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金钱与政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弊病又谈

　　华美客

　　科学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万能的魔术师角色，以至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相信科学、崇尚科学、甚至迷信科学早已成为一种时尚。美国的媒体和民间商业系统时常把美国在生物医学方面的科学成就吹捧成万能的上帝，能解决人间的一切问题，美国政府支持的生命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通过治愈传染病甚至消除某些传染病提高了千百万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富人的药，穷人的病

　　这种宣传给人印象极为深刻，以致于许多美国人竟真的以为美国的医学可以攻克任何一种疾病。但他们不知道，这其中有不少是政客们为自己政绩涂脂抹粉的谎言，然而有些生物医学界人士，包括一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科学家，为之提供所谓科学依据和佐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全国科学院少有的女院士之一辛格尔博士说：“他们太夸张了，宣称每一个被发现的基因都会产生一个治疗癌症的方法，甚至说超级超导对撞机都会对人类健康有好处。也许是这样，但那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随着美国进入老年期的人数的增加，患有关节炎、阿尔茨海默氏病和其他慢性病的人也相应增多，可是现代医学对于这样一些疾病却无能为力，一筹莫展。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艾滋病终于提醒人们，不论对于慢性病或传染病，现代医学都是有局限性的。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治愈，甚至无法加以控制。它同时也是一种慢性病，必定会让患者长期地忍受折磨。鸡尾酒疗法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艾滋病疫苗的问世还有待时日。

　　就美国医疗卫生系统而言，因其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而病人又享有选择医疗服务机构的自由而号称全世界之“最好”；但同时又因其缺乏全国性医疗保健制度、医疗卫生高投入伴随低产出而自认为全世界之“最差”。美国医疗体制弊病很多，有4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的覆盖，完全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即使有医疗保险的人也面临医疗费用连年上涨、医保费用也水涨船高的困境。美国一家著名智库的主管指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要是以美国的富人为服务对象，相比之下，疾病控制中心(CDC)则比较注意穷人面临的健康问题。

　　NIH又做了些什么呢？它用纳税人的钱从事很多药品的前期最具风险的研究开发，然后交由制药厂商来继续开发并推向市场以赚取高额利润。例如：由NIH和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BMS)合作研制的抗癌药物紫衫醇（Taxol），一剂药竟然卖到1000美元。面对如此高价，穷人只能望药兴叹。据报道，NIH为开发此药共计花费了美国的纳税人将近5亿美元，而BMS制药公司到2002年Taxol的销售额就达到了90亿美元。

　　随着政府和公众团体的降价压力增大，在美国的许多州政府和民间组织都已向法院控告制药公司通过不合理定价攫取暴利，有些大的制药公司正面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去年，应民主党参议员维登的要求，美国国会总审计署在对NIH抗癌药物紫衫醇开发及相关技术转让事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批评了NIH在向BMS制药公司进行技术转让时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利益。

　　科学、金钱与政治

　　美国科技政策批评家丹尼尔·格林伯格在《科学、金钱与政治：政治的胜利和道德的滑坡》一书中指出：尽管二战后科研经费一直在稳步增加，但是有人却把科技事业变成了一个“聪明的敛钱机器”，某些科研机构把能否获取更多的经费作为招聘和晋升的条件。其结果是，基础研究的质量受到损害，许多疾病根本无人过问，而那些在政治上显示度高的科研却获得支持和奖励。由于私人企业的营利价值观已经渗透到科技界，科学研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一拥而上争经费的过程中，科学研究日益面临道德滑坡的危险，科学家更容易支持一些令人怀疑的事业或者更毫不犹豫地去做一些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情。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生物医学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这一领域，科学道德的滑坡也表现的最为明显。压力来自金钱标准对科学研究工作和科技新闻报道的渗透。格林伯格举了众多例子来说明科研人员编造或滥用数据、重复研究、毫不回避利益冲突而参与制药厂商的研究计划等不正当学术行为，这种现象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

　　每年国会都将成百亿的资金拨给医学科学研究，格林伯格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究竟是谁拿到了钱，怎样拿到钱的幕后故事。他所揭露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鲜为人知的世界，在这里可以看到“毫无根据的炒作、假公济私、裙带关系以及科学、金钱和政治的互相利用。”在他看来，NIH现象表明，科学正面临着通过道德的滑坡及滥用美国公众的信任而失去自己的“灵魂”的危险。他觉得，应该把 NIH将科学政治化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众。虽然将科学纳入政治主流会使NIH获得更多的经费，但NIH的目标不应该是钱或是更多的钱，而应是鼓励科学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服务。

　　商业利益的侵蚀

　　美国的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每年把几百亿美元用于研究，这两大产业都从NIH从事的基础研究中获利。不久前，NIH审计办公室开始调查NIH的顶尖糖尿病专家伊斯特曼在为华纳-兰伯特公司的颇有争议的药物做全国性测试时涉嫌进行收费咨询一案。

