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關於兩件事談話”真偽考

 【公孫明按：毛主席閒談中的確說過自己一生中辦過兩件事：打到蔣介石建立人民共和國跟發動文化大革命。於此兩件事，毛主席是正面地看待自己的。

但一生倒毛的周恩來手下大將葉劍英1977年3月22日正式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引用的毛主席關於自己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談話（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對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吳德、王海蓉同志的談話（傳抄）），則包藏禍心，是在毛主席說過的這兩件事的基礎上造假，移花接木，以假亂真，目的是：一以正當化76年十月的那場所謂“粉碎四人幫“的非法政變，二是以此來醜化毛主席。

葉劍英的談話的內容是夥同後來為了保存自己而叛變的王海容及唐聞生共同編造的。下邊項觀奇這篇““毛主席關於兩件事談話”真偽考”，採用了第一手資料，有比較可信和說服力的描述，是不可多得之作】

項觀奇 

         到底有沒有最早由葉劍英1977年3月22日正式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引用的毛主席關於自己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談話，不是一件小事。道理再簡單不過，這至少一是涉及毛主席對自己一生的評價，二是由此還涉及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問題，這都是一件大事。我們有責任，趁現在還具備一定的條件，把這個問題儘快搞清楚。

        本來，這不應該是一個問題。因為很久以來，這個所謂的“談話”所涉及的聽者都還健在，如果黨中央關心此事，派人向他們做一個調查，是很容易搞清楚的。但是，中央領導始終沒有這樣做，特別是那幾位懂得應該怎樣做的秀才們也沒有這樣做。這讓人不可思議，這至少反映了他們對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思想的態度。

    當年為一個到底是“照過去方針辦”，還是“按既定方針辦”，就可以列為“篡改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罪行”。現在，涉及這樣重要的毛主席的“談話”，竟然不去落實清楚，留給我們一個不算小的難題，這究竟為什麼，值得人們深思。

        我是一直很關心這件事的，一直在為核實有無此談話作努力。最近，毛遠新同志在電話中很有說服力地回答了我就此事向他所做的諮詢，打開了我的思路，我再次對此問題進行研究考證，重新回顧了以往大家對此問題所做的有益探索，終於使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看法。

        簡單說就是，毛主席認為自己一生主要做了兩件事的想法是有的，並且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給身邊的不同同志講過。但是，1977年3月22日葉劍英所正式傳出、而且在1976年已經流傳過的所謂的毛主席關於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的那個特定“談話”是編造的。

        我過去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有局限，主要就是沒有將這二者區分開來。

 

                                                                         一

 

 

        毛主席有一生主要做了兩件事的想法是不難理解的，也是講得通的，證據也是可靠的。

        最可靠的證據是《毛澤東傳（1949—1976）》所引用的吳旭君、張玉鳳的回憶談話。

    書中是這樣記載的：

        “他（指毛主席）始終堅持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是反修防修、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所必需，關繫着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作的兩件大事之一。

    這個看法，他說過多次。

    他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到：

        ‘見過尼克松後，有一天他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我說：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怎麼只有兩件？他說：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訪問吳旭君談話紀錄，2002年1月18日。）

    他的機要秘書張玉鳳也回憶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澤東當時在中南海的住處。﹍﹍引者注）開政治局會議。他說一生做了兩件事。我在場。’”

    根據《毛澤東傳（1949—1976）》的後記所寫，《毛澤東傳（1949—1976）》的這一部份的主編和通稿人是金沖及教授。金沖及教授是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讀書時的中國近代史課程的授業老師。畢業後的幾十年間，不斷受教於金沖及老師。我為此事，在2013年2月3日，專門諮詢過金沖及老師，並立即做了紀錄。紀錄如下：

        今天給金沖及老師拜年，除向老師問候，談點家常外，也向老師匯報了最近關於毛主席是否有“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談話”的討論。我告訴老師，討論是李海文的文章引起的，也告訴老師，我把我在1976年得到的這個談話的傳抄稿放在了網上，也向老師說明，我這個版本和葉劍英的版本有個別字句的區別。等等。

