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解：沉淀下来的思考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 房 宁

人民论坛记者 艾 芸 李逸浩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31期）

   编者的话

   近年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迅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引起各方关注。有人把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特色归纳为“重庆模式”。“重庆模式”是否已经形成，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两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打黑”与“唱红”，我们又应当有怎样的理性认识等等，围绕这些问题，近日，人民论坛记者专访了知名政治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房宁先生曾多次赴重庆调研，对重庆近年来的一系列举措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与人民论坛记者进行长达3个多小时的采访对话中，他从一个资深政治学者的角度阐发了对“重庆模式”以及“打黑”、“唱红”的独到见解。我们将采访内容分为“重庆‘打黑’解”、“重庆‘唱红’解”上下篇，以飨读者。

   重庆“打黑”(重要观点)

   市场经济既然都是主体的活动，那黑社会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经济主体出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是更具有竞争力的主体。因此，它的出现与成长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黑社会对于政权的腐蚀主要集中在公安队伍，其次，涉及法院、检察院就极少了，而后面的两道“防线”（政法委、纪委以及党委）尚未被突破。

   相比西方政体的情况更可以看出，我们的制度在这方面很有优势。西方政体的分权制衡的政治架构，形成了权力部门之间的制约和维护部门权限的利益冲突。黑社会组织利用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法律空隙而获得生存空间。

   “黑社会”是社会的另一面

   人民论坛：自2009年6月到今年上半年，重庆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显著。据有关资料披露，重庆全市立案侦办黑恶团伙400多个，破案5400多起，抓获涉案人员6500多人，逮捕4000多人。同时，查获黑恶势力“保护伞”近百人，毁灭性地打击了黑恶势力，应当说，基本上铲除了近年来在重庆地区生长出来的黑社会组织。我们一方面为重庆打黑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为什么一个地方的黑社会能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房 宁：在我国，一般人对黑社会还是感到比较陌生的，但黑社会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也许就在我们身边。

   人民论坛：为什么这样讲？

   房 宁：黑社会是相对于正常社会而言的。一个正常社会，有着被社会多数人认可和为法律所固定下来的社会秩序，而黑社会就是在正式秩序外的一种非正式秩序。一般来说，黑社会有三个特征：第一是利用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第二是有组织、有内部分工与协作的组织化犯罪；第三，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以经济犯罪为主或者说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

   由这三项特征，不难看出：第一，黑社会比正常社会组织更有效率，它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黑社会之于社会，就好像癌症之于人体一样，它发展得更快。第二，黑社会是“江湖”，它或规避、或破坏、或超越正常社会的秩序与法律，它往往生长于现有规范、法律形成之前，在社会规范、法律的空隙中生存、发展。也就是说，黑社会对于社会往往是先发制人，而社会对于黑社会则往往只会后发制人。因此，黑社会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第三，黑社会生存的条件除了法律的“域外”，它还时常主动进攻正常的社会机构，当然主要是权力机构，利用腐蚀权力，为自己的生长获取“保护伞”。这也就是为什么重庆打黑中时常说打黑要打“保护伞”。

   从一定意义上讲，黑社会与正式社会是孪生的。它是社会的“另一面”。因此，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江湖”之说。

   人民论坛：这么说黑社会是“古已有之”，但为什么“于今为烈”呢？

   房 宁：是由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大开发、资金大流动、财富大增长，各种经济主体层出不穷，各种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市场经济既然都是主体的活动，那黑社会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经济主体出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是更具有竞争力的主体。因此，它的出现与成长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根据重庆的经验，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下，一个具有垄断性的黑社会组织6—7年就可以成相当气候。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黑社会感到陌生，主要是因为过去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管制经济，经济主体也比较单一，黑社会生存的空间很小。因此，那时的中国不能说没有黑社会，但的确可以忽略不计。但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就不同了，黑社会现象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

   有黑社会其实并不可怕，怕也没有用。关键问题是正常的社会、主流的社会对待黑社会的态度，是姑息还是坚决打击，这才是问题的根本。重庆打黑的价值也正在这里。

   重庆黑社会冒头有其特殊性

   人民论坛：重庆打黑引人注目，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情况如何？只是因为重庆高调打黑更容易引人注目？

   房 宁：黑社会是社会的另一面，就像正与负、白与黑一样，哪儿都有，不奇怪。但重庆的黑恶势力成长快也是事实，我个人认为，这与重庆“直辖”有关，与重庆直辖后经济迅速发展有关，与重庆在中国四个直辖市中独特的区域特性有关。

