾病。是什麼原因導致新藥研發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和製藥工業不斷發生的危機? 根源就是美國式西方醫學研究存在着缺陷。長期以來,西方醫學研究將人體定義為一部機器,認為人體出現疾病如同機器出現故障一樣是由某一零部件損壞所引起,只要找到這個損壞的零部件並修理它,機器又可以重新工作。因此幾乎所有的醫學研究都聚焦於尋找引起疾病的單一生物分子,而藥物治療也是圍繞着怎樣對抗發生改變的單個生物分子而展開。一廂情願地認為,一種疾病可以用一種特效藥治療,沒有必要也不能使用兩種以上藥物進行複合治療。這種研究理論和實踐無疑深刻影響着美國醫藥學政策和法規的制定。

事實證明,美國FDA限制複合藥物使用的法規完全違背了疾病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為疾病是一個複雜的病理變化過程,它不會僅由單個生物分子的改變所引起也不會僅導致單個生物分子的改變,疾病的發展過程應該是細胞內生物分子調節網絡的失衡過程。這個調節網絡由成千上萬個生物分子(蛋白或基因)所構成,這些生物分子如同我們居住的大大小小城鎮,通過類似於公路和鐵路的生物信號傳遞通路相互連接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細胞內生物分子調節網絡。在正常情況下,所有生物分子維持着相對穩定的狀態(即不增高又不降低),因而保持整個網絡的相對平衡,這種相對平衡是人體細胞和組織發揮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基礎。當疾病發生後,數十個甚至數百個生物分子因此發生相應的改變(有的增高,有的降低),從而破壞了整個網絡系統的相對平衡,雖然人體自身的抵抗機制也不斷試圖恢復網絡的平衡,若疾病造成的網絡失衡的範圍過大,強度過強,超過自身的修復能力,則網絡失衡將朝不可逆方向發展,最終導致細胞死亡和組織壞死。而針對單個生物分子的藥物治療僅能調節無數個由疾病所改變的生物分子中的一個,雖然這種調節對相應的單個生物分子非常有效,會改變這個生物分子的活性和工作狀態,也會因此而部分地改善細胞生物分子調節網絡的功能,但並不能有效地恢復整個網絡的正常平衡。這是絕大多數單一藥物只能緩解症狀而不能根治疾病的可能原因。可怕的是,改變單一生物分子的活性和工作狀態(比如說阻斷這個生物分子)必然會改變與之相關的其它生物分子的工作狀態及相應的信號傳遞通路功能,在細胞網絡平衡沒有得到恢復,正常生理功能存在障礙的情況下,反而會導致其它細胞功能的障礙,加劇整個細胞網絡的失衡,這就是單個藥物有時不但無效反而會產生毒性副作用和併發症的可能原因。

通過對1988年至2004年期間在動物模型上試用過的95種治療腦中風的單個藥物療效進行評價,作者發現這些藥物減少腦損傷組織容量的平均有效百分率僅為37.8%,也就是說62.2% 的腦組織損傷區依然存在,單個藥物最多只能產生不到40%的治療效果,基本上對治療腦缺血損傷沒有太大的幫助。而美國一些研究組採用兩種化學藥物複合的治療腦損傷(如NMDA受體拮抗劑memantine 與腎上腺受體增強劑clenbuterol複合使用或methylprednisolone 與BDNF複合使用),能使腦損傷組織容量減少44.7%並明顯改善了腦損傷小白鼠的運動功能。作者在研究治療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的新型複合藥物時採用多個細胞內信號傳遞網絡節點因子的調節劑(抑製劑或增強劑)配製複合藥物雞尾酒。這種雞尾酒使培養細胞在缺血缺氧損傷後24小時的存活率達80%,對小鼠腦損傷組織容量的減低率也達到72%。這些實驗結果說明單一藥物治療疾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從根本上達到治癒疾病的目的。若繼續指望通過研發單一藥物來治療疾病,只能是永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關於藥物的毒性副作用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藥物產生毒性的基本條件。任何藥物(無論西藥還是中藥)只要超過一定的使用劑量都會產生毒性,對人體構成傷害。甚至人體必需的維生素也是如此,例如過量服用維生素E就可能誘發心臟疾病。實驗研究發現,當兩種或兩種以上藥物在採用有效治療劑量(即單個藥物產生治療效果的最小劑量)的條件下複合使用其毒性確實會增強。這也是美國FDA認為兩種以上藥物的複合使用有可能增加毒性副作用的依據。但是,只要我們將藥物的劑量減小到有效治療劑量的1/2或1/4時,兩種以上藥物的複合使用不但增強了療效反而降低了藥物毒性。作者採用這種藥物配伍方法將多種調節劑配製成治療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的複合藥物雞尾酒,這種雞尾酒不但有明顯治療效果而且毒性副作用大大低於採用有效治療劑量的單個藥物。同樣中藥複合方劑的臨床實踐也證明,只要正確控製藥物劑量,幾種甚至十幾種藥物的複合使用並不會產生毒性副作用。因為複方中藥配伍時的劑量往往低於單位藥單獨使用的劑量,在沒有配伍前,這樣劑量的單位藥是達不到治療效果。藥物複方的有效性在於它們相互組合形成整體後的功能。而一些公認為有毒的藥物,當科學地控制它們的使用劑量後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神奇療效,例如在英國因車禍而遭受腦創傷的香港衛視主持人劉海若女士,當英國醫院宣布她已經腦死亡無法醫治後,是中藥使她起死回生,而拯救她的王牌中藥是安宮牛黃丸。這種安宮牛黃丸中含有硃砂(即汞),其對人體具有明顯的毒性。若按美國FDA的標準這種藥肯定不能進入臨床,但是在中國的臨床實踐已經證明安宮牛黃丸不但具有獨特的療效,也沒有許多美國研發的單個新藥那樣的嚴重毒性和副作用。另外,位於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的中華經典中醫中藥保護與開發研究院不久前剛研製的一種利用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療艾滋病的新療法,也產生意想不到的奇特療效，並且其毒副作用可以控制到最小。砒霜是公認的毒藥,大劑量服用必然導致死亡。但正確控制其使用量卻能治療疾病,造福於人類,這就是事物的辨證統一規律。因此美國FDA關於兩種以上藥物的複合使用有可能增加藥物毒性副作用的推斷是非常片面和違背科學的客觀規律。