        老師告我，他和李海文很熟。對於此事，老師的意見，有這樣幾點；1、老師認為毛主席的這個想法、講法肯定會有。老師並兩次強調這一點。2、老師強調他是親耳分別聽吳旭君、張玉鳳講過毛主席有這個想法、講法的。而且，這兩個人是分別聽毛主席講的。只是準確的時間，哪個月，哪一天，記不清楚了。3、老師認為，這兩個人是毛主席身邊的近人，正因為這樣，毛主席才有可能對他們講這樣的話，而且可靠。4、老師認為雖說吳、張沒有紀錄，但是，是可靠的。不能說沒有紀錄就都是不可靠的。例如，毛主席76年的重要指示，毛遠新有紀錄；和鄧小平接見外賓後的談話有紀錄，這些都是很可靠的。毛主席和身邊近人的談話，自然一般不會紀錄，但是，不能說就不可靠。這要具體分析。就這個“兩件事”的談話而言，是可靠的。老師最後再次表示，我一點也不懷疑主席有這個想法、講法，我相信是真的。

        項觀奇  2013年2月3日13時37分 。  電話後立即整理。

        《毛澤東傳（1949—1976）》有關主席晚年這一部分是金沖及老師主編的。“兩件事”的說法在這一部分之中。金老師說他絲毫也不懷疑毛主席有“一生辦了兩件事”這個說法，是認真的、嚴肅的、有道理的。吳、張二位同志是忠誠的共產黨人，對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他們不會隨意編造主席的講話，其回憶完全可信。特別是吳旭君的回憶，有和毛主席的對話，自然也印象深刻，向主席提的問題，更是合情合理，因而更具可信性。

        還有一點，現在看來也很重要，就是談話的時間。二人不約而同地都回憶在1972年或1973年，而不是1976年，這一點也很重要。聯繫當時內政外交的諸多政治背景，都涉及對主席的評價，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這不能不引發毛主席對自己一生評價的思考，提出“做了兩件事”的思想， 是很自然的，是有針對性的，是有感而發的。

        主席不止一次對自己的一生所從事的革命事業有所評價，對身邊的警衛員也說過有寫一本自傳的願望，現在對吳、張有“兩件事”的說法，亦很自然。

    《毛澤東傳（1949—1976）》的另一位主編，也是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逄先知同志，也有類似的看法。我曾於2015年5月23日中國時間16點（德國時間10點，夏時制）從德國打電話給逄先知同志詢問此事，並立即對電話內容作了紀錄。紀錄如下：

        “電話中，我向逄先知同志詢問關於毛主席是否有我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談話。逄先知同志立即回答說，毛主席肯定有這個思想，有這個說法。他說，我們訪問過汪東興、吳旭君、張玉鳳等同志，他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都說聽毛主席說過他一生辦了兩件事這個話。原話不好回憶，但是這個意思是明確的。”

         此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李海文研究員在2013年出版的《中共黨史拐點中的人物與事件》一書中也曾提到：“據汪東興回憶說，毛澤東多次向他講過這個話，不知確否，尚待進一步求證、研究。”

        這些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異口同聲都說毛主席有兩件事的說法，我想，只能做一種解釋，毛主席是有這個想法、說法的，而且是一個成熟的想法、說法。

        考證有沒有兩件事的想法、說法，還要看這個說法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思想。這可能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對毛澤東主義究竟應該怎樣認識。

        我個人認為，這個“兩件事”的說法是符合主席的想法的。前一件事，無疑是指新民主主義革命，後一件事，無疑是指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繼續革命。毛主席一生主要就是領導了這兩個歷史階段的革命，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

