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打開近現代思想史，在許多最傑出的思想家中仔細地尋覓，我們會看到一系列閃爍着天才般炫目光輝的名字：康德、馬克思、弗洛伊德、胡塞爾、柏格森、盧卡奇、維特根斯坦、雅斯貝爾斯、霍克海默、馬爾庫塞、阿多爾諾、弗洛姆、波普爾、哈耶克、斯特勞斯......──近現代的思想天空如果缺少了這些人，即使不陷入黑暗，也將黯淡許多。而不管這些人的思想造成了何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心理的後果，他們之間又是如何的相互區別甚至相互敵視，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猶太人。

猶太民族的歷史是一部恥辱與苦難的歷史。這個原本居住在西亞兩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曾在巴勒斯坦建立過統一王國。但隨着王國的分裂和相繼被滅，他們的噩夢開始了。在埃及的被奴役構成了他們遙遠而痛苦的回憶。而在中世紀的排猶浪潮中，他們甚至被基督徒描繪成畸形的人，是罪惡和下賤的化身。“排猶”成了一種“主義”，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法西斯集中營里被屠殺的600萬猶太人的血淚控訴，它才在歐洲，以及整個世界的“良心發現”中被視為垃圾。隨着1948年以色列的建國，猶太人終於再次擁了自己的國家。而在今天，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敢於忽視猶太人的存在了。

我們感到驚嘆的是，儘管猶太民族的災難是如此的罕見，他們卻向世界貢獻出了那麼多舉足輕重的思想家。他們像被風吹散的樹葉那樣散居於世界各地，然而獨特的宗教信仰、語言文字和生活習俗卻頑強地保留了下來。即使他們已經從“隔都”里走出，融入了當地社會，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猶太教里的教誨仍然或隱或現地迴響在大多數人的心中。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猶太教的經書《舊約聖經》的誡命構成了猶太人存在的一種屬性，以致即使是在流亡生涯中，他們也保持着自己精神世界的完整。信仰所產生的力量是無法低估的。猶太人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因此沒有什麼能夠征服他們，當整個世界沉淪的時候，他們必須對救贖擔起責任。這種宗教上的“救世情結”幾乎成了猶太思想家的思想的原型，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他們都在自覺不自覺地闡釋着這樣的精神譜系。

在摩西時代，猶太人的救世情結表現為對自身命運的責任。而耶酥時代則是以人類的宗教救贖為指向的。隨着他們流散於世界各地，他們成了“世界公民”，“救世”思想由此向真正具有普涉性的深度和廣度延伸。中世紀後，隨着人類理性的再次覺醒，宗教、神話故事已經終結，猶太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進入哲學思想領域，以康德為標誌，產生了震驚世界的“頭腦風暴”。

在我們今天看來，無論是社會制度，文明秩序，還是許多人的價值觀念，背後都可以看到某個思想家的思想的幽靈。即使人們對這些思想不屑一顧，但正如那位寫詩的猶太人海涅所說的，那些冥思苦想的哲人終會產生出“雷霆萬鈞的力量”──人們的思考和行動，不過是受到這些思想指令“驅動”的結果。康德真正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他的認識論和普遍主義義務倫理學構成了現代社會的許多規範和準則、依據和基礎的最終秘密。這個只有一米六的小個子猶太人，無可爭辯地成為近現代社會的“先知”。

康德的時代是歐洲啟蒙運動時代。“啟蒙”的一個結果是人類權利意識的甦醒，以及理性向自然界的開掘。資本主義由此獲得其思想支持和技術依賴，其向下滾動的車輪獲得了強大的勢能。工業革命使歐洲的面貌煥然一新，民族國家的建立漸漸地使封建制度趨於崩潰。以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斑斑血淚、本國工人農民的被剝削為基礎，資本主義的生產機器瘋狂地轟鳴。在血汗工廠里，工人以超強度的勞動和極為微薄的工資控訴着這種野蠻剝削的非人本性。

到19世紀，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罪惡仍然在刺激整個社會的神經，終於激起了馬克思的強烈抗議。這位出生在德國的大鬍子猶太人每一次嘶啞的吶喊都像是刺向資本主義機體的一把利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使腦滿腸肥的歐洲資產階級肝膽俱裂。埋葬這樣一個吃人制度的設想使馬克思主義實現了從“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躍升的長征。69年後，資本主義制度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終於在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俄國被粉碎。馬克思成為其思想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千年第一人”。

馬克思的思想針對的是“社會”，對具體的非階級屬性的個人本身並沒有多大興趣。而在歐洲，一直到19世紀末，維多利亞時代的性禁忌都在折磨着人們。人們在向自然和社會的探索上已經走得很遠，但卻很難走進自己神秘莫測的內心。儘管許多神經病和精神病的症狀已經鮮明地提出了心理和精神的問題，但人們只能加以外在現象的描述，或神秘主義的臆想。

