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茶舍』《日本不认罪的深层原因》
作者：欲海漱石生 提交日期：2005-2-15 0:38:00
《日本不认罪的深层原因》 前言 本文曾用另一题目发表在《凤凰周刊》上，发表时虽经删改，但仍有错漏。今稍作修改于此重发。重发的缘由是因为以下理由：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正拍摄一辑有关日皇裕仁生涯的纪录片，其中提及日军在二战时用毒气杀害270万中国人。日本《周刊新潮》杂志指摘有关纪录片“内容偏颇”、“恶意中伤”和“丑化”裕仁，促请BBC停播该节目。俺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狭隘民族主义就是产生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纳粹）的根源。但俺无法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毫无原则地“既往不咎”。因为俺是有理性和情感的双足动物，因此俺相信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历史事实、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的基础之上。俺相信忘记历史就是意味着背叛，因为历史是有可能重演的。日本政府一再埋怨中国政府对人民长期作仇日教育，其实这话不太公正。俺记得胡耀邦曾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来华串门。现在日本人和日本产品在中国也没受冷落，这就证明中国人是把仇视日本军国主义和热爱日本人民以及日本文化分开来的。日本政客应明白仇日心态长盛不衰的根源何在。其实所有的仇日教育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其衍生物自惹的。比如，中国政府再不地道也不可能对弹丸小国东帝汶进行仇日教育，但当年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日本团队一踏上东帝汶就招到当地人民的强烈抗议，这是为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身傍睡着无数仇人的日本政府，难道不该作出更深刻的反省吗？解铃的好办法就是要拿出诚意来，光靠钱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重要的是政府要开口正式谢罪。可能谢罪也不是一灵百灵的妙药，但这是一道含有正义实质的“原始程序”，你履行了就可能会得到人家的原谅，假如你不履行它，你就过不了这道坎。 《日本不认罪的深层原因》 原文： “九·一八”正在离我们远去，“九·一八”正在不断地回来。远去的是历史，回来的是沉重的记忆。历史是可以被时间所淡化的，但创巨痛深的记忆则会被情感不断地激活。许多人在反刍这段历史时，总是说造成这段历史的罪魁祸首是“极少数军国主义者”，其实这种说法不大准确。把日本推向侵略战争的真正动力，不仅仅是一小撮军国主义者，不仅仅是想与欧美列强瓜分市场的财阀集团，也不仅仅是那些要反共抗俄反赤化的势力，促成日本走向侵略战争的真正动力是日本神道文化的恶性泛滥。神道文化（神道教）应是起源于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古代日本人以为日本是天下唯一的神国，国民是神民，太阳神是祖神。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是现世神，皇统即“万世一系”的神统。尽管历史上的神权崇拜从朝廷到民间分有许多派别，但以天皇为中心偶像是神道文化的主要特征。日本人对神、天皇和国家这“三位一体”的崇拜已积淀成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民主和宪政的理性也不能矫正它。成书于八世纪的《古事记》，就是一部神造日本的“创世纪”。编辑于八世纪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写道“天皇本是神，何物不能改。群树立荒山，化为山上海”，还有“吾皇现世神，掌管大八洲”（大八洲指日本）。天皇竟如此神通广大。《五部书说辩》卷二中说：“神道者，王国也；国史者，神书也。”（转引自刘梅琴《山鹿素行》13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其实中日朝及整个东亚，自原始时代起就在人种和文化上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日本文化自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开始就有中国文化的明显烙印，别的不说，哺育日本农耕文明的水稻就是从中国传入的。日本九州自奴隶社会时代始，就有部落国家以朝贡和求封的方式向中国换取贸易权，这一帮交形式断断续续延伸到明代嘉靖年间。《山海经·海内北经》、《汉书·地理志》等史书都记载了倭国（日本）曾臣服中国的历史。