        毛主席說話，從來不講套話、官話，通俗易懂，生動活潑，但又寓意深刻，高屋見瓴。“兩件事”的說法正是這樣的話語。

    這裡值得研究的是，毛主席為什麼特別提出文化大革命，以文化大革命作為自己所做的第二件事呢，毛主席不是在建國後還有許多創造嗎？這樣說，真的會是毛主席的想法嗎？

    在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50周年、也是這次革命失敗40周年的今天，正確回答這個問題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毛澤東傳（1949—1976）》說毛主席“始終堅持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是反修防修、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所必需，關繫着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作的兩件大事之一”。是的。毛主席自己是在1968年10月說過，“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而且，也是在1968年3月，還說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但是，毛主席是不是僅僅從這個中國發生的具體問題的角度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所作的兩件事中的一件呢？我覺得還值得研究。

    我個人認為，毛主席的這一說法還有更深刻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這涉及毛主席的第二個理論貢獻，涉及毛澤東主義的第二個內容，具體說就是涉及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論。

        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歷史實際，向共產黨人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家，有可能會出修正主義，共產黨有可能會變成修正主義黨，社會主義有可能會變成修正主義路線主導下的官僚專制壟斷特權資本主義社會。從國際上看，蘇東在走資派主導下，已經變修；從國內看，在黨內也出現了走資派，也發生了馬克思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中國也面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無疑，這些，自然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據，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在更深刻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上就不能僅僅局限於此看問題。

        這實際是對全世界的共產黨人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後，是要改造所有制，建立公有制，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這裡有一個前提，有一個首要的政治問題，就是這一切必須是社會主義的，而不能發生資本主義復辟。這是當今這個歷史時代在全世界範圍里必然存在的無法迴避的歷史課題。不僅是中國的，不僅是蘇東的，是全世界的，而且是尖銳的、嚴峻的。

        這個歷史課題需要給予馬克思主義的回答。

        毛主席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了這一點。這從他老人家1965年前後對黨內領導人、兄弟黨領導人反覆談論這個問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親自發動領導文化大革命，也是想通過“這次認真的演習”，回答這個問題。

        在文化大革命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理論上的總結，完整提出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論，更是想從理論上科學回答這個問題。

        毛主席基本完成了這一偉大的歷史任務。可以說，新民主主義論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論（或稱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是毛主席一生的兩大偉大貢獻。這兩個偉大貢獻，反映了時代的需要，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____毛澤東主義的階段。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認識問題，說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一生所作的第二件事，是準確的，既是符合實際的，也是符合主席的想法的。

        我曾在《我保存的毛主席關於“一生做了兩件事”談話的傳抄稿》一文中，表達過我的這個意見。

    “這不是一件小事。毛主席自己對自己的評價，不是一般的重要。更況，一旦涉及到，到底什麼是毛澤東思想（主義），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理論（包括文革演習）到底該怎麼看，毛主席是一個貢獻，還是兩個貢獻，這個問題，就更嚴肅、更大了。自毛主席去世後，我們和鄧小平修正主義鬥了這幾十年，中心問題，焦點問題，要害問題，就是這個問題，就是這第二件事。

        從吳旭君、張玉鳳同志的回憶看，毛主席是非常重視文革____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的演習____在他一生中的地位的。這是有道理的。毛主席身後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毛主席對他總結、發現的這個理論有一種迫切感、使命感、責任感。面對1966年、1967年全國掀起的波瀾狀闊的全面的階級鬥爭，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要總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就是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理論。

        毛主席在當時不止一次對中央文革的筆桿子們說，要寫論述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的理論文章，甚至說，“我寫了民主主義論，你們要寫文化大革命論”，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論，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論。

        我作為一個認真的文革的經歷者，在當時就對主席的這個想法，有強烈的認同感，並跟着主席的思想走，直到1975年寫出《資產階級法權和走資派論綱》。我們應該看到，主席不無道理地甚至把他做的第二件事看得比第一件事還重要。因為這是全新的具有全世界意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創造。毛主席雖然自己沒有寫大塊文章，但是，思想都是他出的，他一直走在最前面。從1967年叫中央文革寫文章，到1975年公布“理論指示”，到1976年以中央文件名義下達“重要指示”，都是圍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主題進行的理論探討。只要了解這個歷史過程，了解主席思想的這個發展過程，有那個談話，是很自然的。