   重庆直辖后，经济超常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工业化由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推进、转移，重庆矗立于中国第二波工业化的潮头。刚才讲，黑社会有点像人体的癌变，营养状况越好，发展得也就越快。当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量新的经济活动空间，黑社会组织往往能先于或快于正常的经济组织去占领和充实新的经济空间。重庆打黑中十分出名的黎强案就是个典型。黎强原来是个普通百姓，他利用重庆经济发展的时机，率先承包长途运输线路，之后利用非法暴力手段欺行霸市，先后强占十多条公交线路，并逐步向市内出租车行业渗透，最后发展到策动出租车罢运，要挟市民与市政府的地步。

   另一方面，重庆在直辖后高速发展的形势与原有的干部管理的能力不足也形成了反差。直辖之后，干部队伍扩张得特别快，很多干部都是从郊县提拔上来的，农村干部管理城市，经验能力不足也造成了一定问题。这也是重庆的特殊性所在。

   重庆历任领导班子重视打黑

   人民论坛：重庆以往打黑的情况如何？

   房 宁：重庆直辖以来，防止和打击黑恶势力为历届市委、市政府所重视。不能以为只是现在的领导班子重视，以前的就不重视。事实并非如此。直辖以来的几任重庆领导班子都在打黑，而且都很有成效。据我所知，贺国强同志任重庆书记时，曾扫荡过一次黑社会，打掉了一大批。汪洋同志任书记时间比较短，也打掉了不少黑社会团伙。但应当说，黑社会成长速度还是超出了预期。经济跨越式发展，黑社会也高速发展。此外，也有一个周期问题，刚才讲过黑社会成长有周期。黑社会发展有个特点，它刚出现的时候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还有一些正面的假象，比如，经济活跃了、市场繁荣了、就业扩大了、税收增加了等等。但经过一个周期发展之后，它的问题和危害就逐步暴露出来，让人们感觉到它的严重性。黑社会具有两面性，善于伪装。有的黑老大表面上很好，头上还有一些“光环”，背地里很凶恶，净干坏事。

   更广义地讲，打黑也并非从重庆开始的，最早提出的是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要两手抓，其中包括严厉打击经济、刑事犯罪，当时称之为“严打”。从上世纪80年代，打黑就开始了。当时邓小平就说过：过十年、八年，还要搞一次。

   黑社会对政权的腐蚀尚未深入

   人民论坛：您提到黑社会的“保护伞”，据您所知，重庆黑社会的“保护伞”情况如何？

   房 宁：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刚才提到“江湖”古已有之，其实对于社会而言，黑社会并不可怕，毕竟是邪不压正。比起直接危害社会、危害群众，黑社会问题更严重的在于腐蚀政权。就像疾病，最严重的疾病往往是那些攻击人免疫系统的疾病。黑社会真正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

   人民论坛：重庆黑社会对我们“免疫系统”的侵蚀到了什么程度？

   房 宁：重庆黑社会对于政权的腐蚀还停留在表层。从防止犯罪，或者说，从反腐败的角度看，中国政权大致有四层：第一层是公安系统，第二层是法院、检察院，第三层是政法委、纪委，第四层是党委。党委是核心，是最要紧的。重庆办了一个反腐倡廉基地，有个很好的展览，值得去看看。这个展览上有一张显示重庆黑社会“保护伞”的立柱图，这张图清楚地显示，黑社会对于政权的腐蚀主要集中在公安队伍，其次，涉及法院、检察院就极少了，而后面的两道“防线”尚未被突破。应当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正因为如此，重庆打黑才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外界有一种传说，说重庆打黑动用了武警，请武警来帮忙肃清公安队伍里的腐败分子。实际上没有这回事。2009年，重庆市委作出集中打击黑恶势力的决策后，重庆市公安局开始组织十几个专案组，查处一些重点案件，包括查处犯罪集团和深入追查后面的“保护伞”。重庆公安系统是自己清理门户的。后来，随着打黑进程的深入，重庆市公安机关先后成立了300多个专案组，这时候调用了一些外面的警力。由此可见，包括公安在内的政权机关还是可以信赖的，他们有许多忠勇之士。

   腐败高发期尚未过去，打黑仍需坚持

   人民论坛：请您谈谈对重庆打黑未来趋势的看法。

   房 宁：打黑前景说到底，取决于政权，取决于党和政府。这要分两头说，一头是解决“保护伞”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反腐败的问题；另一头是体制、制度的问题，也就是体制和制度的效率问题。

   先谈腐败问题。应当说，我们国家仍处于腐败的高发期，或者说腐败的高发期尚未过去。简单说，腐败有三要素：动力、机会和成本。

   首先，腐败有个动力问题。腐败的动力源于工业化阶段迅速增加的财富以及财富分配差距在干部心理上形成的落差。这种落差形成的压力总会突破一些干部的心理防线和道德底线，造成腐败。新加坡的官员为什么廉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各级官员“善养、严管”。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因素很难在这方面学习新加坡。中国对待干部是“穷养、严管”，自然会有落差。

