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思潮似乎正在中國社會和學術界浮出水面，這就是文化保守主義。這樣的論斷來自下述事實：

　　1、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陳明前不久與南開大學的劉澤華教授的爭論。

　　新儒家在八十年代曾在大陸獲得廣泛關注，但這股新儒家主要源於二十世紀前半葉及其後的港台。90年代以後，大陸則形成了一批本土新儒家，他們自稱為“大陸新儒家”。其代表人物，南有蔣慶，北有陳明。

　　今年4月4日，陳明在天津南開大學作題為《文化保守主義在當代思想版圖上的位置與意義》的演講，對該校歷史系劉澤華教授的某些觀點表示了異議。劉澤華堅持的是現代以來歷史學界的主流觀念，即中國古代乃是王權專制制度，而儒家則是這一制度的支柱，他甚至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的政治關係是“筆頭對鋤頭的剝削”。

　　陳明則對此提出批評，試圖重新評估儒家與專制王權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基本上是霸王道雜之。儒家固然為專制權力的正當性提供了論證，但是，它也對社會層面上的自我治理提供了價值支撐。而劉澤華及主流歷史學界誇大了前者，而無視後者，沒有看到儒學思想對於社會利益的表述與維護。

　　因為這樣的批評發生於劉澤華所任教的學校，因而，引發了與其學生的言語衝突，並蔓延到網絡世界。這場爭論中不乏激情泛濫，但確實使文化保守主義關於儒家社會功能的認識，開始衝擊主流觀點。

　　2、龍場會講，蔣慶、陳明、盛洪、康曉光匯聚一堂，研討大陸新儒家學理和教義。

　　今年51歲的蔣慶大學時學習的是法律，先後任教於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2001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講習儒學。這個地方是明代大儒王陽明悟道之處，蔣慶的理想由此隱然可見。

　　今年7月10日至17日，蔣慶邀請陳明、梁治平、盛洪、康曉光等著名中國文化保守主義人士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主題，會講於陽明精舍。康曉光致力於發掘儒家仁政思想，繩洪則倡導天下主義。不過，專門研究中國法律傳統的梁治平未能到會。

　　會講乃是儒學歷史上一種講學傳統，通常是學業有成的儒學大師匯聚，切磋學問。會講傳統的恢復，標誌着大陸新儒家已經具有了群體性從事文化學術事業的意識和能力。

　　3、讀經活動及其所引發的爭論。

　　近年來，在一些熱心人士的奔走之下，在若干地區，悄然地興起一股讀“經”之風。有報道說，截至2003年底，中國已有五百萬個家庭、六十多個城市少年兒童加入誦讀儒家經典行列。蔣慶則主持編輯了《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收入其中的是公認的體現儒家聖賢義理之學的經典，即六經、四書、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遠影響的選本。蔣慶也系統地提出了其以背誦為主的教學方法。

　　這一現象引起激烈爭議。《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上一篇薛涌的文章相當具有代表性，該文題目即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他形容蔣先生的努力是“一場以‘文化保守主義’為旗幟的愚民運動似乎正在開始”，他徑直將這稱為一種“文化蒙昧主義”。秋風在《南方都市報》撰文提出批評。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秋風、朱國華和劉海波的四篇文章，對此進行了集中討論，其中秋風、劉海波明確支持讀經。這樣的討論也蔓延到網絡論壇。雖然反對讀經者大有人在，但支持讀經者的聲音也並不微弱。

　　4、引人注目的是，在讀經爭論中，一批原來被認為屬於自由主義的學者，比如劉海波、秋風、王怡、范亞峰，都明確支持兒童閱讀中國古代經典，包括儒家經典。他們在學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蘇格蘭道德哲學影響，醞釀“中道自由主義”概念，這是一種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憲政主義框架。在他們看來，建立憲政制度，與保守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之間，並無矛盾之處。