        就算沒有這個談話，吳旭君、張玉鳳同志的回憶，也假不了。我的老師金沖及同志是一位嚴肅的歷史學大家，我曾親口問過他關於此書的寫作，他說，此書的最大的價值就是留下了一批大家一般不知道的珍貴的歷史資料。老師說得對。例如，吳旭君、張玉鳳同志的回憶資料就是非常寶貴的，是主席思想的最直接的佐證。

        可以證明毛主席對文革理論重視的還有更多旁證。例如，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就證明，1967年毛主席曾對戚本禹同志說過，“我寫了新民主主義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論要你們寫了”。為了證實確有此事，我於2010年6月10日打電話給戚本禹同志，核實此事，戚本禹同志的原話是：“毛主席當然有這個話了。而且不只一次對我們說， 你們要寫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文化大革命論，繼續革命論，是不只一次說過的”。為了再次落實此事，2010年11月8日我又去上海拜會了戚本禹同志，並帶夏成德同志陪同作證。戚本禹同志再次證實了毛主席確有這個說法，是不止一次說過的。   

    近日，我在《紅旗網》上又看到張春橋同志1967年3月4日（據我核對可能是2月24日，上網可查到。）在上海的講話，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我已核對，是的），這是一次電視轉播的講話。我親耳聽過。據《紅旗網》提供的片段，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最近，毛主席又要中央文革小組考慮一下，寫一篇文章，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這就和吳法憲、戚本禹同志的回憶統一起來了，而且是當時的文字紀錄，絕對可靠。

        可見，毛主席對文革、文革理論的重視是一貫的。毛主席很明白文革演習、特別是文革原則的理論意義和價值。因此，有所謂“兩件事”的說法，就是很自然的，完全是主席的思想。”

        我現在依然堅持這個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心和主席是相通的。

        二

 

 

        既然毛主席有一生做了兩件事的思想，那麼，葉劍英公布的那個“毛主席關於兩件事的談話”是不是就是真的呢？

        不。不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如果研究不夠，人們很容易被誤導，誤以為是真的。我就曾陷在這種局限之中。

        現在看來，這份所謂的“談話”是假的，是蓄意編造的。

        最有力的證據是毛遠新同志2015年9月15日在電話中給我所做的解釋。

        事情是這樣的：

        2015年9月12日，我將我1976年6、7月份得到、然後抄寫在我的筆記本上的這份所謂的“談話”的影印件，在上海轉交給了遠新同志。並附上一份短信。

        “遠新同志：你好！這是我在1976年抄在筆記本上的材料。這個談話，有沒有，有爭論。我最近電話詢問逄先知同志，他說汪東興說有。而華對另外一個人（記不起名子）說沒有。就是這位同志寫文章質疑此談話。我問我的老師金沖及同志（他和逄是毛澤東傳記主編），金老師說，這個想法肯定有，因為毛傳裡面引了張玉鳳和吳旭君同志的回憶，而且是金老師親自在不同的時間分別採訪的。這個談話是葉劍英首先在中央會議上正式講的。一般如他說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我想，這段時間，你在主席身旁。你應該知道有沒有。方便的話，請核對一下。這畢竟是大事。祝你們中秋快樂。一定保重。健康。觀奇2015。9。12上海。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接見。三十九年過去了，我始終沒有忘記主席的教導和希望。觀奇又及。”

        我所附“談話”稿是這樣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對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吳德、王海蓉同志的談話（傳抄）

        人過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總是要想後事。中國有句話叫做‘蓋棺定論’，我是未蓋棺，也快了，可以定論吧。

        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一件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一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請回老家去了，進了北京，總算進了北京城，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件事，持疑義的不多，雖有那麼幾個人在耳邊嘰嘰咕咕，無非是讓我早把那個海島子收回來罷了。另一件事，你們也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對這件事，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不少。這兩件事都未做定。這份遺產交給下一代，怎麼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來要在動亂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風。你們怎麼辦，下一代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遠新同志收到後，於2015年9月15日晚打電話給我，回答了我提出的問題。我當即做了紀錄。

