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各界心儀的校長人選

　　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出生在杭州的美國人司徒雷登在南京度過了他人生中的第42個春秋。自1905年來他在中國傳教的成果，不僅讓他所隸屬的美國南北長老會對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聲譽。

　　也就在這一年，位於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匯文大學和協和大學)籌劃醞釀已久的合併初步達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大概沒有想到，他之後的命運會與這所合併而成的燕京大學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是合二為一。然而在當時的另一些人看來，出任這所還是將來時的燕京大學的最合適人選，則已經是非司徒雷登莫屬了。

　　當年美國“學生志願參加海外傳教運動”的領袖羅伯特。史庇爾(RobertE.Speer)認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國，於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出眾，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因此他判斷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協會副總幹事布魯克曼(F.S. Brockman)則推薦說：”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他出生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倆。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大學裡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1)

　　一項忐忑的受命決定

　　儘管並非心甘情願，但是他並不是個畏懼困難的人。

　　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對於這項任命卻並非心甘情願，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他說：“……我實在不願意去。我對金陵神學院的工作十分滿意。”(2)他的許多朋友，也認為那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勸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即美國《時代》周刊創辦人享利。盧斯的父親)卻對他表示了支持，但他同時提醒司徒雷登，在應聘之前，應當仔細審查經費方面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一位燕京老教師的回憶中體會哈利。盧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貴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師)在她寫於1936年的《司徒雷登博士傳略》中回憶：“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侷促地住在城內，沒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3)

　　雖然司徒雷登對於這任命並不情願，但是他並不是個畏懼困難的人，同時，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並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他認為創建一所新大學，可以更好地服務於中國，而且這個任務跟美國也沒有什麼衝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請，但同時約定：他不管經費的事情。

　　一所“分文不名”的大學

　　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馬上任，出任燕京大學的校長。6月份他到達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後的第一次尷尬。那時候，“五四運動”結束不久，但是學生運動依然還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學生遊行示威的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後有一千多名學生遭當局逮捕。按照計劃，司徒雷登應於6月8日跟學生們正式見面，算是新校長的就職典禮。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沒有被捕的燕大學生，都滿懷熱情地跑上大街歡迎英雄們的光榮出獄，誰還顧得上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長？

　　這樣的尷尬跟司徒雷登即將面對的困難比較起來顯得微不足道。雖然一開始曾經約定他不負責經費的問題，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長的位置，這個問題就會來困擾他。在後來他的回憶錄里，他回憶道：“當時學校一點現款都沒有”。而學校當前的情況卻需要更換一個更適合發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沒有辦法發展。

　　根據司徒雷登的學生韓迪厚回憶，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學是這樣的景象：那裡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100學生的飯廳，有時用這間大屋子開會，也有時用來講道。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另有網球場和籃球場。此外剛弄到手一座兩層的廠房，原是德國人建的，可以改作課堂和實驗室。(4)怪不得司徒雷登頭疼，也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沒有人關心的學校。”(5)

　　一個保留至今的新校園：燕園

　　他看中了清華大學堂對面的一塊地，然後顯示出自己非凡的交際能力

　　司徒雷登在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的幫助下開始募捐資金。募捐資金難免遭逢尷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覺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和對方交為朋友，以便之後燕京大學的道路能夠更加順利。不過，他內心深處的感受，則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曾經感嘆：“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一類。”

　　如今美麗的燕園還在，只不過已成為北京大學的校園。司徒雷登是怎樣找到了這個地方？又是如何把它變為燕京大學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憶錄中，司徒雷登記載了他尋找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里，由於那裡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裡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着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6)

　　司徒雷登看上了這個地方，他找到了這塊地當時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

　　在和陳樹藩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顯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種非凡交際能力，結果，這位督軍僅以六萬大洋的價格把這塊地讓了出來，不僅如此，他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作為獎學金。

　　一次世界級聯姻：哈佛燕京學社

　　他一手促成的與哈佛的合作，讓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

　　司徒雷登的本領當然不僅僅表現在募捐上和尋找校址上，否則，他僅僅稱得上是燕京大學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會成為它的靈魂人物。在燕京大學初創時期，他就延請到了劉廷芳和洪業兩位名師，在劉、洪的協助以及影響之下，一大批學術大師紛紛奔赴燕京，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燕園之內已經是名師雲集，國文系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則有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則有張東蓀等名宿……名師出高徒，雷潔瓊、冰心、費孝通、侯仁之等等，則是那一時期的學生。

　　而真正讓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上世紀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1863－1914)有一筆巨額遺產捐作教育基金，並聲明遺產中一部分用於研究中國文化，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來執行這項計劃。起初遺囑執行機構選了美國的哈佛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但司徒雷登設法成功地說服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於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

　　司徒雷登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說“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弄得我十分緊張，心裡為自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一席話下來，出了一身冷汗。“(7)司徒雷登所說的這段情形，是在他通過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的幫助而與霍爾遺囑執行人克里夫蘭律師見面之後。但是司徒雷登的冷汗沒有白流，那位律師終於答應給燕京大學五十萬，不過卻要在一年之後，因為他要確認燕京大學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學“。

　　一年之後，司徒雷登再次見到這位律師，他還沒有說話，律師就提出要實現諾言，不過，律師“變卦”了，因為他給燕京的不是五十萬，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萬。司徒雷登當然不會錯過這樣的好機會，他趁機提出燕京發展的困難，並把款項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萬，不過這次律師答應得比第一次就爽快多了。以當時燕京大學的實力，能夠和哈佛這樣當時在世界處於一流位置的學校聯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說：“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將他們那所大學的美好名字同中國一所小小的教會學校連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

　　注釋

　　(1)、(4)韓迪厚：《司徒雷登傳》，原載於香港《南北極》月刊1976年6、7、8月號。

　　(2)、(5)、(6)、(7)、(8)司徒雷登：《燕京大學———實現了的夢想》。轉引自燕京大學校友校史編寫委員會所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

　　(3)包貴思：《司徒雷登博士傳略》(冰心譯)。原載《燕大友聲》二卷九期，1936年6月24日

　　■小傳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於中國杭州一個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家庭，從小就在中國長大，並跟隨母親學習英文、拉丁文、數學、歷史等知識。1887年回美國讀書，1899年司徒雷登進入神學院，加入了“學生海外志願傳教運動”組織，1902年被按立為牧師。

　　1904年回到中國，學習漢語，跟隨父親到中國許多地方布道。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學院執教，1918年，前往北京擔任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1946年被美國政府正式任命為駐華大使，1949年離開中國，1962年在美國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