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顧：中國農業科學中的權力學術災難

辛北

最近閱讀了上世紀50年代原北京農業大學黨總支書記(1951.11- 1953.2)李開鼎新近的詳實紀史文章“著名遺傳學家李景均去國的歷史教訓”[4]，令我浮想聯翩。我曾在北京農大學習、工作30年，回想那些年代不斷發生的權力學術災難，真是罄竹難書。關於蘇聯和我國遺傳學的遭遇，許多作者已有論及(方舟子[3]、笑蜀[5]、葉德莊[6]……)，經過事實大體已經昭示於天下。這裡我謹就自己所見所聞，加以補充分析。

權力干預學術的近代“中世紀”

蘇聯從上世紀30年代起對傳統遺傳學實行的剿滅行動是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場以意識形態和權力干預學術、迫害科學家的極其典型的事件，它和中世紀的宗教壓迫科學家沒有兩樣。後來，我國在“一邊倒”的國策下沿着“老大哥”那條邪路走了很長一段，給我國的農業科學和生物學，乃至農業生產造成極大損害。

人們會提問一百個為什麼？斯大林也好，毛澤東也好，難道他們就不想也不懂得讓本國的科學健康蓬勃地發展，以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執政黨的合法性”嗎？事情沒那麼簡單。

須知，過去長期以來，社會主義陣營內的主流意識形態歷來是推行可謂純粹的“‘社’學為體，‘社’學為用”，鄙夷(如果不是一切的話)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凡敢於讚揚姓“資”的科技者，皆會被視為異端和不忠。譬如，蘇聯國內偶爾也會翻譯少量國外科技書籍，但編譯者總是戰戰兢兢地在前言或後語中附上一句“本書的缺點是沒有(或很少)收入蘇聯科學家的研究資料”，以宣示他們的“愛國主義”和不忘“貶損”西方。中國到了七十年代則幾乎都要在卷首引用一些“批判吸收”、“洋為中用”等“最高指示”以避“崇洋媚外”之嫌, 充分說明我國的科技工作者無時不生活在一種“恐懼感”之中。

前蘇聯在自然科學領域裡開展過對諸如相對論、量子理論、宇宙論等學說的批判[8]，可謂橫掃一切所謂“資產階級”的“偽科學理論”。其中傳統遺傳學(即所謂“摩爾根遺傳學”) 或被誣稱為“舊遺傳學”、“反動遺傳學”，遭受的打擊最為嚴重。1949年以後，我國緊步蘇聯後塵，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剿滅被指稱為“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切學說，其中最為突出的也是打壓、剿滅“摩爾根遺傳學”。

為什麼蘇聯和中國要剿滅國際公認的這一個傳統自然科學學科呢？這方面方舟子有所論述，他說：“從1928年起，蘇聯開始強迫建立集體農莊……農業生產受到了災難性的破壞……迫切地需要……創造農業生產的奇蹟……需要一種新的比資產階級遺傳學更先進的……遺傳學。……於是……米丘林被樹立成了新遺傳學乃至新生物學的偶像”。[3]

斯大林對摩爾根遺傳學恨之入骨，除了農業生產的原因之外，無疑是他的“外王內聖”的病態心理作怪。他不僅要充當“哲學王”，而且要“統率”和“指導”自然科學。

無疑，在剿滅摩爾根遺傳學的事件中也包含有名為“學者”實為“政客”的李森科耍的陰謀和騙術。他“極力迎合政治領袖的思想，把“春化”問題與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聯繫起來”，“精心組織對植物學家瓦維洛夫院士的圍攻，把開展遺傳學問題的爭論無限拔高成一場階級鬥爭……”。[8]

李森科是蘇聯體制下攀附權勢的所謂“學者”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凡是沒有真才實學的“偽科學者”才會藉助於權力同時以教條主義的“哲學推理”代替科學實驗，來抬高自己打壓同行。這種歪風邪氣在蘇聯和中國歷來是屢見不鮮的。而李森科是發展到顛峰造極的最惡劣典型。