        “毛遠新來電紀錄

        9月15日晚23點22分，李實同志（遠新自稱）來電話。

        對我9月信中詢問到底有沒有所謂毛主席關於自己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談話，毛遠新同志給予了極為有說服力的可靠的答覆。

        毛遠新同志明確地不止一遍地說，我從來沒有聽到主席這樣說過。

        毛遠新同志對我信中所附的傳抄稿，提出了他的看法。毛遠新同志說，主席從來不說“我”做了什麼，而是說黨做了什麼。就毛遠新同志聽到的，一個是說過，我們黨替國民黨領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再一個是說過，我們黨領導了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探索。遠新同志解釋說，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只是民主革命任務中的一個部份。同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探索，從合作化，到社會主義改造，也是一步步做的，從經濟領域的改造，到上層建築領域的改造，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步驟，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對於傳抄稿中寫的是一月，但是，有華國鋒在，這不對，那時，他還沒在這個位置上。有王海容在，也不對，因為這時主席已經請他們（和唐聞生）走了，把我叫了來。如果是6月，也不可能，因為這時主席說話已經很不清晰。像這樣的談話，例如“古來稀”等用語，是不可能聽清楚的，必須有手寫稿。但這不是手寫稿。

        因此，毛遠新同志最後強調，他沒有聽主席說過，如果說有，一定要有手稿。不然不能以此為據。

        遠新同志多次問我懂了他講的意思了嗎？我表示明白了。談話至11點48分結束。我立即打下這個談話。留作檔案。2016年9月16日0點30分”

        毛遠新同志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證詞，也很有說服力。

        為了核實“談話”，我還尋訪過其它一些同志。

        例如：    

        王洪文的秘書蕭木同志還健在。我於2015年9月，在上海，訪問了蕭木同志。我詢問他當年有沒有聽王洪文說過這個“談話”，蕭木同志肯定地說，沒有聽王洪文說過。當然，蕭木同志也說，這不能簡單等同王洪文沒有聽過這個“談話”，因為王洪文並不是每次見到主席後都會把談話內容告訴他。

        我也曾於2015年9月，在上海，當面問過我的老師朱永嘉同志，是否在當時聽說過主席有這個“談話”。他明確說沒有，是後來很晚才聽說的。以當時他的重要地位和與北京高層的密切關係，這也可供參考。

        主要根據毛遠新同志的說明，結合我們已有的其它資料，我看，關於有沒有1976年的所謂“兩件事的談話”的問題，有幾點是清楚的。

        1、不管是說“談話”發生在1月或6月，王海容都不可能參加。因為這時，這位已經“跳船的小耗子”已不可能接近主席（2016年2月7日，毛遠新在電話中再次強調這一點），這樣重要的談話更不會特意請她參加。正像有的同志說的，寫上王海容參加，是一處造假的硬傷。

        2、說1月13日有華國鋒參加，而且排在第一位，不符合歷史事實，當時華還沒在這個位置上。說6月，毛主席身邊的多位同志，如毛遠新、張玉鳳、逄先知等，都一致說那時主席的身體狀況決定了已經沒有講這樣一大段話的可能。因此，華國鋒對李海文同志針對電視劇引用這個所謂“談話”特別認真地說，沒有聽主席說過這樣的話，而且說這樣引用“是錯的”，華國鋒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

        3、據郭建波《畫龍點睛的自我總結：對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考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一文，說華國鋒和毛遠新都曾給中央寫過材料，說明沒有這個談話。文章是這樣引述的：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李慎明寫了《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於永不變質思想探尋》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李慎明引用了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

