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弊病再谈

　　华美客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直接从事生物医学研究；二是代表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各大学和民间机构从事生物医学研究。NIH这种既是资源的分配者，又是资源的拥有者的模式是否科学、合理，在美国一直有很大争议。为此，美国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NIH管理制度，如NIH院长和下属主要研究所所长由总统任命，经费预算和重大项目须经国会批准等等。包括小布什政府在内的几届美国政府，先后成立过专门委员会，对NIH的管理效率和资源使用问题进行评估和审查。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关NIH的报道，无论是在专业刊物上，还是在商业出版物和主流媒体，正面宣传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而日益增多的批评性意见却很少得到传播。不过，也有美国少数勇敢的科学家，冒着个人前途受损的危险，敢于仗义执言，对NIH存在的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和弊病提出了批评，表示了他们的忧虑。有一批美国科技政策界知名人士，包括前联邦政府科技主管部门要员，曾对NIH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丹尼尔·格林伯格为首的一批美国科技政策批评家。格林伯格是美国“科学”杂志的第一位科技新闻记者，早在1967年，他就写了《纯科学的政治》一书，批评了美国科学界的不正当行为，从而奠定了自己作为美国科技政策界的“杰西卡·密特福德”(英国作家，以对有高度争议的社会及政治问题之描写著称于世)的地位。之后26年他一直主持和出版“科学和政府报告”半月刊，揭露科技界的不正之风。近年来曾为世界著名生物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做专职记者，现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格林伯格等人对NIH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治疗研究，轻预防医学

　　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医疗创收，把医疗当成一个赢利的产业，实行的是病后医疗的做法。由于预防比治病的收入要低得多，所以如果以赢利为目的，所关注的就不是公众健康本身,而是医疗带来的收入。由于这种政策的影响，NIH 重视现有疾病的治疗研究，而很少关注预防医学研究。再者，NIH更乐于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而不太瞧得起预防科学，认为后者学术水平较低。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预防医学研究在NIH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呼吁加强预防研究的人在NIH无人理睬。谁都知道，在利益驱动下,很少有人愿意从事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工作。

　　很多人认为NIH应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把工作重点放在事先的防范、而不是病后治疗上。还有人对NIH的医学研究的战略和计划重点提出疑问，尤其是NIH为何不把更多的经费用在旨在减少爱滋病、吸烟、酗酒和其它问题上，以及NIH为何不去认真研究和调查与行为有关的疾病致病原因。他们认为NIH不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对行为科学有偏见。

　　1998年，美国全国医学会应国会要求对NIH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NIH在审核研究资助申请的科学价值时，经常是与公共卫生的需求相脱节的。该报告呼吁NIH需要建立更制度化的决策过程和扩大外界的参与，以真正满足公众的需求。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罗森伯格在报告的前言中写道，“不这样做，人们必然会认为，NIH更关心的是科学上的好奇心而不是治疗方法，更关心的是基础科学研究而不是医疗应用。”

　　此外，美国前国家审计署高级官员肯·亨特认为，NIH 很少关注那些在美国不严重但却是全球性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疾病威胁，盖茨基金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有不少过去在NIH工作过的人已经加入了该基金会。

　　臃肿、浮躁、拥金自重

　　NIH一年的预算已经超过280亿美元，这使得它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并在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方面处于几乎垄断的地位。NIH的27个独立研究所和中心各行其是，相互之间合作较少，影响了跨学科的合作，NIH院长也难以协调。批评家认为，NIH已经变得过于庞大、保守、效率低下、不求进取。

　　NIH的同行评议系统一贯歧视非正统研究，阻碍了有特殊创意的研究人员脱颖而出。它虽说也鼓励创新和冒险精神，但同时又强调可行性。很多申请人的感觉是，NIH评审人员对后者更偏爱些。要想扼杀一项申请，最好的理由就是“过于雄心勃勃”，很少有人提出“不够有雄心”的问题。创新性的课题一般很难得到NIH的资助，因为这类课题风险大、失败率高，容易遭受批评。NIH的资助也时常受政治的影响。如前些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宣布他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病，人们开玩笑说，“那时只要你申请研究此病的机理，哪怕申请写得再差，都会得到资助。”

　　NIH实力雄厚，财大气粗。所谓“不是产自本地” (Not Invented Here)的综合症，在NIH大概是表现的最为充分了，这对NIH从外界获取新的知识造成了很大的障碍。NIH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个人似乎都倾向于贬低他们从NIH以外获得的任何知识的重要性，而极力夸大他们已经拥有的知识的力量。这恰恰符合农家院里的说法：“每一个公鸡都喜欢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称王称霸地打鸣儿”。

　　NIH支持的项目，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甚至是部门意志或者个人利益的体现。很多课题其实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或者针对问题本身提出的，而是由NIH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来运作的，这样就难免造成浮躁，资源分配不公平。资源所有权和资源分配权不分离，势必要造成一定程度的腐败。

　　NIH过分强调短期的功利性应用研究和开发，忽视长期性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特别对中、长期大项目明显缺乏热情。如美国能源部（DOE）于1986年5月宣布实施人类基因组计划时， NIH对该计划不仅不积极支持，而且还颇有微词，认为此计划不可行，另外还觉得，即使要做，也应该由它而不是由DOE来主持实施该计划。但是，其实当时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NIH已习惯于资助那些对特定科学假说进行检验的小型研究项目，而对实验设备或数据处理方面的项目缺乏热情。再者，NIH此前还从未支持过大科学研究项目，而支持大科学项目却是DOE的强项。直至1988年10月，DOE才最终与NIH达成了一项谅解，以协调双方在人类基因组测序方面的工作。