　　来自私人企业的科研资助致使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生物医学研究偏离轨道，损害了科研的公正性。从1980年开始，美国政府倡导在政府投资之外大力吸引商业投资为医学研究注入活力。到2000年，美国医学界的研究经费中，企业赞助费的比重已经高速增长到62%。据《美国医学会杂志》最近刊登的文章报道，耶鲁大学的朱斯坦·贝克尔曼等人对近年来的数百项医学研究课题进行了分析，涉及上千名科学家和1000多篇科学论文。结果发现，得到公司企业资助的医学研究，其研究成果有利于出资企业的可能性比没有得到企业资助的医学研究高出3.6倍。

　　美国的大小药厂是最舍得为科学家们花钱的。据统计，美国药厂在2000年赞助了31万多次医学研究人员参加的活动，包括午餐会、周末聚会等各种娱乐，仅活动费一项就花去大约20亿美元。前不久，辉瑞（Pfizer）制药公司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晚会。但辉瑞公司对这次晚会严格保密，所请的客人也都是由公司精心挑选出来的医生以及他们的朋友，根本不允许记者或外人入内。尽管戒备森严，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节目的记者还是带着一只针孔照相机混进场内，当时他看到的场面可谓是极尽奢华，气派非凡。当然药厂老板并不为此而担心，因为所有的花费都将打入药品的成本里面。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助长了医药界的不正之风。

　　就基因疗法而言，第一种治疗基因疾病的基因被注入病人体内距今已经数年，有的病人接受了这种基因疗法，他们大都患有肿瘤或罕见的遗传疾病。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份报告声明基因疗法对癌症有治疗效果。NIH每年花费两亿美元用于基因疗法研究，这些钱究竟是否真正起到了好的作用？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基因疗法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过渡太快，基因疗法研究的背后推动力源于那些生物制药公司，因为研究经费有将近三分之二来源于这些公司。这些公司为得到研究成果，会让研究人员把这项研究往钱眼里推，而且会使研究机构和医院盲目地宣称自己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以获取研究资金。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

　　生物学家斯图尔斯博士说，在金钱的推动下，成果被过早地投入临床之中，却不管这些成果是否真的有效。他指出，基因疗法虽然有大量的临床应用，可是其中很少被证明具有科学性的突破或临床效果。但从经济的角度讲，临床效果如何对这些公司来讲不是很重要，大多数公司的兴趣在于怎样把疗法卖出去，而不考虑这种药物是否真的管用。

　　可是，对于种种的批评和疑虑， NIH 这样的“科学权力机构”却不能正确对待，认为任何的质疑和保留都是对自由探索，甚至是对科学本身的恶意中伤，所以它就压制，有时甚至于扼杀正常的学术争论。很多对生物技术革命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士，一再被咒骂为“勒德分子”（19世纪初用捣毁机器来反对工业化的工人），似乎谁要对“公认的知识”提出疑问，谁就是鼓吹异端邪说，甚至是精神上有问题。基因疗法的确是最重要的治疗方法，因为它可以利用人体自身机能来纠正人体自身的缺陷，这一点即使是对该疗法的研究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否认。基因疗法将最终可能取代药物，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而不应在金钱的推动下被过早地投入临床之中。

　　一家独大，严重失衡

　　NIH的经费连年呈两位数增长，一家独大，导致了美国各科技领域间严重失衡，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冷战的结束加快了重点从国家安全向经济竞争力和健康的转移，美国联邦政府对民用科研的开支终于赶上了对军事科研的开支，对生命科学的资助超过了对物质科学的资助，工业界成为美国研究开发经费的主要来源。

　　美国联邦政府对科技的支持是有长期保证的，但对政府在与商业有关的科研当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还是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的。尽管联邦研究开发费用增加了，但还是无法满足庞大、成熟的科技事业各方面的需要。这导致了科技各领域之间的紧张气氛。例如，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感到长期被忽视和遗忘；航天研究也因为空间站的延误和超支感到经费严重不足, 这也可能是导致最近航天飞机失事的主要原因之一。NIH预算的过多增长导致大部分民用研究与开发部门预算下降。如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NSF下降2.6％， NASA下降3.6％，DOE下降7.1％。

　　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查尔斯·维斯特认为，联邦政府的研究与开发预算分配面临“危险的失衡和战略性的错误”。前美国国家基金会主任(NSF)艾里克·布洛克说，“不去推动其它科技领域的进展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每一个人迟早都会得病，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量子理论。”如1998年， NIH将5亿美元用于乳腺癌研究，因为这是一个显示度极高而又高度政治化的疾病；而与此同时，美国用于整个高能物理的研究经费只有7亿美元，因为这个领域对于公众和其它领域的科学家来说几乎是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