   其次，是机会问题。所谓机会就是频繁的经济活动。在“建设财政”条件下，特别容易出现腐败。而现在恰恰就是大建设时期，物资流、现金流巨大而且频繁，交易机会众多，客观上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现在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建设财政”正向“民生财政”转化，可以预见到未来腐败的问题就会随之减轻。我们在调研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应当说是好事。

   第三，是成本问题。所谓成本实际上就是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的力度越大，腐败分子的风险就越大，一旦暴露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这就是腐败行为的成本。根据我们这些年来在国外调研的所见所闻，我们国家反腐败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惩罚之严厉是少见的。国内一般群众和舆论并不了解这一点。人们以为国外那些多党制国家中，政党竞争可以抑制腐败，实际情况是多党制在一些国家恰恰成为反腐败的障碍。多党制的政治中，多数决定一切，反腐败一方面常常被用作政治斗争工具，另一方面又成为腐败的挡箭牌，结果是反腐败成了政治交易的工具。

   在我国现阶段，腐败问题面临高动力、多机会和严处罚的形势，前两者是腐败多发的条件，后者是抑制腐败的条件，总体上腐败多发期尚未结束。

   现有政治体制下有利于打黑

   人民论坛：作为政治学者，您如何看待我国政治体制与打击黑社会的关系？

   房 宁：我国现有体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安全，打击有组织犯罪还是很有力的。通过重庆打黑，我们也体会到党的领导的确是我们最根本的体制优势。

   如果说，重庆2009年以来的这一轮打黑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它是由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作出的决定。而以往都是公安、司法系统内的行为。重庆社会治安一度堪忧，犯罪猖獗。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委坚决出击。在市委常委会作出决定一周之后，打黑行动全面展开，十几个黑恶团伙被一举歼灭。

   人民论坛：现行体制在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上的有效性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

   房宁：概括起来说，由于我们体制下政治核心的存在形成了政权内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重庆市委作出决定后，各个政权机关，包括公、检、法是高度协调和配合的，党委系统中的纪委、组织部、宣传部密切配合，人大、政协也协助公、检、法工作，结果整个政权机关形成了强大的合力，而使黑社会及其“保护伞”无隙可乘。

   相比西方政体的情况更可以看出，我们的制度在这方面很有优势。西方政体的分权制衡的政治架构，形成了权力部门之间的制约和维护部门权限的利益冲突。黑社会组织利用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法律空隙而获得生存空间。特别是当黑社会组织渗透某一权力机构，如收买某些议员或法官后，其他平行权力机构就很难有所作为。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如意大利、日本等国黑社会组织常态化、公开化的重要原因。

   重庆打黑的三条经验

   人民论坛：在您看来，重庆打黑有什么值得其他地方借鉴的经验吗？

   房 宁：在我看来，重庆打黑有三条经验值得重视。

   首先，打黑要坚定信念。黑社会作为一种非法的经济组织，渗透于社会经济活动之中。欲打黑者常有投鼠忌器之感。因此，打黑总会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顾虑。在经济上，担心打黑会拖累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担心打黑会牵扯到高官，影响党和政府形象。重庆打黑经验显示：打黑不仅没有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反而净化了社会，改善市场环境，结果是促进了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重庆打黑过程中，有100多家企业涉案，打黑也解放了这些企业，使这些企业获得重生。打黑后市场环境改善了，社会安定了，重庆迎来外资投资的高潮，还被多家外国著名报刊评选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之一。

   其次，打黑重在打“保护伞”。黑社会本身并不难打，黑社会组织及其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打黑难在“保护伞”，黑社会之所以猖獗、有恃无恐，根子就在有“后台”、有“保护伞”。只打黑社会组织、黑帮分子，而不挖出背后的“保护伞”，是斩草不除根。重庆打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把“保护伞”也同样列为打击重点。重庆打黑也教育了那些心存侥幸的犯罪分子，也昭告了天下：那些不法之徒其实没有什么“后台”，他们所谓的“后台”、“保护伞”也和他们一样是被打击和消灭的对象。谁也保护不了黑社会！那些所谓的“后台”根本是靠不住的。

   第三，注意扶植、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对抗黑社会经济组织渗透。重庆打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规律：黑社会往往在那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领域率先滋生。黑社会采取超经济手段，相比正常的经济组织更具有竞争力。因此，需要在新的经济领域，注意培植和支持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发展，以挤压黑社会经济组织发展的空间，起到防患于未然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