5.醫學革命---中華民族強大的契機

近百年來,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使人類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世界各國都認識到高新科技是使人類進步,經濟發展,國家強大的真正動力。誰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誰就掌握了未來,掌握了世界。由於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醫學研究存在着缺陷,使人類在征服疾病的鬥爭中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浪費了許多人力物力財力和寶貴的時間,然而正是這些錯誤和缺陷為中國成為未來的生物醫學科技強國提供了寶貴的機遇。我們應該承認,在機械製造,計算機及信息技術,醫學診斷技術,醫療器械研製等方面,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已經領先於中國,但在醫學研究和疾病治療方面,中國和美國仍處於同一起跑線上,而且美國還背着"機械還原論"這個沉重的包袱,杵着"盲人摸象"這條拐杖。若能搶先起跑,領導一場醫學革命,中國將完全有可能成為世界醫學強國。一旦等美國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放下包袱和拐杖領先起跑,中國要再追趕美國將不得不付出非常艱辛的代價。據作者在美國多年的體會,美國是一個自我糾錯能力很強的國家,它的糾錯能力來自市場經濟的調節,當意識到自己在醫學研究方面的錯誤後,它會很快通過經濟槓桿的作用(如改變投資,研究基金,產品生產和市場投入的流動方向)糾正錯誤,使科學研究朝正確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其主管美國的生物醫學研究政策和研究基金)已於2003年底啟動了一項生物醫學研究路線圖計劃(NIH Roadmap)。該計劃的核心是:促使生物醫學研究朝向疾病,朝向臨床。利用新的生物醫學技術研究疾病的整體變化,鼓勵新的研究思路, 鼓勵技術創新,加速新藥的研發和臨床應用。這說明美國也意識到自己在生物醫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開始改變其生物醫學研究政策。但美國要完全放下包袱,丟掉拐杖還尚需幾年時間,這就為中國在醫學研究領域領先起跑提供了機遇。為了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作者建議在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的醫學研究進行充實和調整:

1).人才培養 大力培養雙博士(醫學博士加生物學研究博士)人才,使他們即掌握全面系統的醫學知識又掌握尖端的生物技術,同時用市場經濟手段吸引他們進入醫學研究領域,去主導醫學研究方向,領導醫學研究隊伍。合理控制醫學博士和生物學研究博士的產出,在醫學研究沒有取得突破的情況下,臨床治療也不會有明顯的進展。因此醫學博士的培養主要着眼於臨床醫務人員的補充和更新換代,保證日常醫療救治工作有效開展。對生物學研究博士進行分流,將與疾病研究有關的生物學家吸引到雙博士醫學研究專家領導的研究隊伍中,充分發揮他們的生物學專長和作用,但不能象美國那樣讓生物學家去主導醫學研究。否則即發揮不了生物學家的作用,又阻礙了醫學的發展。對從事純生物學研究的生物學家,應鼓勵他們進入專門的生物技術研究所,生物科技公司或大學的生物系去從事專一的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及教學工作。在培養自己人才的同時,創造一切條件吸引各類留學人員回國服務,特別注重吸引在國外獲得雙博士學位(醫學博士加生物學研究博士)的人才,或在中國獲得醫學學位又在國外獲得生物學研究博士的人才回國,讓他們成為研究隊伍中的核心力量和領軍人物。