《后汉书·东夷传》载：后汉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这一发现证明了我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以上资料取自南开《日本史》）。公元三世纪末，大和国在以奈良为中心的京畿地区兴起，大和国在五世纪和六世纪初，曾先后十三次向中国朝贡、求封，同时还经朝鲜半岛不断输入中国文化。隋代时日本出现了以中国佛教为基础的飞鸟文化，随唐是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高峰期，圣德太子（574—622）派学生和僧人入隋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唐、宋、元皆有大批日本留学生（或僧）到中国来学习。645年的“大化改新”开始大量搬用中国文化。改新运动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班田收授法、租庸调制，都克隆自中国。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全面而又深刻的。因此，戴季陶在《日本论》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从日本的史籍里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土番差不多。” 创作于平安时代后期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曾描写到中国文化对日本贵族的全面影响，当时贵族男女皆以能引用中国的诗文和典故为荣，以能写汉字和拥有中国的服饰器物为荣。除文字、文学艺术和生活习俗外，中国的佛教和儒学对日本文化影响既深远又广泛。但佛学到了日本就被神道附身，神佛合一，变成“真言神道”和“天台神道”，后来又衍生出许多派别。最澄和空海是九世纪初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佛法的著名僧人，他们归国后倡导的却是：“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最澄《显戒论》），空海把京都的东寺改为教王护国寺，成为真言宗的创始人，还把高雄寺改成神护国祚真言寺。最澄曾在高雄寺传教，成为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佛教本来讲的就是要跳出三界，挣脱五行，世界都不要了，还要国界干什么？而最澄和空海却死抱国家不放。可见，以佛法镇护国家是日本化佛教的荒谬特征。空海最澄所谓之国家者，即神皇和神国也。因此护国和护神是一回事，说来说去还是为了神道。虽然明治维新初期为了“神皇一致”而搞“神佛分离”，佛教受到沉重打击，但至明治22年日本立宪，佛教与基督教又恢复了信仰自由的地位，继续做神道的婢女。而对日本文化影响最为深广的儒学也逃脱不了当婢女的命运。虽然明治维新后兰学复生、西学兴盛，但儒学仍活在日本文化的骨髓里，成为维护神道的奴婢。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儒学不管是古学派，还是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在经过吉田兼俱（1435—1511）、藤原惺窝（1561年—1619年）、林罗山（1583—1657）和山鹿素行（1622—1685）之流的学者改头换面后，最后中国文化通通沦为神道的附庸。江户时代的儒学大师们搞“神儒合一”，提倡“神儒妙契”，林罗山说：“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 “王道一变至于神道，神道一变至于道，道吾所谓儒道也，非所谓外道也，外道也者佛道也。”他还说：“王道唯弘，是我天神所授道也。”可见，最后儒道成了神皇所授之道。总之，不管什么中央集权制、汉学、佛学、宋明理学，到了日本就通通成为维护神道和神国国体的工具，这就是从前日本人强调“和魂汉材”的实质。 吉田兼俱曾本末倒置地说：“吾日本生种子，震旦现枝叶，天竺开花实。故佛法乃万法之花实，儒教为万法之枝叶，神道为万法之根本。”（引自王守华、卞祟道《日本哲学史教程》13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古学派硕儒山鹿素行则更加离谱，他自称是孔子思想的嫡系传人，但他著的《中朝事实》，又一味鼓吹万世一系的神国国体和日本中心论。他妄称日本为“中朝”、“中华”。他又把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和神道的变种武士道的“舍身报主”相揉合，写了许多兵书和武士伦理著作，成为以儒家思想创立武士道伦理规范的鼻祖，被后来的军国主义者所推崇。既然神道是万法的根本，日本是神国，是天下的中心，天皇是世上的现世神，这些乌七八糟的思想与财阀们贪婪卑劣的“町人根性”一混合，自然就会滋生出“神化天下”的军国主义邪念来，而实现这一邪念的主要工具就是臭名昭著的武士道。神道崇拜发展到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服务于藩主的武士们把食禄报恩的“奴道”与神道崇拜结合，便产生了“尽忠死难”的武士道。