在上世紀初葉才發展起來的幼嫩的遺傳學無法不免充滿着有爭議的哲學內涵(生物學是研究生命現象的科學，往往很難用簡單的實驗和儀器揭明複雜的生命現象並做出結論)，而斯大林本人早在1906年就響往着所謂“新拉馬克主義”，認為它符合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縱觀斯大林的歷史，便可以看出他一貫以哲學簡單地取代自然科學。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實證、反科學、不顧學術倫理道德的態度胡亂否定傳統遺傳學的肆意妄為，正中斯大林企圖貶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下懷。在這方面，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也早就說過：“自然科學要在社會科學指導下改造自然”。而他所指的社會科學不外乎就是馬列主義及其哲學。

蘇聯的李森科和中國的“李森科”

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支持和指導下，於1948年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論生物科學現狀》。我國的左派學者和許多青年學子(包括筆者個人)，出於對蘇聯社會主義的響往和崇拜，開始從相信“傳統遺傳學”轉向擁護“新遺傳學”。李森科在上世紀30年代末在蘇聯“崛起”，而其在中國的最熱烈追隨者則是樂天宇。1921年，樂天宇曾在“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後來北京大學農學院的前身)讀書，1939年赴延安，1941年初以延安“中國農學會”的主委的身份大力傳播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學”，1949年初發起組織中國的“米丘林學會”。以樂天宇為院長的華北大學農學院於1949年秋遷京，與北大、清華兩校的農學院合併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樂天宇受命出任校務委員會第一把手。

之後，樂天宇及其追隨者，即所謂“米丘林學派”，立即肆無忌憚地向傳統遺傳學發動進攻。他們在1950年代初期利用政治與行政權力，藉助於當時“一邊倒”的國策和當局對“李森科主義”的政治肯定，無情、粗暴地排擠、打壓中國的“摩爾根遺傳學派”。樂天宇在中國的所作所為與李森科在蘇聯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所以把樂天宇看作是中國的‘李森科’絕非誇大。

在極其惡劣的學術政治環境中，北京農大一位年青有為的遺傳學家李景均教授被迫於1950年3月私自出走美國。那時離建國日1949年10月1日才5個來月，離1949年9月北京農大合併也還不到半年。這件震驚中外的事件引起了中南海最高層的注意，於是樂天宇本人才遭到了嚴厲的批評，並於1951年3月調離北京農大。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說過樂天宇企圖占據學術“霸主地位”[5]。但是，單純以“學霸”來定性是遠遠不夠的，這種“定性”對於樂天宇個人來說也很不夠全面，而且有意無意地遮蓋了當時的政治歷史背景。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的署名文章也只是批評了樂天宇的“學閥作風”，而實質上卻無條件肯定了樂天宇原來所致力的鬥爭方向, 並再次宣布米丘林生物科學是“生物科學的根本革命……自覺地徹底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的偉大成就”。這篇文章極其鮮明地界定了米丘林學派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哲學基礎；對傳統遺傳學仍斥之為“唯心”、“反動”、“為資產階級服務”、“偽科學”，甚至“法西斯主義的”(樂天宇當年還沒用過這個詞彙)，認為中國生物科學的現狀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必須為堅持米丘林方向而鬥爭，要繼續系統地批判摩爾根主義對舊生物學各方面的影響，不僅要求用米丘林生物學改造遺傳學，還要以此徹底改造中國生物學各個部門。這篇文章是一曲悽厲的“進軍號”。按照這篇文章的觀點，樂天宇完全是政治正確的。

樂天宇本人當然也有嚴重的政治和學術野心和表現出來的“學閥作風”，但只有在盛行“一邊倒”和“東風壓倒西風”的國際國內政治氣候下和土壤上才會如此瘋狂滋長。只是這株“惡苗”一時“瘋長”得太過分，達到了“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5]狀態，反而打亂了最高當局穩紮穩打地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裡搶奪教育和學術領導權的戰略部署，造成了相當被動的輿論和人心向背的局面。於是這棵“惡苗”才被最高當局“果斷”地“間掉”了。

樂天宇自恃是1924年入黨的老革命[5]，老區的華北聯合大學農學院院長，既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又是“無產階級學術權威”，自是對新解放區的舊大學那一套十分格格不入，儘管他本人1925年畢業於“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他自認為肩負着改造舊大學和領導一場生物學革命的重任。樂天宇1949年9月帶領華北大學師生來京合併入北京農業大學（當時併入的還有清華、北大農學院）之前就動員師生說：“此次我們去並校，任務就是要去改造那些資產階級舊大學和師生”，從而挑動了與北大、清華農學院師生的不和。