　　這篇文章後來出了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出版發行後，看到這本小冊子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新城於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給李慎明發來這樣一個郵件： ‘慎明同志：我拜讀了你寫的《憂患百姓憂患黨》。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17頁上講，毛澤東說他一輩子幹了兩件事。這個材料，我們在統《國史稿》（即《中 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筆者注)時也遇到過。當代所的同志說，這個材料還不能落實。華國鋒給中央寫的材料，說他沒有聽毛主席說過；毛遠新給中央寫材料，也說毛主席沒有說過這段話。我們最後把這段話刪去了。’

　　李慎明在收到周新城的郵件後，非常重視，為了落實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相關問題，於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又請教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逄先知說：‘早在197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澤東主席已經失去正常的口頭表達能力，與人必要的交流往往是張玉鳳同志根據他 的口型或他用紙筆與人進行交流。1976年6月13日，已經沒有可能與人有這麼長的口頭談話了。’”

        這說明，華國鋒和毛遠新早就否定了這個“談話”的存在，並且是有據可查的，現在還可以進一步核實。

        4、如果有這個“談話”，這是毛主席很重要的意見，形同政治遺囑。但是，當時既沒有傳達，更沒有公布。而且，直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找到任何文字依據。特別是，以中共中央4號文件名義下發的毛主席這一時期的《重要指示》，並沒有包括這個“談話”。如果真有這樣的“談話”，這是不可思議的，是很不正常的。這只能證明一個可能，就是不存在這個“談話”。

        5、最重要的一條自然是毛遠新同志對這個“談話”存在的否定意見。毛遠新同志強調，他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那段時間裡，從來沒有聽到過毛主席有這個談話。遠新同志是從1975年10月開始到主席身邊工作的，一直到主席去世。這就是說，如果有這個談話，不管是發生在1月，還是6月，毛遠新那時正在主席身邊，而且擔負着重要的傳達主席指示的任務，發生這樣重要的談話，毛遠新一是不可能不在場，二是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毛遠新證實在他在主席身邊的這段時間裡，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主席沒有作這樣的談話。

        有了這些證偽的材料，特別是有了毛遠新否定談話存在的意見，我們還可以從這個“談話”是否符合主席這一時期的其它講話，特別是是否符合1976年中央4號文件正式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進一步揭示這個“談話”的造假漏洞，正像有的同志已經做過的那樣。

        1976年，正是毛主席以無人可比的革命勇氣和革命決心，臨終前親自發動和領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時期。從毛主席親自批示“同意”的中央4號文件所公布的毛主席在這段時間所作的“重要指示”看，毛主席對文化大革的看法和所謂的“談話”中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毛主席並沒有任何消極的悲觀的觀點，而是進一步提出了許多著名的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重要理論觀點，並且，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毫不含糊地堅持用馬列毛主義觀點，批判鄧小平修正主義觀點，堅持“一萬年以後也要革命”的“鬥爭哲學”，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胡喬木、胡繩他們所謂的“失去了信心”和悲觀。這些思想觀點、思想傾向，和“談話”在涉及文革評論問題上使用的話語，完全不一樣。造假者可以從語言形式上造，但是，限於他們的立場、思路、水平，精神實質是無法造出來的。

        談到語言形式，順便說一句，要正確解釋主席晚年的精神狀態，特別是涉及主席讀的那些大字本的古詩詞，例如枯樹賦等，還是要結合1976年的《重要指示》去解讀。雖說主席有“當今惜無孫仲謀”的遺憾，但是與其說主席悲觀，不如說主席還是決心要最後一搏。批鄧就是最後一搏，就是“三打祝家莊”。這是我的淺見。

