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一个“和”字，而西方文明的特质刚好与中华文化相反，在于一个“争”字，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贵“争”轻“和”，追求主体性，讲征服，形成主客对立的特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已经融汇成一派浩瀚的巨流，在这巨流之中，那亘古不绝，一脉相承的精魂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　　

　　“和”，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也，这种“和”的思想，在我们儒、释、道、医、易的诸多典籍中，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正是所有这些典籍的核心与灵魂，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无论哲学、医学、文学、武学、农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还是各种艺术，都以“和”为一贯的主流、最高的境界，所以李大钊先生有言，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　　

　　这种“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贵“和”轻“争”，讲和谐，求统一的特点。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无争”。《淮南子》中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万物”。《中庸》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以上这些无不强调一个“和”字。而最形象生动的表述，则要算“太极图”——阴阳鱼合抱、互含，两条鱼的内边无衣无缝，两条鱼的外边是为正圆。这个“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的协调吻合，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三点内涵中，以第三点内涵最为重要，因为从中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反之，凡是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损于自身，这就是从“太极图”内涵演绎而来的“太极和谐原理”。这个“太极和谐原理”，无论对于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间，家庭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都是广泛适应，概莫能外。　

　　从这个“太极和谐原理”去观察世界，可谓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哲和，则哲理和融；医和，则医道入神；文和，则文风俊雅；武和，则武德纯正；农和，则农耕适宜；商和，则商誉隆盛；人和，则事业繁盛；事和，则相辅相成；声和，则悦耳动听；色和，则悦目赏心；身和，则血脉通畅；心和，则怡乐安祥……故人类与自然应当和，每个人的身心也应当和，唯此才是顺应自然法则的正道。　　 追求和谐的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形成温良、平和的性格特征，静态的、整体的和谐观，这样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延续、思维趋同和社会的稳定。正因为这“和”的精魂，悠悠五千年，中华文化便如黄河、长江，发源于凌云高山，奔腾于千仞峡谷，融合了八方来汇的千溪百川，蜿蜒而不阻，曲折而必伸，始终以其不凝不滞，磅礴浩荡的气派东流到海。但中国传统这种贵“和”轻“争”，讲和谐，求统一的特点也有其不足之处，如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求稳怕变，制约了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一个“和”字，而西方文明的特质刚好与中华文化相反，在于一个“争”字，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贵“争”轻“和”，追求主体性，讲征服，形成主客对立的特点。伯里克利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洛克讲：“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是人的本性”。在洛克那里人、社会、国家要尽可能地帮助和保护人的幸福和快乐。科莱蒂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圣经》则更进一步强调“人是世界的主宰”。在这里，西方的传统文化强调一个“争”字，强调人的主体性，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分析、理解、征服。促进人们进取、创新，促进思想解放，使人们具有独立、批判精神，促进社会时时更新，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新航路开辟以来的殖民侵略，三次工业革命无不体现了一点。　　

　　这种“争”的消极面也是显而易见的，“获显利而忧隐患，得近利而播远忧”虽有些绝对，但并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正是由于这种“显利”和“近利”的驱动，包含“争”的特质的西方文明得以盛行于世，经过三百多年“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年所伏的“隐患”渐渐显化为“明患”，历年所播的“远忧”渐渐进逼为“近忧”，西方文明强调突出个人，强调物质财富，而强调突出个人，务求一枝独秀，由于人与人的竞争的激烈，经常发生人与人之间……过分地追逐奢侈豪华，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造成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以致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为了对付这些危机，世界各国已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些危机继续恶化的势头，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没有能够从观念上彻底地化对立为和解，现在虽然有“和解”的举措，但总的还是在唱着对立的老调。　　

　　可以断言，只要人类依旧热衷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就绝不可能从危机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而想要彻底化对立为和解，就必须高扬东方文化所固有的“和”的精义，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价值所在。这同时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夕阳文化”，而是生机不竭的“朝阳文化”。我们在为悠悠绵长、灿烂繁盛的中华文化深感自豪之际，必清醒地认识到：中庸，保守等庇暇的存在。同时应该正确地理解西方文化能在短短的几百年通过“争”而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先进性。“世事万物，有容为大”，“和”即是“容”，容一切先进的东西为已之用，才是“和”的精髓。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恩格斯所主张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从而化解各种危机，缔造一个和平和睦、融融乐乐的人类理想社会，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全球炎黄子孙共同的历史使命。当然我们讲主流，还有个支流的问题，我们讲“和”很有必要适当地引进西方的“争”。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充满勃勃生机和活力，才能推进社会进步。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