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利钝的最重要条件是公民一举一动无不受其制约的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这突出表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是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重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是比较理性的。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教科书不断向小公民进行非理性的鼓动，与正确的抉择背道而驰，说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为了现代化顺利进行，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请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中国人民心头无法磨灭的创伤。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1．关于战争起因：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1]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2]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3]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4]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这些都不过是导火线。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唯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丧权辱国！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折冲樽俎，总比兵戎相见好得多；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5]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不讲广州的反入城，这次战争的爆发就不可能讲清。19世纪的一些中国人对此已经有所认识，21世纪的中国教科书却仍然视而不见，可谓咄咄怪事！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的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6]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香港的教科书不难找到，按常理大陆的编者应该看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2．关于战争过程。1858年，在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利权，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完全可以避免。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7]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破绽百出。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那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致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罪，还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如属后者，是谁胡作非为？

　　复按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那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8]《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9]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10]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11]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编撰者，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澱，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12]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1．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犯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13]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14]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15]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2．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誘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毓贤自称）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16]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誘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17]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載澜是奉旨会同載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載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18]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19]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难于数计，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20]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21]“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22]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3]

“受害最烈”[24]的北京，究竟杀了多少无辜同胞，是一笔没有算清的糊涂帐。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片断吧：1900年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25]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26]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27]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后来有的人把这一事件称之为“革命”，表现了急于歌颂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可贵热情，体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对中国知识阶层观念的冲击。但严格从学术角度去考察，这不过是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大灾祸罢了。

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12]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1．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犯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13]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14]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15]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2．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誘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毓贤自称）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16]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誘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17]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載澜是奉旨会同載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載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18]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19]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难于数计，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20]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21]“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22]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3]

“受害最烈”[24]的北京，究竟杀了多少无辜同胞，是一笔没有算清的糊涂帐。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片断吧：1900年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25]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26]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27]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后来有的人把这一事件称之为“革命”，表现了急于歌颂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可贵热情，体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对中国知识阶层观念的冲击。但严格从学术角度去考察，这不过是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大灾祸罢了。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六十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如此等等，更是头绪繁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这是远离历史真实的诡辩。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35]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年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千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人们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36]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的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颠峰。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太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据说，日本仅2001年新编的教科书就有八套，由各校自由选用；选用日本右翼编的教科书的学校只有0.039％。[37]而在中国，非此即彼，只能在基本观点完全一致的两套书中任择其一。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日本右翼史观的影响，业已超出选用学校的范围，绝对不能轻视。可是，两国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或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更严重的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任何批判作为群体的中国国民或主体民族——汉族本性缺陷的努力，都十分不宽容。

　　不能说中国古代文献和公认的经典中没有反思自身弱点的智慧。“知耻近乎勇”、“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日三省吾身”，如此等等，催人奋进。可是，从制度层面看，社会自由探索、自我反思的机制被严酷的思想控制所取代；这些哲人智慧不但是不成系统的吉光片羽，而且成了按照恭顺臣民乃至奴才标准自我禁锢的工具！我们的祖国没有地方分权自治的传统；传统中也没有公民权利观念和相应的保障体系；更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于是，以这些为基础的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成了由海外传入不受欢迎的异端；社会在自由环境下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机制无从建立。有傲人业绩的文明古国只能眼睁睁地逐步沉沦为封闭、停滞、孱弱的东方病夫。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牢笼。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 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从而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

　　正如韦伯所说，现代化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是其是，非其非，以利于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是新政权建立后，支持革命的精英没有及时将造反心态调整为执政心态的恶果。

　　把包括孙文在内的政治家和知识阶层异口同声称为“拳匪”的义和团提升为革命力量，也是革命鼓动的产物。陈独秀1918年底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痛骂“义和团何等可恶！”，是“国耻”，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的产物的观点，[38]1924年，他改口称赞“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实质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39]出于宣传的需要，40年代更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流风所至，有些史家竟不惜把历史降格为宣传某种口号的工具。

　　这些宣传也许对鼓动人们参加革命有些作用。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是对历史事件的策略性的利用。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暴露无遗。不但女孩学“红灯照”、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2002年6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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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月北京版第51－52页。

　　[2] 《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6年北京版第一册第167页。

　　[3] 《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4]2001年10月26 日的新华网为反驳梵蒂冈册封所谓“圣人”之举措，发表了《梵蒂冈册封所谓“圣人”之中国罪行录》(1)、（2），专门评述马赖的“罪行”，即使利用了可靠性应该审查的传说材料，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不准教徒祭拜祖宗和与女教徒通奸；而文章也说这个地区性关系一直是比较自由的。其他如“小恩小惠收买群众”、“想方设法利用绿林扩大自己的势力”等等；前者是笑话，后者则没有实例。

　　[5]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薛福成选集》，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69－270页。

　　[7]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53页。

　　[8]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卷第233页。

　　[9] 同上，第406页。

　　[10] 《吴汝纶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1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版第650—653页。

　　[12]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91、92页。

　　[13] 同上，第88－89页。

　　[1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第103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北京版第591－592页。

　　[16]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502页。

　　[17] 《万国公报》第143卷（1900年12月）。

　　[1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三卷第259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1491页。

　　[21] 同上，第1640页。

　　[22] 同上，第1074页。

　　[23] 同上，第961页。

　　[24] 同上，第1073－1074页。

　　[25] 日本佐原笃介 浙西沤隐同辑：《拳乱纪闻》，同上第135页。

　　[26]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第14页。

　　[27]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第24页。

　　[28] 《山东巡抚袁世凯摺》，《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第94页。

　　[29] 袁昶：《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义和团》（四）第103页。

　　[30]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88页。

　　[31] 参阅陈振江等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2] 同上。

　　[33] 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沿海地区）编写委员会编：《中国历史》第三册第5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

　　[34]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313－320页。

　　[35] 李时岳：《义和团运动再认识》，收入《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2－214页。

　　[36] 同上，第213页。

　　[37] 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版第193页。

　　[38]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版第292—301页。

　　[39]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同上书（中）第575页。

　　原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12/5/200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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