        另外，我還想再次提及，這個所謂的“談話”流傳出來的時間也是值得注意的。我是在當時得到了這個傳抄稿的，是油印的，我又抄在了我的筆記本上，我已將筆記本上的抄寫稿的照相版發在了網上，《紅色中國》網曾經刊登。油印件當時被一位中學生借去，沒有歸還我。經過許多同志的幫助回憶，我的這個傳抄稿大約是在1976年6、7月間得到的（參見我的《〈我保存的毛主席關於“一生做了兩件事”談話的傳抄稿〉一文的補註》。這個流傳的時間值得注意。這正是“四五事件”後謠言四起的時候，隨後，中央也曾下令追查政治謠言。這個背景很重要，它告訴我們，炮製“談話”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動作。“談話”為什麼會有多種版本，也值得研究。記得《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是在1966年8月25日左右傳遍全國的，沒有不同版本，記得只是多了一個字，就是多了個“第”字，“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其它內容和後來正式發表的沒有任何不同。那時，大家把主席的指示看得很神聖，不會抄錯。談話有多種版本，何故？是出自一人之手還是多人之手？弄清這些問題，對於理解“談話”中使用的一些話語會有所幫助。

        日後可能還會發現更多的過硬的材料證明這個1976年的所謂兩件事的“談話”是假的。但是，僅從我們現在已知的材料看，這個問題已經可以下結論了。“談話”是假的，造假者很可能是為了在歪曲毛主席思想、形象的基礎上，為他們要搞“血雨腥風”作輿論準備。這也許正是隨後發動政變的那位葉帥從1976年8月15日就熱心傳播這個“談話”的原因所在。聯繫到1935年那份至今依然查不清其存在的 “密電”，以及那位膽大包天、胡作非為的公主，他們會幹什麼，不是可以發人深省嗎？

如果說，“談話”是編造的，那麼，人們自然要問，其中所表述的一生做了兩件事的思想是不是主席的思想？如果是，那又怎麼能說“談話”是編造的呢？

        事情的複雜和奧秘也許就在這裡。

        為了搞清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沒有1976年的這個談話，不等於簡單否定主席有一生做了兩件事的思想。從正面說就是，主席是有一生做了兩件事的想法，但是，沒有現在流傳的1976年的這個“談話”。這是可以講得通的。

        人們會問，主席關於“一生做了兩件事”的想法、說法，並沒有公布，一份造假的“談話”，何以能準確地造出主席真有的“兩件事”的想法、說法呢？而且，其說法，和吳旭君、張玉鳳的回憶竟然不約而同。

        只有一個可能，編造“談話”的人，曾經聽到過這個說法，而且，在高層紀律嚴格的情況下，一般來說，只能是聽毛主席本人說過，而不是聽的傳播。這就是說，編造者是接觸過毛主席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接觸，是能夠和主席談上話的人。

        這樣的人，是不多的，是屈指可數的。

        是誰？我們暫且不表。我們先看看主席是在什麼時間最有可能說過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

        根據吳旭君、張玉鳳的回憶，是在會見尼克松後的那段時間，也就是1972、1973年左右。前面說了，這個時間的內外政治背景有可能促成毛主席對自己一生所作的事情有所評價。僅只全世界都在關注中美建交，美國人也好，其它外國人也好，都在評論毛主席，毛主席自己能沒有想法、說法嗎？更況林彪事件後，國內高層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右傾向再度抬頭，鬥爭異常尖銳而複雜，毛主席能不有所考慮、有個說法嗎？

        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正是在這段時間裡，毛主席否定、批評了周總理等人關於批判林彪要批判極左的意見。書中寫道：“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在住處召集小範圍的會議，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參加。毛澤東在會上說：那封信我看不對（指王若水的信），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他認為：‘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毛澤東傳（1949—1976》》對此評論說：“黨中央內部在批判極左思潮問題上的分歧，由於毛澤東的裁決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結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明顯受挫。事實再次證明：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可以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乾重要的政策；但他不會允許批評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以後幾年裡，中國政局許多重大變故，都同毛澤東這種思想狀況有密切關係”。

    是的。主席是不同意否定文革的。也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針對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毛澤東在三月二十五日（1973年）政治局會議上批駁道：怎麼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麼能發現？怎麼能打倒？”（參見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毛澤東講話的紀錄，1973年5月26日）有紀錄檔案為證，這是真正的這一時期的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毛主席的一貫的思想，和最後的1976年的《重要指示》中捍衛文化大革命，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編造的“談話”恰恰歪曲了這一點。