解放後提出“培養自己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專家”以取代“舊社會來的資產階級專家”的方針，在極大程度上促進了對老知識分子的打壓以至消滅的進程。樂天宇無疑是最激進者之一。他的思想和行為，與後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人階級占領大學”、“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是一脈相承的。

氣候土壤沒有改變惡苗仍會生長

這株“惡苗”是被間掉了，是不是“後樂天宇時期”一切都平順了呢？沒有，根本沒有！因為氣候土壤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甚至越來越適於別的同類“惡苗”的生長。在1952年如火如荼的全國性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許多教授仍因學術觀點與官方路線相牴觸而被當作政治思想和階級立場問題嚴厲批判，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更是如此了。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國策使學術十分輕易地被政治化。

生物科學界最為突出的又一事件是1955年在北京農大召開的“聲討”著名植物分類學家胡先驌大會。那是地地道道官方旨意的顯現。胡先驌不但被大會“聲討”和遭受漫罵，而且被阻止進入學部委員的班子[7] (那時的學部委員是指定的)，著作也遭全部銷毀[5]。1957年，胡先驌成了不帶“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10]。按說，後來這類殘酷鬥爭，遠遠超過了李景均在樂天宇當政時期的不幸遭遇。那時候的李景均只不過是因為樂天宇的悍然、粗暴的干預和“圍困”，而被禁止繼續講授《遺傳學》、《田間設計》和《生物統計》等三門課程[4]。李景均出走到美國之後成了遺傳學界的“一代宗師”—— 世界級的數理遺傳學家，擔任過“美國人遺傳學會(ASHG)的主席。

1956年8月召開“青島遺傳學會”表面上似乎給摩爾根遺傳學派開了一條生路，但實際上仍被當作遲早必須徹底批判和消滅的對象。雖然傳統遺傳學之所以一度得到毛澤東本人的“支持”，那是因為他急於通過遺傳學的爭拗凸顯其“百家爭鳴”之政策。但是接着的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繼續掀起的黑風惡浪，把學術與政治掛鈎的風氣更推向了高潮，使得一些堅持“米丘林遺傳學”的“左派”學者得以重振士氣，掀起對傳統遺傳學又一輪進攻。於是，1957年間在官方的報上出現了一些由知名“左派”學者發表的“檄文”，如《祖德明：粉碎右派陰謀，堅決學習蘇聯先進農業科學》、《丁穎：堅定不移地學習蘇聯先進農業科學》……。北京農大有些年青教師，整風時“放”出了一些言論，批評來華推行李森科學說的蘇聯專家，大多都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大躍進”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唯意志論思想構成了‘左’傾冒進的理論依據。除了某些明哲保身和善於順應潮流的“專家學者”發表了一些有昧良心的捧場話語之外，不肯順從的專家學者都遭受無理批判，輕者被斥為“思想保守”、“不如農民”的“大草包”，如北京農大的育種家蔡旭教授和植物生理學家婁成後教授，重者則被當作“白旗”拔掉 (遭到有組織的群眾性批判)。

較具所謂“學術理論”交鋒的還是那時果樹學界一場曠日持久的“保花保果”和“疏花疏果”之爭，但是這場爭論雙方是不對稱的，故毋寧說“爭論”，不如說政治壓服。疏花疏果是果樹生產上早已通行的矯治大小年的有效措施。其技術和理論，從形式上當然和“大躍進”的“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相牴觸，於是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帽子，而“保花保果”(實際上應稱為“不許疏花疏果論”)，則被授予了“無產階級”的桂冠。“大躍進”倡導者那時在“政治合法”上急需尋找一些支持“大躍進”的自然科學“理論”，如同早年斯大林尋找拉馬克學說和米丘林生物科學的性質一樣。

農業經濟是一門社會科學，所以政治批判的惡浪特別洶湧。北京農大召開全校大會批判著名的應廉耕教授是美國農經專家卜凱的“忠實門徒”，是“以卜凱思想為靈魂的反動集團”的“首腦”。應廉耕被撤銷系主任職務，他和該校黨委委員張仲威都因此被開除了黨籍。直到1962年政治甄別時才予平反，承認扣那種政治帽子是錯誤的[2]。

