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述评 

一、罗氏小传 

罗振玉，清同治五年(1866)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南门更楼东(今罗家巷)寓所。祖籍浙江上虞县永丰乡。字式如，又字叔言，号雪堂。因溥仪曾书赠“贞心古松”四字以褒其忠心，故晚年常以“贞松堂”作为斋名，又号贞松老人。1940年5月14日因病逝世于旅顺洞庭街一巷3号的罗公馆内。 
罗振玉的曾祖父是罗敦贤、祖父是罗鹤翔。他的父亲罗村勋，一生只是个小官：“历署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他的叔叔罗树棠也只是个“遂昌教谕”而已。他的生母是范以煦的长女。不论是当时的罗家还是范家，家境并不富裕，地位也不显赫。罗树勋和范氏共生五男五女。五男为：长男罗振鋆、次男罗振镛、三男罗振玉、四男罗振常、五男罗振銮。罗振玉自幼李岷江诵读诗书，勤奋好学、饱读经典。还在年少之时写下的《存拙斋札疏》一文居然得到晚清著名学术大师俞樾的赞赏！足见他的天资和学养。 
16岁中秀才后更加倾心于金石考据之学。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开始追求变法图强，留意新学，并以农学为切入点，翻译介绍日本和欧美的农学著作，并协办武昌农校、江楚编译局、苏州师范学堂等工作。1896年，他在上海创立“农学会”，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1898年，他注意到当时的晚清学欧美政体的不现实，开始关注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开始学习日本。并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聘请日本学者教授晚清官宦子弟日文。1900年，他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并报捐候补光禄寺署正。1903年，又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召，充任两粤教育顾问。1904年，他被江苏巡抚端方委任为江苏教育顾问。1906年，他出任清政府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以清朝遗民自居，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1919年归国后，他暂住天津。1921年，他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他奉溥仪之召，出任南书房行走，逐渐参预清室的复辟活动。从1928年开始，他迁居旅顺。伪满期间，他曾出任伪满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 
在政治上异常保守、甚至晚节不保的他，在学术上却十分理智和先进。在当时新出土的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拯救清宫大内档案等大量出土古物、古代文献的研究和保存工作上，他都做出了其他人难以超越的重要贡献，在20世纪前后的学术界和学术史上划下重重的一笔。这使罗振玉的学术影响如同一颗璀璨夺目、大放光彩的明珠，在晚清和民初学术界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 
在彝铭学研究上，他的独立刊行的重要著作，按照年代先后依此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海外吉金录》（1916年）、《殷文存》（1917年）、《雪堂所藏古器物图》（1923年）、《雪堂所藏古器物图说》（1923年）、《夨彝考释》（1929年）、《辽居稿》（1929年）、《古器物识小录》（1931年）、《贞松堂集古遗文》（1931年）、《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1933年）、《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1935年）、《贞松堂吉金图》（1935年）、《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等等。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一些拓本著作，至今还是以稿本的形式保存在自己的直系后裔亲属和个别收藏家手中，并没有正式出版。如2003年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春季古籍善本拍卖场的《贞松堂古句兵》，就是他在1924年编辑的拓片著作。 
这些著作至今都成了彝铭学研究的重要经典和必备的工具书。尤其是《三代吉金文存》一书，迄今为止依然是这一学术领域必须予以研究和精读的集大成者和总结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今两千多年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史上的巓峰之作和旷世经典。 