　　與此類似，近些年來，在學術界，尤其是法學界，也已經有一批學者對中國傳統的思想話制度，持一種同情的理解，比如，夏勇從民本思想發展出民權思想，武樹臣從中國司法傳統中發掘判例法（普通法）傳統，杜鋼建提出儒家憲政主義，蕭瀚提出科舉憲政主義，並主張恢復繁體字。還有，楊鵬從老子思想發展強調消極自由的古典自由主義。

　　5、還有一批活躍在“朝聖山之思”論壇的年輕學者，主張重述中國古典的正統道德論述。

　　當然，在上述文化保守主義內部，差異和分歧也是巨大的。比如，在政治立場上，有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之分；在對待傳統的心態上，大陸新儒家內部，蔣慶更多地具有原教旨主義色彩，陳明則並不拒絕來自西方的制度資源。至於中道自由主義，則對中西思想和制度資源，均保持一種開放心態。

　　但是，在他們中間，確實體現了某種共性。那就是，不僅自覺地摒棄近代以來占據主流地位的反傳統心態和思維模式，而且更進一步，對包括儒家在內的中國古代思想與制度資源持一種正面評價，儘管程度不等；他們致力於通過學術上的努力，使古老的資源煥發出新的生機，從而可以成為當代中國人的道德、生活及制度建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另一個視角有助於觀念市場的平衡

　　自中國開始對西方世界開放之後，中國人的心態和思想經受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不過，在每一波西化浪潮之後，都會出現一股文化保守主義的反彈。但是，這種反彈相較於西化的浪潮，顯得非常無力。尤其是隨着教育體系的徹底改觀，隨着五十到七十年代政治運動的衝擊，中國傳統已經生生斷裂。在今天的知識分子和官員中，普遍流行着一種心態、一種哲學觀念，這種哲學觀念，可以稱之為“理性與進步的蒙昧主義”。

　　理性是寶貴的，進步是可欲的。但將啟蒙絕對化的現代中國主流知識界卻將這兩者推到極端。他們相信，理性就是要懷疑一切，包括懷疑傳統和經典。他們相信，只有通過懷疑，才能取得進步。但是，在他們那裡，唯獨理性、進步本身卻是不可懷疑的，是至高無上的，甚至成為成為一種拜物教——法國大革命中間，就曾經出現過一種叫做“理性宗教”的怪物。由此，那些唯理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便在不知不覺間墮入了他們聲稱正在反對的“蒙昧主義”之中。他們宣布自己就是歷史和文化的主人，已經居於歷史的終點，因而可以對一切價值進行重估；而一切不能經受他們的理性審判的東西，都應當被拋棄；一切據認為妨礙他們所追求的進步事業的東西，都應當無情地予以摧毀，好讓今人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

　　這樣的思想悖謬在歐洲大陸曾經上演過，在中國也上演過了：啟蒙主義、理性主義從懷疑一切走向了唯我獨尊。正是在這種哲學精神的指導和鼓舞下，人們以科學、進步、現代化的名義，對傳統、對民間文化、對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正統道德觀念，對城市的風貌，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討伐，進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摧毀。同樣是這樣的哲學觀念，導致了很多以追求現代價值為志業的人士，對中國古典的思想與制度資源，不假思索地予以懷疑和拒斥，將儒家思想、甚至是中國古典的教學方式，與專制制度捆綁在一起，主張予以徹底拋棄。這一點，在近來有關讀經的辯論，表現得非常明顯。

　　文化保守主義在當下浮出水面，其意義則在於，它或許有助於實現觀念市場上的均衡。毫無疑問，我們的孩子當然應當閱讀莎士比亞，閱讀安徒生，也觀看哈利·波特；但是，我們也應當把《論語》、把唐詩三百首放到他們的書桌上。我們的學者當然應當研究亞里士多德、西塞羅、洛克和孟德斯鳩，研究希臘民主制度，英國普通法，美國司法審查，但他們似乎也應當研究周易、老子，研究周的制度和中國古典判例法，研究古代的社會自治。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需要改變對於傳統的心態。不需要人人都成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尤其是那種原教旨主義的精神，也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文化保守主義的再度興起，或者可以向我們演示另一種可能性：建設民主憲政制度的努力，並不妨礙我們同情、尊重和復興傳統。

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