“批判理論脫離實際” ― 又一條政治鞭子

這裡不能不提的另一個問題是批判所謂“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這個問題半個世紀以來在我國不知反反覆覆地掀起過多少風波！那時“歐美”被當作“理論脫離實際”的同義語，而“蘇聯”則理所當然地被當作“理論聯繫實際”的同義語。平心而論，哪個國家哪個社會都會有這一對矛盾。比如，美、澳的農民就常對高校從事基礎理論的教授頗有微言，原因是理論研究不可能馬上解決生產技術問題。不過那是農民從他們的實用角度誤解了科學。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就組織過教授“宣講團”(按我們的“習慣語”)，向專業農戶介紹他們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到技術開發研究的卓有成效的路線。這沒有什麼奇怪。

樂天宇入主北京農大之後便很快煽起一股“轉系風”。他把“農學”、“園藝”、“畜牧”、“獸醫”、“農機”、“林學”等歸為所謂“生產系”，而把“植保”、“土化”等打入所謂“非生產系”的另冊，悍然下令黨團員帶頭從“非生產系”轉讀“生產系”，從而引起全校大混亂。他的這個荒謬絕倫的“極左”行為和由此導致的災禍，可能也與他後來之被批判不無關係。

可是到了“極左”風暴在全國肆虐的“大躍進”年代，報上連篇累牘片面地宣傳所謂“高產樣板田”的偉大功用，把建立在科學方法論基礎上的“田間控因試驗法”斥之為脫離實際的“資產階級學院式”的研究，是“精神貴族”的遊戲，並以此對“資產階級權威”開展大批判。這種胡亂貼政治標籤，不講科學方法的“生番式”的愚昧加野蠻，導致了全國範圍的極大浮誇風，成了“大躍進”期間“畝產萬斤高產田”神話的導因之一。

誠然，學術界無論何時都會出現重書本而不重實踐的理論實際脫節的傾向(當然也會出現排斥理論的經驗主義)。但對此不可一概斥之為“從書本到書本”。“理論聯繫實際”本來是一個正確原則，但當年樂天宇偏要別出心裁地提出“生產教學研究三位一體”的口號，從而混淆了三者的界線，成為他以勞動生產代替科學研究的口實。總結農民經驗作為開展研究的方法之一固有其價值，但總停留在“老農怎麼說”，實際上就是一種狹隘經驗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觀念如幽靈般的影響了我們幾十年，使我國的農業科學研究大大落後於國際水平。遺憾的是，這個幽靈至今仍不時出現和遊蕩，主要原因是某些科技人員和大學教師幾十年來受毒太深。

樂天宇式的教育路線和後來黨內某些“無產階級理論家”如康生的極左思潮合流。康生是“農業院校無用論”的最無知和兇惡的鼓吹者。“大躍進”期間，他向毛澤東胡說什麼：“農業科學沒有東西，真正的農業科學在中國農民手裡，沒有辦農業大學的必要”[9]。他還跑到北京農大叫囂：“(北京)農大的牌子將來該往哪裡掛?!”，極盡貶損大學之能事。這些否定教育，否定知識分子，否定科學的謬論在學生中引起某種混亂和厭學思想。有學生說，既然農民強過知識分子，我們上大學有什麼用？還不如回到農村向老農學習呢。有些教師寫信給中央表示對樂天宇的不滿說:“不必教學，到田裡去算了”，學校教學幾乎癱瘓。到了1958年大躍進，大學裡提出“不要迷信權威”，大肆批判、貶斥教授，咒罵他們是“大草包”、“崇洋媚外”。發動學生開大會批判教師的講稿，組織學生大編所謂“教材”(實為農民經驗的抄錄配上“八字憲法”的演繹)。有些農學院批判“在課室里學種地”是脫離實際，於是大搞形式主義的所謂“田頭教學”，甚至把黑板搬到水稻田裡講課以示邊勞動邊教學的無產階級教育模式。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北京農大的一任校長，部隊首長出身的陳漫遠仿照“農業八字憲法”的風格，獨創了所謂“教學六字方針”— “做、聽、讀、議、總、寫”(即師生一起下放勞動教學，按照“勞動®聽老農講課－>讀書－>學生班上開會討論－>班上搞階段總結－>師生一起編寫新教材”的順序完成整套“邊勞動邊教學”過程)。在科研上，則提出“從生產出發，大搞科研”，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亂。有些“緊跟”的教師曾主張，當前生產上出現什麼問題馬上就研究什麼問題，並對主張進行較長遠的科研規劃的教師一概斥之為“脫離當前生產”。陳漫遠還對科研工作獨創了“計(劃)、試(驗)、觀(察)、(成)果、總(結)”的“五字方針”，猶如廚房裡需要有“油、鹽、醬、醋、茶”那樣的大實話。現在聽起來可能有點滑稽可笑。但那時“脫離實際”、“不向農民學習”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形式主義，成了隨時可以抽打知識分子的政治鞭子。陳漫遠的口號和樂天宇的口號完全一脈相承，都是貶低前人積累的知識，尤其是他們指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創造積累的大量知識。他們提倡一切都必須是在當時的生產中學，當時的生產中教，當時的生產中研究，否則就是脫離實際。樂天宇就信口開河地說過：“農場就是實驗室，大自然就是課堂”，“老百姓是唯物論，學者是唯心論”[4]。