弗洛伊德的出現根本性地改變了這一局面。這位出生在德語國家奧地利的猶太人在1900發表的《夢的解析》，就像它誕生的年份標明20世紀的開端那樣，以科學的態度和有效的分析宣告了一個探索人類心靈世界的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後，許多折磨人的精神疾病都可以用精神分析來加以分析和治療了。這是一顆敏感的心靈，通過《文明與不滿》的言說，弗洛伊德揭示了一個秘密：“文明社會”是一個人類無法擺脫的“致病情境”。它使精神分析不僅風靡整個20世紀，而且喚起了人們對猶太民族的“集體無意識”的回憶。

在這個世界上，許多理論或許可以不考慮心理真實而實現其邏輯上的自洽，但嚴格來講，在心理上不能成立的理論，在實踐上是必須打折扣的。任何社會條件的改變如果不能帶來心理和精神結構上的相應改變，那麼建基其上的“上層建築”將搖搖欲墜。這一點已經通過20世紀初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得到了充分的說明。俄國與西歐革命的不同命運給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以深深的刺激。

一種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邏輯已遭到質疑。匈牙利的猶太人盧卡奇為此寫了一本名為《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書。1955年，這本書被法國人梅勞－龐蒂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聖經》”。正是這個猶太人的離經不叛道引出了一個籠統地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整個20世紀幾乎將資本主義的五臟六腑掏個乾淨的龐大的思想家群體。在這個如烏合之眾般的思想家群里，最有名，同時批判也最為徹底的是一個叫“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術團體──他們中絕大多數是猶太人。

1923年2月3日，由一個叫做弗里克斯.韋爾的德國猶太人出資，最初由同是猶太人的霍克海默、波洛克等組織的學術研究機構“社會研究所”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成立。其後，同是猶太人的馬爾庫塞、弗洛姆、阿多爾諾、本雅明等紛紛加入，法蘭克福學派，這個在整個20世紀影響極大的左翼學派由此誕生。這些出生於中產或資產階級家庭的富人子弟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奴役，發出了他們對墮落人心和病態社會進行“救贖”的最強音。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論》和馬爾庫塞的《哲學與批判理論》的發表使“批判理論”成為他們的理論的別名。這些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協作研究，其全部指向都在於資本主義社會控制術的隱秘的暴政。幾十年的批判吶喊，使這些思想家的經典著作成為破譯“現代文明”秘密的“解碼器”。20世紀60年代西方爆發青年造反運動，而思想家已經老去。70年代末，馬爾庫塞接受英國BBC記者的採訪，再一次透露了“批判理論”背後的“救世情結”的玄機。如果歷史與未來具有同構的邏輯，那麼，它將烙下這一代猶太人的集體記憶。

如果說左翼的猶太人曾讓資產階級心驚膽戰，那麼，與之相抗衡的，從來也不缺乏猶太人。這些分屬於左右陣營的猶太人對世界的影響是如此之深，他們之間思想對抗背後的制度對抗的特徵是如此的明顯，以致讓我們不得不想到，在這個世界上，這些較量背後實際上就是猶太人之間的頭腦，以及指向不同方向的“救世情結”的較量。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罪惡激起了左翼猶太人的批判，那麼當欺世盜名的“社會主義”以極權主義的形式出現時，哈耶克、波普爾等猶太人照樣毫不客氣。

無論是波普爾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還是哈耶克對集體主義、計劃經濟的否證，在其理論上都以標榜避免人類“通往奴役之路”為旨歸。而這些，近乎是像馬克思那樣的“救世情結”的另一套邏輯的演繹。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對象層面上面對不同的問題使他們的批判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追求自洽的思想卻不可能不涉及整體，從而都在合理性中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這種“相互否證”的錯覺是猶太人給我們所設的一個思維陷阱。“單向度的人”只能掉進這樣的陷阱──真正領會猶太人這種思想的魅力，只屬於獨立思考的人們。

時代精神總是在歷史中不斷地旋轉，同時也在思想家的思維結構中不停地變換。當20世紀前半葉世界向左轉時，人們沒有想到，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已經開始了向右的偏離。東歐解體、蘇聯劇變，世界終於加快了向右劇轉的步伐。激進已經遭到唾棄，人們選擇了保守。一個此前一直沉默、並被美國學界所不屑的猶太人終於成了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斯特勞斯。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背後，就是這位猶太人向古希臘的政治哲學的回歸。這位猶太人的“救世情結”與左派和自由派都有很大不同，那就是認為“現代性”是禍根，他要將人們從政治哲學上拉回到那已經逝去的、異常遙遠的年代。“現代派”的猶太人不管是左是右，看起來都像是一丘之貉了。

至今我們仍然不知道，這位猶太人的思想還要造成多大的影響，而這些影響背後的一切，又會將這個世界帶向何方。猶太人，至今他們仍然以其在世界上的各個領域所占據的地位而讓世界震驚。但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民族的通過流播已經成為世界的。不管猶太人的“救世情結”又將以怎樣的思想出現，在這點上我們的等待才剛剛開始，但從思想本身來說，我們已經無需等待。

(關天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