　　2000年6月，人类基因组计划在政府和私营两大团队的激烈竞争下提前完成。政府团队是由弗郎西斯?科林斯领导的NIH国立基因研究所，私营团队则是由克雷格·文特领导的赛莱拉（Celera）公司。这也使文特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文特是典型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但他过去在NIH工作时曾经饱受打击。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不满足于传统的基因识别方法，提出利用电脑和激光技术来加快识别速度。在遭到主管拒绝后，他立即自费买了一台雏形机加以改进，结果使识别速度提高了上千倍。但当时NIH基因计划主持人沃森对他冷嘲热讽，嘲笑他的发明连“猴子也会操作”。因此文特愤然离开NIH，组建了一家私营的研究所。1994，他决定把H型流冒病原DNA完全解码。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NIH拒绝资助，但文特在一年之内做到了，在学术界引起震动。1998年他组建Celera公司，以NIH行之有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为目标，宣称要早于NIH完成人类基因组全部测序。尽管当时的NIH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科林斯嘲笑文特的结果有错误，好像是著名的漫画“MAD”杂志，但他后来还是不得不采用文特独创的方法以加快进度，他的前任沃森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文特的方法是科学上一大贡献。

　　缺乏有效监督，科学研究变味

　　编造、剽窃或篡改研究数据和结果等学术上不正当行为，与科研职业道德背道而驰，危害很大。学术上不端行为不仅会使大批其他科学家从事无效劳动，削弱科学家之间至关重要的相互信任，而且还会破坏公众对科学的信心。

　　多年来，由于缺乏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有效监督，美国生物医学界可谓丑闻不断。美国《新闻周刊》曾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揭露了几件在科学实验中弄虚作假的事。如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员威廉·萨默林在白鼠的皮毛上涂上墨水，以证实植皮试验成功。耶鲁大学的瓦杰伊·萨曼被指控假造病例，终于被迫辞去在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院院长的职务。康奈尔大学的学生马克·斯佩克特在证明细胞怎样发生癌变的实验中假造论据而遭指控，被迫退学。曾被称为“美国医学界最杰出青年”之一”的医学博士约翰·达西，在布里格姆妇女医院实验室做一次心脏实验时，把应在两周做完的实验压缩在几小时内完成，而在记录上却标上虚假的时间表；在随后进行的另一次药物试验时，又以同样手法篡改了数据。事发之后，在科学界引起大哗。

　　格林伯格在一篇题为“实验室作假：科学是怎样变味的”文章里，描述了在科学界披露不端行为为什么如此之难，这主要涉及到科技界对这类行为的态度问题。如NIH的很多人认为：“学术上的不端行为极少出现；即使发生，通过科学界自律体系也很容易发现并处理；出事的往往是因为当事人精神上有问题。”但科技界有不少人士指出，“这类不端行为不管是多是少，首先要重视，单靠自律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有效监督和防范，然而科学界并没有处理好这类问题。”以下有两个例子来说明披露者提出的问题很难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第一个例子是“巴尔的摩事件”，发生在1991年3月， NIH接到投诉后经过两轮调查，正式指责一篇由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共同署名的论文有两个关键实验数据是伪造的，属严重的科学不端行为。后虽证实巴尔的摩对数据出错确不知情，为他恢复了名誉，但他当时还是撤回了这篇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论文，公开向揭发者欧图勒道歉，还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

　　但NIH在对巴尔的摩事件的调查过程中的表现却是耐人寻味的：NIH指定的三人调查组中就有两人与被告巴尔的摩在学术上有密切联系。后因不断有人提出这两人的参与难以保证调查公正性时，NIH最终不得不把这两人撤换，但却坚持说这两人绝对不会因为与被告的关系而不秉公办事。而后，从指控提出后长达16个月内，新成立的调查组居然没有开过一次会，这说明NIH明显“护短”。直至２００１年，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前NIH人类基因组计划主管詹姆士·沃森还在《自然》杂志撰文说，美国国会就巴尔的摩事件举行听证会是“小题大做”。

　　在另一个事件中，斯普拉格博士指控布鲁宁博士编造和篡改实验数据，后者被迫从匹茨堡大学辞职，该大学决定不再追究。但斯普拉格担心布鲁宁编造和篡改实验数据仍在作为许多方面研究和决策的依据，他向NIH 提出应更正有关数据，但NIH根本无人理睬。直至30多年后NIH才发表声明要求追回当年布鲁宁获得的NIH研究费用。

　　这类事例说明，要想揭露医学研究界的不正当行为非常困难，而且揭发人可能还面临事业受损和失去工作的危险。揭露学术腐败的人，往往是课题研究小组的成员，他们最了解内情，但要“挺身而出”，则需要很大勇气。据统计，２５％的学术腐败揭露者事后在升职、加薪等方面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损失。举报学术腐败行为的人，还可能背上“叛徒”、“不忠”和“麻烦制造者”等名声，在本单位或其它单位都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