    《毛澤東傳（1949—1976）》還告訴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毛主席此時還搞了八大司令對調，並且在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見了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四十三（一說46人）人，花了一小時二十分鐘。”就是在這次講話中，毛主席強調部隊的同志要學文，講了“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的歷史典故，要許世友學周勃；講了“《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講了“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

    也是在此時的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外交部一些成員開會，批評了周總理等人在對美外交上的錯誤，並指示政治局開會批評周總理。事後，主席對總理說，“現在小將不好惹呢”。“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參見《毛澤東傳》1663頁）

    研究1973年左右的複雜政治背景，研究毛主席此時的戰略思想，是理解“兩件事”想法、講法的一把鎖鑰。這也可以從此時毛主席的講話中，找到那個所謂的1976年的“談話”的造假的材料來源。

    例如，和“談話”同時流傳的還有“高祖將崩，呂后問政”那段話。

    “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顯然，這些都是以此時毛主席的談話為基礎而搞出來的。

    總之，編造的1976年的兩件事的“談話”，包涵了毛主席是有的“兩件事”的想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只能證明，編造“談話”的人是知道毛主席在這一時期說過這樣的話，也大體知道這一時期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的一些講話，而時間正是1972年、特別是1973年。

        那麼，編造者可能是誰呢？我們沒有第一手資料，只能作些推測。

        一個是“談話”給出了王海容這個人。此人當時是經常出入在主席身邊的，有可能聽到主席關於兩件事的說法。例如，前面所講的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對軍委同志作重要講話時，據參加會見的同志回憶，她就站在主席左面，充當把主席方言翻譯成普通話的“翻譯”。正是在這個會議上談到“安劉氏者必勃也”那些話。（參見李林、毅軍《毛澤東對調八大軍區司令員：“決不允許槍指揮黨”》）。這位小姐，曾對周總理大不恭敬、肆無忌憚地大批周總理，毛主席說她“不好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毛主席後來說她是“跳船的小耗子”，那是指其見風使舵，也不會冤枉她，可見其人品和立場。到了不得意的1976年，會做什麼，可想而知。       

        再一個，則是另一位小姐唐聞生。近日，我在網上看到出現於2012年的《唐聞生錄下了毛澤東在人生的最後關頭的某些講話》一文（是不是有更早得版本，我不清楚），不能不使我有點聯想，是不是這位“小耗子”，也有作假的可能呢？

        那時，兩位小姐是經常接觸毛主席的。《毛澤東傳》中有紀錄：“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也說：這段時間裡，周總理經常帶着王海容、唐聞生一起頻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匯報當天的情況外，還要磋商下次談判的對策”。（參見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頁。）其實，何止外事，連前述軍委的會都能參加，又擔當那樣重要的角色，經常會聽到毛主席的談話，那是再平常不過的了。

       我不敢冤枉這兩位聞名一時的小姐，但是，希望她們自己出來說話。金沖及老師告訴我，王海容對找他調查的同志是拒絕回答問題的。我也曾試圖通過國務院的同志向她詢問有沒有“兩件事的談話”，只回答“有還是沒有”即可，但是，至今也沒有回音。為什麼？只有她自己明白。

        現在看來，《毛澤東文稿》把此二人揭發江青同志時，提供的所謂毛主席對江青等人的批評，正式列為毛主席的文稿，是完全錯誤的，不僅違背了此書自己所立的編輯條例，而且，沒有考慮到這兩個人當年的不光彩的特殊政治表現。

        最後，我要說，可以肯定，1976年流傳的所謂毛主席關於兩件事的“談話”是偽造的。即使不是偽造的，在沒有任何形式的正式紀錄作依據的情況下，也不應該算做毛主席的著作、文稿。《毛澤東文稿》應該嚴守編輯條例，把這個“談話”刪除。同樣，那些不倫不類的“揭發”，更應在刪除之列，不要因此歪曲、醜化了毛主席。

 

        2016年3月23日  于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