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任何伦理规范应以尊重人的生命、尊严和人类应有的自然权利为基础，但武士道是由食禄报恩的封建奴道演化来的，儒家伦理的“忠孝仁义”只是供武士道借尸还魂的外衣。武士道的潜意识是通过报主行为来谋名利，崇仁践义是假的。因此武士道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工具，有人称其为“大和魂”，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侵略战争的精神麻醉剂。因此那位写《我是猫》的夏目漱石曾说：“东乡大将有东乡大将的大和魂，鱼贩子阿银有鱼贩子阿银的大和魂。”真是说中要害。自称是由母亲“梦日入怀”所生的丰臣秀吉（1537—1598）使武士们大发吞并天下的白日梦。丰臣秀吉曾致函朝鲜国王说：“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引自戴季陶《日本论》54页，海南出版社，1996）一旦民富财足，神道就要“神”到朝鲜和中国来了。丰臣秀吉霸志未酬身先死，“神化天下”的遗志便一路传至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之流直至上绞架的东条英机，最终酿成害人害已的大祸。 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的早期指导思想是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派的国学，提倡的是“和魂洋才”，神道为体，文明开化为用，西方的宪政思想也要屈嫁神道才能登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是“倒幕”和“王政复古”，王即神也，要王政复古就要先尊神。明治政府刚成立的1868年1月17日就设立了神祗事务科，明治天皇热衷于具有政治意义的一系列祭神活动，同时还创建了许多神社，抵制佛教，提倡神道，神佛分离，推行政教合一。其实，明治维新后期搞的君主立宪政体就是“神主立宪”，是神道、儒学和西方宪政思想的大杂烩。明治4年后，神祗官改为神祗省，接着又废神祗省，设置教部省。政教开始表面分离，神道开始向皇道蜕变。但不管怎么变，皆是旧药新瓶，被认为是“万法之根本”的神道始终隐藏在皇道崇拜、国家崇拜甚至自由信仰的表面下，它已在日本人的民族情感中更隐蔽地织淀下来，成为强化民族意识的精神本源。这就是当代日本政客老是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的缘由。战后日本的宗教法令规定神道为民间宗教，但还是屡有反神道和反“皇国史观”的理性思潮出现。比如，为高中教材编写《新日本史》的家永三郎就如实记录“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等史实，结果被文部省以“取舍不当”和“民族感情不足”而否决，家永先生和政府从六二年起打了三十五年官司只是得到个“部份胜诉”。何为民族感情不足？无非就是对神皇一体的民族情感认同不足。 文部省何以敢不顾史实妄加裁定？原因是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为共同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旧《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神道文化的暗流又开始泛滥，并得到日本政客的推波助澜。据日本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一章中揭露：其实战后日本的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了美国的帮助外，还有如下重要原因：日本发动战争的经济机器并没有被打烂，反而有所增强，其次是日本的军阀和财阀相勾结隐藏了大量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资源。其三是在美国的袒护下，不用向中国政府偿还战争赔款（日本人光在《马关条约》中就讹诈了中国人民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它的利息至今仍在中国人的身上流血）。其四是日本战后的发展时期正好赶上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战。总之，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是以被日本曾侵略的国家的灾难为基础的，战后日本发的还是战争财。 除经济原因外，神道文化和其衍生物军国主义的流毒并没因战败而消亡，麦克阿瑟所扶持的日本战后政府从吉田茂之流到后来的许多官僚政客，都是战时旧臣，思想情感里皆暗涌着神道的浊流。这一股浊流最后终使战后活跃于日本朝野的左翼力量日益消融，到2003年5月份日本参议院通过“有事三法案”止，日本终于除去了“和平宪法”的紧箍咒，彻底滑向军国主义复活的泥沼。对这一切的发生，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后的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小算盘，在处理亚洲事务时向以分化亚洲为策略。