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內外三位學者饒毅、魯白和鄒承魯合寫的《中國科技需要的根本轉變：從傳統人治到競爭優勝體制》一文在《自然》“中國之聲II”上發表後，在國內科技界引起反響。從一些評論來看，有些民眾可能認為文章觀點切中時弊、但也有人對此文的觀點和提出的問題表示困惑和不解，中國科技界有些明眼人甚至對文章出台的背景有所議論。本人試圖就此發表一些個人看法。

　　首先，我的初步印象是作者中一定有人是在與科技部打交道過程中有過很不愉快的經歷，估計是項目申請被拒絕或是有什麼要求沒被答應，因有個人恩怨才會出現如此的暴怒和偏激。這種劍拔弩張的攻擊和指責恐怕也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才會出現。對這一點，我最近接觸到的一些人也有同感。

　　第二，文章作者是外行，看來完全不了解近20年來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和科技政策的進步，也不了解科技部（國家科委）自1978年恢復以來所做的工作。20年來，國內外研究中國科技體制和政策的文章和出版物不少，從作者時時流露出缺乏這方面的基本知識的情形看，他們沒怎麼讀過。我想：或許作者認為搞自然科學的人是萬能的，是無所不通的，用不着受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基本訓練，也用不着去瀏覽有關文獻和進行一點必要的研究，就可以是這方面的專家。現代中國流行的獨斷的唯科學主義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科技資源分配都有很強政治的或非專業的因素，包括美國在內，政科分離和完全由科學家或專家來掌握科技經費的分配是不可想象的。我覺得，在中國科技界目前“五馬分車”的情況下，科技部的權力和作用不是太強，而是太弱了。中國今後的發展要求科技經費分配應實現更高程度的集中。實際上，中國科技體制改革近二十年來得出的一條主要經驗就是對經費的管理要相對集中。

　　第四，在中國目前R&D投入當中，企業已占60%以上，接近了美國的數字，儘管這一數字可能有些誇大，但實際增長還是顯著的。其實這對中國才是最重要的。政府各部門的投入所占比例已經降低，而且即使在政府掌握的R&D經費當中，科技部占的份額也不是最主要的。因此改組或撤消科技部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可能造成更多的問題，使中國科技界重新回到過去那種機構重疊、條塊分割、各自為陣、低水平重複別人勞動的局面。

　　第五，世界上凡是致力於趕超發達國家先進經濟和科技水平的國家，都有強大的主管科技的政府部門，政府都要在科技資源的分配起主導作用，而且事實證明是成功的，否則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日本過去的科技廳就發揮過重要作用。最近的例子是韓國，為了使政府主管科技的部門更具權威性，今年10月18日，韓國總統盧武鉉正式將科技部升格為副總理級部門。

　　以上是我讀了饒毅等人的文章後初步感覺，不過略經思考，我覺得作者提出的問題並不是方針政策方面的問題，也不象是科技體制方面的問題，而是在執行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執行政策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在各國都很普遍。也就是說文章作者連標和本都沒有搞清楚，得出的結論和提出的建議當然也就難以立足了。下面容我對文章作者的觀點逐條加以評論：

　　關於從人治到競爭優勝體制

　　作者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但他們的看法太過於簡單了，看起來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至少是沒有進行過認真的研究。這方面的問題長期存在的，是世界性的，各國都有。誰不想擺脫人治，建立競爭優勝體制？但做起來並不容易，美國也沒有解決好。除了科技界自身的腐敗之外，美國各級政府主導和干預科技決策的情況比比皆是，美國國會議員的所謂“豬肉桶支出”(pork barrel spending)更是大行其道，有增無減。科技界並不處於真空當中，政治和科技是不可能分開的。關於政治領導、科技人員和行政管理人員之間的關係問題，政治領導不可能完全聽科技人員的，行政管理人員也不可能完全變成科技人員辦案人員。你可以要求行政管理人員增加科技和專業知識，但不能指望他們只當科技人員秘書。

　　作者沒有區分戰略性（strategic）研究和戰術性（tactical）研究的不同。戰略性研究應該是由政治領導人和政府行政部門決定的，可以徵求科技人員的意見；而戰術性研究可由科學家主導來決定，但也應由行政主管部門審批。科技人員經常會把兩者混淆。

　　科技發展到今天，科學家彼此是隔行如隔山。科技人員評判的範圍不應超出他們本領域知識的範圍，科技人員，包括資深研究人員和院士，並不能取代政治領導人和政府行政部門，更不能取代學術標準，也不能代表所謂競爭優勝體制。

　　與政府主管部門的人際關係

　　的確，科技部可能存在管理方面的問題，但這也是執行方面或是前進中遇到的問題，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在美國也是如此。應加強監督，儘量減少。有趣的是，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問題沒有被提出，我這裡不免要提一句：我注意到三名作者都有中科院背景，在那裡供職或兼職，並且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樣人們就難免懷疑作者的動機、代表的利益和文章出台的背景。然而在美國，個人和單位似乎都很注意這個問題，有明確的規定，該迴避的就應當迴避。這對防止或減少學術腐敗是至關重要的。