二、《三代吉金文存》的出现及其学术价值 

罗振玉早期出版的金文著作首推《殷文存》和《殷墟古器物图录》二书，此二书是专门收录殷墟青铜器及其铭文之作。 
《殷文存》一书，被编入《广仓学窘丛书》之中，1917年出版。该书收商代青铜器755件，所收为商代青铜器铭文拓片，无释文。 
作者序中说明此书之缘起： 
余既编集贞卜文字为《殷墟书契前、后编》，并为之考释，乃复集彝器拓片之殷人文字，为《殷文存》二卷，与书契并行。惟书契文字出于洹阴，其址为古之殷墟，其文字中又多见殷先公先王之名号，其为殷人文字，信而有征。若夫彝器则出土之地，往往无考。昔人著录号为商器者，亦非尽有。根据商人以日为名，通乎上下，与编集录。 
《殷墟古器物图录》一书有《附说》一卷，此书为殷墟墓所出青铜器图录。 
在《殷文存》中，罗振玉把青铜器分成20类，即鼎、鬲、甗、敦、彝、尊、壶、卣、爵、角、觚、觯、斝、罍、兕觥、盉、、匜、盦、豆。这一编排体例的主要铜器分类几乎被晚出的《三代吉金文存》完全继承下来，可以看出罗氏的铜器分类学大致保持着前后的一致性。虽然此书名为《殷文存》，今天看来该书所收诸器却并不都是殷器。 
在《殷文存•序》中，罗氏主张： 
若夫彝器则出土之地往往无考。昔人著录号为商器者，亦非尽有根据。惟商人以日为名，通乎上下，此编集即以是为塙的。而象形文字之古者，亦侠施于周初。要之不离殷器者近是。
从1916年到1923年之间，是他研究古器物学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的还是配合他对商代甲骨学的研究，并不是为了独立意义上的商周古器物学的研究，即所谓的“乃复集彝器拓片之殷人文字，为《殷文存》二卷，与书契并行”。研究方法也和宋代古器物学家们的习惯操作方法一样。 
1929年开始，他出版的著作已经明显地转移到了对商周青铜器的彝铭学研究角度上来。这充分反映出他从1924年开始已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对商周彝铭的拓片整理、校勘、传拓、文字考证方向上。因此，金文拓本集录性的学术经典《贞松堂集古遗文》和《三代吉金文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关于它的诞生，根据罗氏本人在《三代吉金文存》一书序言中的陈述： 
自振移居辽东，闭门多暇。又以限于资力，始课儿子辈，先付将所藏金文之未见诸家著录者，编为《贞松堂集古遗文》，先后凡三编。夙诺仍未克践也。去年乙亥，马齿既已七十，概念四十年辛苦所搜集、良朋所属望，今我不作，来者其谁？乃努力将旧藏墨本及近十余年所增益，命儿子福颐分类，督工写影，逾年乃竣，编为《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这里已经明确点出了从《贞松堂集古遗文》到《三代吉金文存》诞生之间的约七年的历史过程。 
首先，我们对《贞松堂集古遗文》一书进行介绍。 
《贞松堂集古遗文》其内容包括：《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3卷，《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3卷。书中不仅收录有商周青铜器的铭文，还收录了不少秦汉时期不少铅、银等器物上的文字。每条铭文均有释文，并记载了每件青铜器的收藏历史。卷前载有青铜器分类的总目和每类器物的细目。从1931年到1935年全部出齐。 
在《贞松堂集古遗文》一书中，前12卷专收商周青铜器铭文。 
罗氏又把商周青铜器分成以下23类，即钟、句、钲铁、铙、鼎、鬲、甗、彝、、簠、簋、尊、罍、壶、卣、盉、觚、觯、爵、角、盘、匜、杂器。其中，他把所谓的“杂器”又分为23类，即锜、鉴、盇、盂、善会、次庐、鬴、、盆、盦、钮、钩、权、匕、符、勺、小量、小器、剂、车銮、车、车键、马衔。 
以此看来，他这一时期对杂器的分类还不是十分成熟。而且，“”和“簋”的区分，在这里也没有具体的说明。但是，此书明显已经比《殷文存》的编辑体例有了进步。此书不光是在商周历史和铜器的研究上贡献卓著，还部分涉及到汉代的文物研究上，也是贡献突出。如，在《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一五《铅券》中所录的七种铅券，就是分为买地券、镇墓券两类。罗振玉在《蒿里遗珍》一书中就将汉代出土的铅券分为买地券与镇墓券别为两类：“以传世诸券考之，殆有二种：一为买之于人，如建初、建宁二券是也；一为买之于鬼神，则术家假托之词。”此说今天也是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观点了。 
《三代吉金文存》一书著录传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拓本共4835件，是20世纪30年代质量较高的集金文拓本之大成的金文合集。是罗氏在其子罗福颐协助下编撰完成的。该书无器形图，无尺寸说明，无释文，无考证文字，只有拓片。正文首页下署“集古遗文第二”。该书出版后至今堪称为民初时期治金第一名著。它以收罗宏富、印刷精良而闻名于世。而且所收拓本多经过罗氏本人严格的真伪鉴定。铭文又以原大拓本付印。从食器、礼器、乐器到兵器等等，分类又按铭文字数多少先后排列。只可惜没有对器形、出土、著录、收藏及考释等作出说明。这和此书的编篡出自罗氏晚年、他个人已经没有精力亲自撰写如此庞大拓片合集的释读和考证有直接关系。而实现了对这一古今空前绝后的金文拓片合集进行释读和考证却是在他逝世几十年后才出现的：他的儿子罗福颐先生亲自撰写了《三代吉金文存释文》一书、日本汉学大师白川静先生从此书中选释了大部分拓片并以此写出了八卷本的考释性学术著作《金文通释》一书。 
实际上，按照罗氏本人自述得知，他本来也是准备撰写《金文通释》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白川静博士把自己考释商周铭文的多卷本著作命名为《金文通释》的内在原因——可是，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他，接到友人书信，谈到“沪上集书甚难，各家著录不易会合，与囊在大云书库中左右采获难易，不啻霄壤。某意不如先将尊藏墨本，无论诸家著录与否，亟会为一书，以后为通释，即此一编求之，不烦他索，成书较易矣”。这才是此书成书和体例之具体原因。 