比如他们在钓鱼台问题上埋下一石三鸟的伏线，由此可以认清，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人权原则是“美国人至上”的霸权原则，缺乏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高尚襟怀。其实，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仍以“后冷战思维”推行一系列极其自私的远东政策。九十年代起，日本借海湾战争之机，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日本自卫队实现了跨出国门的梦想。接着又颁布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周边事态法》。“9·11”事件之后，日本又快速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厅修改案》。这一切法案都是美国推波助澜的结果，这是日本基于神道传统的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的征兆，日本终于在战后五十多年后再次走进世界军事大国的行列。隔岸观火的美国历届政府只在意日本能否成为它另一群“永不沉没的航母”，并不在意未来的亚洲会不会重堕军国主义所掘下的苦海，更不敦促日本为了亚洲和平应认真检讨二战罪行，也不在乎进一步复苏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和平的无限危害。正是美日两国的这一错误态度，才促使深受列强欺凌又正想借民族主义增强凝聚力的中国作出了强力的反弹。纵观战后五十余年，我们可以说，美国的远东政策是怂恿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外在动力。但它的内在动力仍是那潜伏在日本民族情感中，随着日本经济膨胀而越来越炽热的神道观念。 本来日本人偏爱日本传统文化是无可厚非的，但你狂热到祸害邻邦和世界和平就说不过去了，更不通情达理的是：日本战后不学德国好好地向受侵略国家的人民谢罪，那么你日本就有违人类的“正义”和“公理”原则了。有些日本人解释说武士道讲究以死谢罪不讲死有余辜，战犯已剖腹或上了绞架，国家谢罪就免了。这是一种无耻谰言，日本是深受宋明理学熏陶的国家，深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既然强调死无余辜那何必又要到靖国神社追悼亡灵，颂扬殉国余功呢？毫无疑问，日本不认罪的根本原因还是根深蒂固的神道传统在民族情感上作怪，他们认为天皇是神，神做的事当然是不会错的。神国的历史是神史，神史更没有错的理由。于是，侵略中韩和东南亚便成为神“解放”劣等民族的“圣战”，为神殒命的战犯们当然要配祀神社，政客要拉票当然要去参拜。于是，有损神国和天皇“光辉形象”的教科书当然要改。至于神国皇军血洗亚洲，使亚洲人民堕入阿鼻地狱的史实，只能当是人家记错了。由这种神道情感支配的民族才有可能产生“不认罪”的心态。既然神国的历史没有过错，那么，为了皇统绵绵，修宪，扩军，参加维和部队，吞并钓鱼台，染指台独，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要求加入安理会，甚至建航母，在核电站的核技术上玩一玩核弹，皆是顺利成章的事（据英国《卫报》2003年4月28日报道，英国皇家服务研究所一官员披露，日本已拥有5吨以上的钚库存，可以制作上百枚核弹，日本的HA2导弹可以看成洲际导道的原形，日本的飞机和潜艇皆有能力运载核武）。日本的军国主义原形昭然若揭。 问题是作为日本开化导师的中国人也有一套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中国人也信天命，但中国人只把天当作道德的根源，天子只是负有实现天命任务的“人”，他不是神。所以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天命的本体就是孔子的“仁”。“仁”是恻隐和良知的结合，“仁”既是天理，也是人情，因此中国人的传统是让天理、人情、国法一脉贯通。实现“仁”的基本方法是孔夫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这样，行为才能“通情达理”，结果才能“心安理得”。人情上说不过去的，什么法律和道理都免谈，这是中国大众的心态。虽然文明时代的国际关系原则应是“和平至上”，但民间的情绪政府又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与武士道的崇死精神一样，中国人的极端是孔子说的“杀身成仁”，你不“通情达理”，老子就天天惦记着你！抱有这种“仁道”信念的中国人与固守着“神道”信念的日本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不断激烈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更麻烦的是：在这种心理冲突中，又不断地撒入现实问题的火药。因此，中日之间在某一天的某一个点上擦出火花是很有可能的事。剩下的只是大家该开始理智地考虑：擦出火花以后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