　　關於改組或撤消科技部的建議

　　這種建議的提出至少是草率的，是沒有政策依據和事實根據的，甚至涉嫌進行惡意指責和攻擊。作者走得太遠了。他們說：“科技部的存在使中國科技體制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是造成中國科技許多問題的重要原因。”

　　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目前仍在決定大宗科技經費去向並仍然牢牢掌握大宗經費分配權的國家發改委（原國家計委）應該放在什麼地位？”“目前仍保持龐大院部機關和管轄90多個研究所和數萬名職工的中國科學院放在什麼地位？”按照作者的邏輯，國家發改委和中科院的存在方式豈不是使中國科技體制更紮實、更長久地停留在計劃經濟階段？”科技部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難道說中科院、國家計委和其它各部委以及中國科技界五大方面軍就不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這裡我想舉一個例子：幾年前，國家計劃委員會科技司的一位處長在會見一些科技政策界人士時，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你們搞什麼科技政策？你們又不管科技經費分配。我才是中國的科技政策！”由此不難看出什麼才是計劃經濟的產物。

　　饒毅等三位學者在文章中說，“科技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向中國這麼大權力的科技部。”那麼請問，“世界上那一個科技發達國家或不發達國家有如此龐大的科學院的建制？” “中科院目前90多個研究所當中， 濫竽充數、低水平重複別人勞動的科研單位又有多少？”

　　關於把經費轉交基金委及其它部門

　　作者提出要把科技部掌管的經費轉給自然科學基金委。作者差矣！“美國為什麼不把科研經費都交給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管理？”眾所周知，同行評議制度只是科研經費管理方式當中的一種，即使在美國，這種制度仍有不盡人意和需要改進之處。中國自然科學基金委迄今主要工作是資助經過同行評議的純基礎科學方面的小項目，是有成績的。但也有問題，如最近發生的兩億多元人民幣被貪污和挪用的案例，其金額占基金委全年預算的10%。

　　吳瑞先生在《提高中國科學研究的產出率面臨挑戰》一文中說過，雖然國家基金委採用了與美國自然科學基金相似的公平的評審系統，但由於符合資格的評審人員很少，經常是很難找到足夠的熟悉特定研究領域的評審人員來做可靠的評審。

　　實際上，以同行評議的方式管理大科學或大型國家項目是不合適的，也是不可操作的，起碼美國的經驗是如此。我覺得，中國政府近年來新增加的研究開發經費主要是用來支持大的國家項目，應該採取不同的管理辦法。由政府主管科技的部門來統一掌管新增加的研究開發經費是必要和行之有效的。

　　關於成立總理科技辦公室

　　關於成立總理科技辦公室是否更合適，對於這樣一個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誰又能有幾分把握？何況現在已經有了國家科教領導小組，而且是由總理掛帥，由國家主管經濟和科教的各部門首腦作為成員。又何必多此一舉？

　　我想作者的建議是建立一個類似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這樣的機構。但是，就美國目前的情況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是很弱的，其影響和協調能力也很有限，這種結構不利於科研經費的有效掌管和使用，影響了美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正如華美客先生在《NIH弊病淺析談》(XYS20041125)一文中所說，在華盛頓深不可測的政治大海中，總統科技顧問只是一條小魚。美國科技界對生物醫學一家獨大、科學研究全面失橫的局面很有意見，因此關於成立強大的內閣級科技部的呼聲一直不斷，只是因涉及數個聯邦部、局撤併和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兩黨政治的原因，目前行政當局還難下決心。

　　作者還提出“因科技部沒有下屬科研實體，沒有明確的、可以評價的責任，因此它在分配經費時就會搶功勞、推責任。”多麼可笑的邏輯！自然科學基金委也沒有下屬實體，發改委也沒有，其它一些部門也沒有。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也沒有下屬實體。實際上，越是沒有下屬實體的經費管理部門，越是能夠公平、妥善、有效地管好經費。大家試想，如果由中科院管理科研經費，當自己的一個下屬實體和別的部門的下屬實體通過競爭來申請項目經費時，中科院能保證在審批過程中做到公正和不偏不倚嗎？

　　公平地講，科技部（原國家科委）自1978年恢復以來，經歷了從方毅、宋健、朱麗蘭到現在的徐冠華四任領導，對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和科技事業的發展是有貢獻的。從1985年的“科技體制改革”、1995年的“加快科技進步的決定”，後來的“科教興國戰略”和“國家創新體系”的提出、到“星火計劃”、“863計劃”、“火炬計劃”、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建設、國家工程研究實驗室的建設、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等計劃的組織實施，直至今天的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的組織制定等等，科技部做了不少工作，而且是走在科技體制改革的前面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對政府公務員的看法