序中作者曾提出以下观点：“今宜为古金文通释，可约分四种，曰邦国，曰官氏，曰礼制，曰文字。”这一观点是如此的犀利而可操作性，为今后治金文者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可以说至今也无出其范围之外。这让我们更加敬佩罗振玉老先生的远见卓识！ 
该书20卷的铜器编排顺序是： 
卷一，钟，114器。卷二、三、四，鼎（上474器、中265器、下94器）。卷五，甗、鬲，72器。卷六，彝395器。卷七、八、九，（上236器、中123器、下67器）。卷十，簠、簋、豆，91器。卷十一，尊、罍，271器。卷十二，壶、卣（上），113器。卷十三，卣（下）、斝，193器。卷十四，盉、觚、觯，63器。卷十五，爵（上），368器。卷十六，爵（下）、角，344器。卷十七，盘、匜，63器。卷十八，杂器，161器。卷十九，戈，134器。卷二十，戟、矛、杂兵，197器。该书所收绝大部分铭文为由汉至清保存下来的传世之作，但也有少量铭文当时新近出土之物。如《令彝》、《曾姬无恤壶》等。 
但是，此书在排列上有并非没有过失。比如卷二本来是专收鼎类的，却意外地把斝类铜器铭文一件错收其中。卷六本来是专收彝器类的，也意外地把圈足簋铜器铭文错收其中。类似错误还有几十例。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时曾在书后附录了孙稚雏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可以作为参考。因此，在使用和研究此书之时，首先需要将此书所收与历代同类著作所收进行对比和校勘。但是，尽管如此，该书所收商周铜器铭文断代之准确和鉴定之严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在此书中，他对铜器的分类是：钟、鼎、甗、鬲、彝、、簠、簋、豆、尊、罍、壶、卣、斝、盉、觚、觯、爵、角、盘、匜、杂器、戈、戟、矛、杂兵等26类。而第18卷的杂器居然多至约36类。如下：钩、句、钲铁、铙、铎、铃、盘、盦、、、、、、、、瓿、觥、釜、次庐、、鉴、镐、量、勺、刀、匕、节、铺、权、车銮、车、车键、马衔、牌、小器及农具等。 
有些珍贵的殷代铜器铭文为我们考证和研究上古历史和神话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证材料。 
如，《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第30页收录并保存的《鱼鼎匕》铭文，对于东夷望族昆夷部族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宝贵和真实的史料，至今依然是先秦民族史、先秦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该书中遍布各卷中出现的对“亚丑”铭文青铜器的记载有70多件，种类则从礼器的鼎、钺、罍、彝到酒器的尊、爵、觚、盉、觥等等，应有尽有。这些珍贵的资料为研究商周时代亚丑部族的起源和主要活动地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第45页著录的铜卣铭文，为研究《周易》筮法和卦象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再比如著名的《行气玉佩铭》，就收录并保存在该书卷二十第49页中。该铭文成为研究商周养生技术和医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卷二十中收录并保存的《商三句兵》铭文对于商代家谱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王国维为此写下了《商三句兵跋》著名论文……等等。我们可以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至今，举凡上古史研究中出现的任何热点问题，几乎全可以在此书中找到珍贵的史料证据和重要佐证。 
又如，商周古文字史料中是否存在对“蚩尤”的记载一直是学术界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可是，迄今为止，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就是：古文字学界和考古学界、乃至于古代文学界至今对此一直是附诸阙如的。过去，有人曾提出上“止”下“虫”组成的“”字就是“蚩”字，此说显然过于臆断，而且缺乏具体的论证过程和坚实的史料支撑，不但根本不足为信，反有故弄玄虚之嫌。关键是此说实际上是直接抄袭丁山先生的《中国古代宗教和神话考》一书中的观点而来，见该书第401页：“其下从虫，上从止，显然是蚩尤之蚩的本字”。虽然学术界至今为止并没有给出“蚩尤”存在的真实可信的古文字学和考古学证据，但是并不妨碍我所敬仰的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长期以来大声疾呼中华文明是炎、黄、蚩三祖的产物。 
在上古文献史料中大量出现的“蚩尤”,难道在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中一点也找不出关于“蚩尤”的文字记载痕迹吗？！非也。应该说，因为“蚩”字还没有被学术界所识读出来，才出现了古文字学界和考古学界、乃至于古代文学界至今对这一基本问题一直是附诸阙如的现象。在《三代吉金文存》卷二第9页中收录了下一铭文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该拓片和模写如下： 

