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他被清華大學特聘為教授兼博士生導師，在這個令人艷羨的位置上，他卻始終不能適應當前“學術行政化”的教育體制，他不想被不知不覺地異化，於是選擇離開

3月是萬物復甦的季節。但對畫家陳丹青來說，這是煩不勝煩的季節。

過去5年，每到這個季節，陳丹青和清華大學許多教授一樣，面對着一疊厚厚的碩士生博士生報考表格，上面填寫着考生的姓名、年齡、民族、政治面貌、學歷。其中最要緊的，當然是各科“分數”：政治、外語、專業……

“人的才氣，性情，素質，統統變成了表格數字，”陳丹青說，“從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樣一個人！”

不過，今年3月，陳丹青不用再為此煩心了。去年年底，他向院方與校方正式遞交了辭職報告。他坦承：“我之請辭，非關待遇問題，亦非人事相處的困擾，而是至今不能認同現行人文藝術教育體制……我深知，這一決定出於對體制的不適應，及不願適應。”

陳丹青，52歲，1980年以《西藏組畫》而名聲大噪，日後與羅中立的《父親》並稱為中國當代美術史的里程碑。2000年，他作為“百名人才引進計劃”中的一員，成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導師。

5 年來，陳丹青始終不能容忍考試表格中的分數順序：政治，外語，然後才是專業。他直指這種順序是“荒謬”的。但這“荒謬”很快顯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領教了中國式的考試：24名考生中，5名入圍，外語全部不過關；考慮到這是陳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將5名落榜考生轉為“博士課程訪問學者”。次年，5位訪問學者完成論文選題，為轉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語，再度失利：第一爐“博士生”教學就這樣“作廢”了。

碩士生報考也是同樣的規定。有位投考陳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繪畫成績位居第一，但因外語、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與千萬藝術考生一樣，她在京租房，啃外語、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過關了，外語依然不及格———由於政治、外語關卡，陳丹青長達4年招不進一名碩士生。而且他很快明白，這種“汰優制度”，20多年來全國藝術院校千萬名老師早已司空見慣了。

他鄭重用毛筆為類似的考生寫過多次“申訴”，均“沒有任何商量，被拒絕了”。那位女考生也曾去清華研究生院請求，答覆是：跟你情況類似的有好多，錄取你一個，其他人怎麼辦？

所以陳丹青私下對考生只關照一句話：“好好準備政治和外語，其他都是胡扯！”而在公開場合，他憤然宣稱：“對任何一位想當藝術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試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謬與侮辱。”

27 年前，陳丹青遠比今日千萬名青年學子“幸運”：當他投考“文革”後中央美院第一屆油畫研究生時，當時的教育方針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實貫徹“擇優錄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陳丹青以外語零分、專業高分被錄取。他在外語考卷上寫下“我是知青，沒有上過學，不懂外語。”隨即交卷，離開考場。

由於當時全國藝術類專業畢業生不頒發學位證書，所以，博導陳丹青至今沒有學位，只有小學畢業證和研究生畢業證。

對於藝術學院開設“美術學博士生學位”，陳丹青問：什麼是美術學博士生？什麼是考量並檢測藝術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標準？由誰界分藝術與史論博士生的異同？最後，誰有資格當美術學博士生導師？這些問題，身為“博導”的他，始終沒能找到答案。

有一點他倒是很清楚：外語不及格，畢業論文不滿8萬字，斷然拿不到博士學位。他注意到：當下學院的種種學位只是謀飯碗的手段。對此他表示非常理解，因為他理解中國的現實。而當網友問他：“你想帶怎樣的博士生？”他答道：“我想帶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在美國待了18年，陳丹青回來一看：“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思想、教學評估，是藝術學院的頭等大事：沒完沒了的表格、會議、研討、論文，加上滿坑滿谷的教材———藝術學院從未像今天這樣臃腫龐大，像今天這樣充斥辦學的教條。”

在他每年重複填寫的表格中，陳丹青從來都拒絕填寫“科研項目”，並在文章中公開咒罵：“‘科研’，一個外行詞語，竟公然霸占着藝術學院的教學表格。這是對藝術的輕蔑，深刻的輕蔑！”2002年，學院發給教師每人一張“學術體系評價報告”調查問詢表，陳丹青為此寫了一份《個人意見書》。他寫道：

“只要出現‘量化’、‘管理’、‘科學’、‘科研’等等辭令，我就不會填寫類似的表格，這類辭令與人文藝術及其相關教育無涉，在這些辭令構成的話語文本中，我們無法辨認人文藝術的規律與本質，因此，我不要進入這一‘話語圈套’。”