可以看得出來，儘管一個大學的“第一把手”換了，不管誰來都一樣會搞極左，關鍵問題是整個政策和政治環境和風向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健康改變。

“理論脫離實際”這把政治鞭子，到了文革期間更是變本加厲。“四人幫”及其追隨者們編造了“學農化的不懂施肥”、“馬尾巴的功能”(諷刺所謂課堂上講無用知識)。那時，北京農大批判周大誠(副教授兼黨委委員)的豬代謝生理研究是“搞豬公館”(他為了方便搜集糞便化驗而在豬欄里舖設了水磨石地板)；批判張鶴宇教授的“鴨子耳朵研究”脫離實際(後來據說該項仿生學成果受到海軍的青睞)。

其實這種“政治鞭子”的最大型者莫過於大躍進年代毛澤東發出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最高指示”：“農業大學辦在城裡不是見鬼嗎，統統搬到農村去！”，它導致了全國農業院校的大搬遷、大破壞和農業科學大倒退以及廣大師生的大遭殃。而所謂“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這種空泛的“大實話”口號常常成了對生產瞎指揮的“理論”依據。

“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這個口號後來許多年似乎也不再提了。可是幾十年來，它造成了多少後遺症？首先，它是文革期間“工人階級占領大學”這個“資產階級堡壘”“向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理論源頭”。“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句話，從字面上看雖無可厚非，但是當它成為了一句“政治口號”之後，便會使得某些人有了揮動那把“政治鞭子”的衝動，而挨受鞭子者的內心卻會油然而生出一種“原罪感”。

後語

“文革”結束之後，我國的自然科學界曾有過一種“春天”的感覺。這好像是1978年3月的“全國科學大會”帶來的。那時，鄧小平說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一些頗為振奮人心的話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科技確也在蓬勃發展，雖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所導致的問題仍不少。當然社會科學領域則不敢說，意識形態與權力的介入以及設置的禁區仍然很多，此處不擬贅言。不過，起碼大概不會再有“李森科式”的權力學術了吧，不會再隨隨便便胡亂把科技工作者趕下鄉“修理地球”去了吧。

雖然今與昔已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權力學術”在某種程度上或某些方面正在悄悄的嬗變為“權錢學術”……可見往事並非“俱往矣”！【寫於2004.12】

引用文獻[1]北京農業大學校史(1905-1949). 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 1990.[2]北京農業大學校史(1949-1987). 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 1995.[3]方舟子. 從“絕不退卻”到“百家爭鳴”.書屋, 2000年第11期, 36-41頁.[4]李開鼎,. 著名遺傳學家李景均去國的歷史教訓. http://www.econ-stage.net.cn, 2003.[5]笑蜀.遺傳學與雙百方針.世紀中國. http://www.cc.org.cn, 2001.[6]葉篤莊. 一代遺傳宗師李景均去國始末. 金陵友聲, 第3期(總地46期), 1998.[7]謝泳. 胡先驌為什麼沒有成為學部委員. 同舟共進, 2000年3期25-27頁.[8]張九慶,《自牛頓以來的科學家－近現代科學家群體透視》第五篇 不同時期的科學家 第30章李森科與前蘇聯生物學家. “三思網站”, 2002.4.[9]施平.《六十年春秋風和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10]江南都市報. “水杉不死”, 2004-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