2).研究方向 醫學研究的方向必須朝向疾病診治,朝向臨床。所有研究應該緊緊圍繞着探索疾病的整體性而展開,重點是疾病的發病機理,診斷和治療。避免美國盲人摸象式的分散性研究和自由選題研究。在初期,我們可選擇一些急性疾病(如創傷,化學中毒,急性感染性疾病等)進行攻關,全面系統地研究急性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生物分子的相互聯繫和群體改變以及整個細胞調節網絡的變化。之所以先選擇急性疾病進行攻關,是因為急性疾病的動物模型比較容易複製,發病時間較短易於觀察。在探明急性疾病引起的生物分子和細胞調節網絡整體變化後,我們就能掌握疾病發生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病理基礎,從而為慢性疾病(如心臟病、癌症、腦中風等)的研究奠定重要基礎。因為急慢性疾病的病因雖然不同,但人體對疾病的反應和細胞及分子水平上的疾病變化過程應該有一定的共同性和相似性。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我們可採取"整合醫學"的技術途徑,全面系統地搜集專一疾病的生物分子及其信號通路的信息,建立該疾病的計算機生物醫學信息數據庫,用計算機分析搜集到的所有生物分子及其信號通路的交匯聯繫,找出它們的連接網絡和網絡中的連接節點,進而以這些連接節點作為靶標開展實驗治療。在技術途徑上,可應用生物芯片(基因和蛋白芯片)技術和其它新的大範圍生物分子測定技術去研究疾病引起的基因組,蛋白組和信號傳遞通路的整體改變以及實驗治療後細胞內生物分子調節網絡的反應。

3).藥物研發 在藥物研發方面,應鼓勵和促進能有效平衡細胞內生物分子調節網絡的複合藥物配方及中藥方劑的開發。醫學實踐已經證明,單一藥物不可能有效地治療疾病,採用調節細胞內生物分子網絡平衡的複合藥物治療方法才可能是治癒疾病的正確方法。檢驗新藥研發是否成功的標準是:能有效治療疾病,並對人體無明顯毒性副作用,而不是藥物的組合數量。在制定中國的藥物管理法規方面不能全盤照搬美國和西方國家一切規章制度和法律法規。美國人並不是神仙,他們也在不斷探索,不斷創新,不斷產生錯誤,又不斷改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反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但也不能崇洋媚外,全盤西化。不能認為美國所有的東西都是最先進最優秀,更不能認為與世界接軌就是模仿美國和西方國家所有法律制度,思維方式,組織結構和科研方法。人類社會在不斷進步,科學也在不斷發展。中國雖有不如美國的地方,但也有優於美國的地方,例如中醫的治療原則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合理的治療原則。雖然中醫理論存在着嚴重的缺陷,不能科學地解釋人體內許多生理病理變化,但由於中醫理論建立於幾千年前,當時科學技術不發達,許多臨床現象只能用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學說加以描述,給人造成中醫不科學不嚴謹的印象。然而中醫的治療方法和原則經過幾千年的實踐檢驗已證明具有其合理性,因為它基本符合疾病的本質和客觀規律。任何認為凡是中國的東西就必然不如美國的觀點,是對自己喪失自信心的病態表現。

4).研究政策 醫學是一門不斷發展的科學,檢驗醫學研究是否正確,是否有效的唯一標準是看它能否正確揭示疾病的機理,能否發展有效的治療手段,能否真正改進人類的健康。而不是看發表多少學術論文,有多少頭銜,身上罩着多少絢麗光環。在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學研究領域,只有經驗豐富者和經驗缺乏者之分,沒有所謂學術權威。在醫學研究領域,美國人不是,也沒有資格是中國人的導師,最多只能算有經驗的失敗者。因此政府部門在制定醫學研究政策時,應該參考美國和西方國家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但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東西(因為美國的生物醫學研究政策和法規也在不斷改變),要制定適合醫學研究健康發展的規章制度,法律法規,組織結構和理論體系,創造與之相適應新的生產關係。例如應充分利用中國政府很強的組織能力,組織對威脅人類健康的主要疾病(心臟疾病,癌症,腦中風,艾滋病,創傷和各種流行性傳染病等)進行有針對性的攻關,在研究和開發經費方面給予重點扶持。以疾病為標準重新組合設置相應的研究課題組,由有雙博士(醫學博士加生物學研究博士)學位的科學家領軍,配置一定數量的臨床醫生,生物學家,化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和計算機專家。為了避免極少數人壟斷研究資源和科研經費,產生所謂學術權威,針對同一疾病的課題研究組應該有多個,讓他們相互競爭,擇優淘劣。在同一課題研究組中應實行學術帶頭人的任期制,五年為一個任期,若研究上取得進展可連任一次,但最多不能超過兩任;若無研究進展通過公開招聘更換學術帶頭人。這種任期制將避免因學術帶頭人知識水平限制或知識老化而阻礙科學的發展,使整個研究隊伍始終保持活躍的創造力,同時也防止科學研究成為一些人謀生和淘金的工具。在研究思路,學術理論和技術手段方面,只要不背離總的研究目標和方向應鼓勵創新,鼓勵競爭,鼓勵自由發展。

如果說歐洲是工業革命的中心,美國是信息革命的中心,中國應該有決心成為醫學革命的中心。這次醫學革命將以一些威脅人類健康的常見疾病得到完全根治為標誌。中華民族是一個聰明和具有創造性的民族,只要我們把握時機,打破傳統,勇於拼搏,一定會成為世界生物醫學強國。

*本文作者現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從事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研究工作。*作者歡迎有建設性的批判,指正,或討論(電子郵件:yunc62@yahoo.com)。若進行人身攻擊或人格侮辱,恕不奉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