陳丹青不記得自己在中央美院學畫的兩年間校方講過什麼科研與教學。只記得上課頭天，學生們圍着靳尚宜先生團團坐好，聽先生說：“文革”過去了，大家靜下心來，不搞運動，不搞教條，好好搞學術。什麼是學術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說道：“你們看，手！皮下面是肉，肉裡面是筋，筋裡面是脈絡，是骨頭。你畫這隻手，就要畫出皮、肉、筋、脈、骨！”

“藝術教學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體而微、隨時隨地在每位學生、每個階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尋求當下的溝通、指涉、領悟，師生‘雙方’應以無休止的追問精神，探討畫布上、觀念上、感覺上，直至心理上的種種問題。這樣的教學難以體現在教案文本上，難以在工作總結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寫的所有表格中，完全無法體現我的教學思想與教學後果。”基於30多年的藝術實踐和長期在域外的遊學經歷，陳丹青在辭職報告的附件《述職與感想》中這樣寫道。

所以，他從未按照學校指定的方式陳述自己的教學“成績”，因為“那是對體制的確認，而不是對學術道德及其規律的確認。”他指出，今日教育體制的深層結構，即“學術行政化”，它所體現的“根本不是學術”，因為“學院教育不是對學生、對藝術負責，而是向上負責。”

但陳丹青並未在批評體制時將自己摘出。他說：“我也是體制。我們都拿着國家的俸祿，我們的學院、畫院、美術館、美協、研究院，全是國家的，官辦的。”20多年來藝術家身份地位的種種變化在他看來只有一項：“過去，官方對我們意味着他者，今天，我們就是官方。”這種矛盾的處境促使他到處“胡說八道”，批評體制。他多次向院校領導當面指出：“以‘兩課’分數作為首要取捨標準，學術尊嚴蕩然無存，人文藝術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備起碼的前提。”

他警告說，人文藝術教育表面繁榮———擴招、創收、增加學科、重視論文等等———實則退步，學生“有知識沒文化”、“有技能沒常識”、“有專業沒思想”。他認為 “在人文藝術學科，沒有人能夠誇耀並保證在學院中培養出真正的藝術家，但學院教育應該，也能夠達到這樣一種起碼的要求，即確立一位藝術學生葆蓄終生的品格，這品格，就是清華大學前國學研究院大師陳寅恪寫在70年前的名句：‘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從沒有一位領導對他的 “叫囂”予以制止和批評。個別領導還會鼓勵他把想法講出來。而他的同事對他“非常善意”，年輕教師更是私下裡認同他的表達。不過，每當他在會議上發言完畢，周圍便一片沉默，或者，話題隨即切換。陳丹青痛定之後無奈地承認：“這就是體制的厲害。”

事實上，陳丹青生命中大部分時間都遊蕩在體制之外。

他曾在贛南和蘇北當了8年知青；在鄉辦企業畫過幾百個骨灰盒。偶爾被當作“御用”人才借調到縣上作畫，畫那些宣傳教條的作品，繪畫材料費統統報銷。他早年的主題性創作《給毛主席寫信》，表現一群知青決意“紮根”農村的心意，而他內心卻和成千上萬知青一樣，盼望回城。“你不說假話，你連畫畫的資格都沒有，你畫着虛假的主題，你的處境卻是真實的。”他解釋道，“中國人的言行向來難分真假，‘文革’一代的言行則無所謂真，也無所謂假。”

他坦率承認： “我們誰都是體制的合作者，當年一心想要進入體制。”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後，他終於成為準官方畫家。但是畢業後留校任教才一年，他便移居紐約，一去 18年，成為“資深盲流畫家”。“知青、盲流、個體，其實是一回事，就是在體制外自己養活自己，自己擔當自己的選擇。”陳丹青說。這一長期經歷“重新塑造”了他。他今天的選擇，就是做回他做慣的個體畫家。

回國時他曾經相信，在體制外受得了，在體制內也該受得了。5年後的今天，他說：“我發現我受不了。要做我自己，只有離開體制。”

脫離體制，陳丹青並沒猶豫，倒是就此事接受記者訪問，頗令他躊躇了好幾個月。他一再強調：這只是個人的決定，出於自己的性格。為此在社會上渲染他“退出遊戲”的決定，會使他在體制內的同行面前感到“難為情”，甚至愧疚。他說：“體制內很多人認真教書，正派做人。在妥協和不妥協之間，他們很難，很辛苦，我理解他們，尊敬他們。”或許因為來自那個無所謂真假的年代，又經歷過另一種制度與生活的歷練，陳丹青才發出這樣的感慨。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陳丹青說，“我知道，這樣做是一種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