　　我很遺憾的發現，文章作者對政府主管部門和公務員，尤其是下級公務員表露出極大的不尊重，甚至蔑視，字裡行間滲透着對他們的鄙夷。在文章中被統稱為“行政人員”。似乎“萬般皆下品，惟有科學高”。給人的印象是，“行政人員”幾乎就是腐敗的象徵。似乎他們就是致力於“進行社會和學術政治交易”，“操縱或影響決策過程”，似乎是他們的存在“使庸才繼續影響和統治科學前沿人才”。等等，不一而足。公務員當中的確存在腐敗行為，但絕不能一概而論。政府公務員中絕大多數是好的，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不少是碩士、博士，其中不乏學成回國的“海歸”，有着良好的道德操守。文章作者對他們這些同樣為了國家而辛勤工作的人實在是太不公平了，看了讓人寒心。

　　中國科技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

　　我以為中國科技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三：

　　一是宏觀科技管理體制滯後，已成為制約科技發展的最主要障礙。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部門分割、行業分割的現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管理部門缺乏有效的協調措施和手段，行業之間缺乏良好的協作，綜合優勢難以充分發揮。具體表現在：科技資源高度分散；科技資產利用率低；科技積累效應低。建議：加強宏觀管理，提高科技資源的統一協調和配置。

　　二是軍民分割的現狀。改革當前軍民分割的科技體制已迫在眉睫。建議：進一步推動加強國防軍工生產與市場經濟緊密結合的體制，建立開放的環境和條件，保障各種有效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促進科技要素在軍民之間的雙向流動和轉移，形成長期穩定的軍民融合創新體系及運行機制。

　　三是有些部門的改革明顯滯後，沒有跟上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步伐，在沒有對老體制下產生的研究機構進行徹底改造的情況下，又在組建新的研究實體。此外，目前的學術體制存在嚴重弊端，導致學術腐敗有向學術界的最高層次蔓延。建議：對老體制遺留的問題痛下狠手，以保證科技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充分利用；改革現有的學術體制，以確保受過良好培訓並具有創新精神的中、青年科學家脫穎而出，儘早真正挑起科研工作的大梁。

　　總之，看了饒毅等三位海內外學者一番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批評和建議，本人並不想懷疑其態度之誠懇，其動機之善良，也不想質疑他們是否因個人的恩怨，或是別有用心，更不想否定他們“都抱着一顆誠摯的心，寫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使國內科技保持健康地發展”。

　　但是我也注意到他們犯了一些科學技術專業人員的通病。出於狹隘的思維和對歷史認識的缺失，作者過分地誇大中國科技體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現象，而沒能指出關鍵問題所在。作者採取的辦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他們讓我看到的是中國科技界的多種矛盾因素，如人際關係的恩恩怨怨、部門之間的異見對立、利益劃分的明爭暗鬥、地緣關係的小圈子、職業的高低貴賤…。

　　學術界腐敗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分割，中國現行的學術制度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功成名就的學者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不僅在已有的成就面前裹足不前，而且還側身“學閥”之列，在與本專業無關的領域或場合翻雲覆雨，巧言令色。這種現象是少數，但卻助長了學術腐敗的蔓延。

　　《中國之聲Ⅰ》的英文正刊名為“以西方的觀點看中國的科學和技術”，其作者多為美籍華裔。儘管態度坦率、但不免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雖然在新一輯《中國之聲II》中，《自然》雜誌特別邀請了國內學者加盟，沒想到三位學者的文章卻帶有更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如果不是因為個人恩怨，或是別有用心，又如果沒有利益衝突，又何必在境外搞一個論壇，又何必採取這樣一種發動突然襲擊、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美國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成了國內效仿的對象，科技界也不例外。的確，美國科技確實強大，學習其先進的科技管理辦法是對的。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一個大國，歷史和國情不一樣，是沒有辦法完全重重複美國的經驗的，只能走適合自己的道路。況且美國的模式也有很多缺憾和弊病。因篇幅有限，這裡不展開論述。真正關心國內科技事業的學者需要清楚這一點，不要不自覺的成為了某些人的工具。這也算是換位思考一回。

　　一旦跳出固有的思維定勢，作者本人或許也會發現，《中國科技需要的根本轉變》一文的判據帶有明顯的部門之見和個人偏見，是極其片面和靠不住的。既然大家的共同目標都是為了把中國科技事業搞上去，既然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善意，何不開誠布公，大家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探討問題，交換意見，把問題搞清楚，找到解決辦法，豈不更好？這樣總比明槍暗箭的指責要好得多。本人這點淺見全無它意，不過是深切希望中國科技界，包括海外華人學者精誠合作，共創中國科技的繁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