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幾十位名人發出的《甲申文化宣言》，用了中國人的傳統紀年，甲申年，而不光是國際上通用的公元紀年。那個公元紀年多多少少和西方人的宗教有點瓜葛。我覺得自己大概還沒有真正理解這個宣言的深意，只是粗枝大葉地從題目上約摸出，他們的態度是，中國人還是要走自己的路。這個態度自然不錯，不過對普通人來說，更有意義的是怎麼做，也就是操作性的問題。宣言大概限於篇幅，沒有涉及操作性，大致上是一個表態，點到為止。

既是前輩名人，又不涉操作性，別人就難免猜測。在中國，凡需要猜測的，就難免猜到政治上去。好在現在和過去不同，是可以批評爭論的。袁偉時先生提的批評很到位，問了一個政府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問題。在民間，有年輕一點的人，提倡讀經，提倡穿民族服裝。這一提倡就不僅僅是表態，而是操作了。反對者說，這種做法是蒙昧，是誤人子弟。如此涇渭分明的對立意見之共存，是最近二十多年來的最大進步，說明我們是生活在一個開明的社會。普通人在聽了兩邊的意見困惑莫解的同時，至少知道自己是有得選擇的，並不是非做什麼不可，也沒有什麼是決不可做的。

　　有一個我們大家長期來都接受的不證自明的道理：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有糟粕和精華，我們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個道理，大概也是世界上最沒有用的道理，說了等於沒說，所以我們一說再說。如果說，探索是人的天性，那麼懶惰和苟活也是人的天性。如果環境不讓探索，那麼人們只好懶惰。這就是我們說了幾十年的精華糟粕，結果回頭看看，老是要吃後悔藥的原因。我們是不是可以為自己問這麼個問題：誰來給我區分精華糟粕？怎麼區分精華糟粕？如果我認為是精華的，他認為是糟粕，我該怎麼辦？

　　我想，這個問題是對普通人來說有實際操作意義的問題。

　　過去，這個問題是由領袖來解決的。領袖說是精華，那就是精華，你放心吸收吧。有了精華，其他既沒必要，而且有害，所以你也只有這種精華可以吸收，其他你想要也是沒有的。而領袖說是糟粕的，你若偷偷吸收，那就不好了，後果有時候很嚴重。我們這一代，是靠領袖區分精華糟粕而長大的。其結果就是普遍的營養不良。

　　後來，我們聽說，區分精華糟粕是要學問的，所以把專家學者請來回答這個問題。專家學者說，要回答好這個問題，必須允許對精華也罷，糟粕也罷，進行一番探究。這個道理好理解，你只有探究了，才可能知道它是精華還是糟粕。梨子的滋味不是得吃上一口才知道嗎？所以，二十多年前，有些專家學者喊出了“讀書無禁區”的口號。我認為，文化人的這個口號，是真正可操作的有用的文化宣言。

　　後來我們發現，如果讓專家學者來區分精華糟粕，出現的問題是，專家學者們的意見往往不一致。這和領袖時期不一樣。領袖時期我們得到的文化營養是計劃經濟方式的，而專家學者提供的文化營養是市場經濟方式的。這時候我們發現，選擇多了也有選擇多的苦惱，那就是得自己動腦子，懶惰不得了。自己得作出判斷，做出自己的選擇，然後自己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我們很快發現，精華糟粕之分，並不是想象的那麼簡單，並沒有單一標準。就說讀經吧，如果讀經能救國救民，中國人讀了上千年了，怎麼沒有讀出一個強國來？如果不讀經能救國，其實不讀經也至少半個世紀了，不見得比讀經時代好多少。反對外來異質文化的入侵，更是一筆難算的帳。不信你試試，早晨起來看看你眼前的一樣一樣物件，如果是洋人發明出來的，你看看哪樣是可以排斥不用的。把你覺得可以排斥應該排斥的都排掉後，你看看你的生活會不會更好一點，中華文化是不是會因此廣大一點。至於民主，科學，理性這樣的概念，聽起來似乎簡單，做起來卻都有一個特點，它們都允許不同的甚至對立的看法並存，不是單一的，不是統一的。只有把他們束之高閣當神供起來的時候，它們才是統一的。

　　可見，宣言也罷，讀經也罷，學科學也罷，都是專家學者們給出的不同答案，而對於普通人來說，自己給自己作出判斷，將是不可避免的個人責任。三十年前我們學會了不再依賴領袖，現在我們得學會依賴自己。而為了自己做出好的判斷和選擇，一個必需的條件是，我們需要開敞的信息渠道，開放的精神狀態。

今天的普通人，信息來自一種叫作媒體的東西。任何一個誠實的人都敢承認，當代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弱勢是，我們的媒體還有一些紅線，這種紅線阻擋了信息的流動，窒息了思想的活躍，窒息了人的創新能力。我們的文化由於這種原因在走向衰落。所以，與其發出振聾發聵的文化宣言，不如更實在一點，少一點紅線，少一點禁忌，喊一聲“思想無禁區”。

(搜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