此字收录在《金文编》附录第147号图中，容庚先生也不认识此字。这个字颇似一人形站中间，双手和双脚和伸向四角的直角相联系。罗氏在编著《三代吉金文存》时不知道这个图形文字的含义和读音，故此他就直接写作《亚鼎》。我使用了国外学术界在司法证据学上新兴起的图像演绎证据法，对此铭文加以演绎考证如下： 

由此而来可以发现：我们最初设定在演绎过程中保持该字形的最基本特征不变，即头部和伸向四角的手足，在每次演绎过程中均保持不变。在上述演绎过程中保持该字形的最基本特征不变。这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头部和伸向四角的手足。图像演绎考证的结果是：《三代吉金文存》第二卷第九页第五张拓片中收录的殷代图像铭文是汉代画像砖中蚩尤形象的直接源头。我们再将这一演绎过程反过来排列如下，就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从汉代的蚩尤画像到殷代的蚩尤图像的还原演绎过程，即： 

从殷代的图像文字到汉代的图画之间不存在任何传统的证据学上关系，如音训、字训、转注、假借等等。但是，从图像演绎考证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殷代图像铭文是汉代画像砖中蚩尤形象的直接源头。著录在《三代吉金文存》卷二第9页拓片的青铜鼎的准确称呼应该就是《亚蚩鼎》。 
从文献学上看，这一最基本特征就是：《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中的记载：“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因此，“八肱八趾疏首”成为判断蚩尤图像与否的首要特点。所谓“八肱”，肱，《说文解字》中为：“肘臂节也”。“八肱”又可写作“八纮”，它的引伸义是指四方和四隅，《淮南子》中有“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纮”之说。因此，“八肱八趾疏首”中的“八肱”是指指向四方和四隅的八条手臂。所谓“八趾”，古时所谓“趾”,指足,不指脚趾。它和上面的“八肱”是相对应的，也是指指向四方和四隅的八只脚。所谓“疏首”，疏，《说文解字》中为：“疏，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伸为疏阔、分疏”。袁珂先生解释为：“疏首就是长着分叉的脑袋。”可是我看这里出现的汉画像石中反映的蚩尤形象，并不是长着分叉的脑袋，而是梳着分叉的辫子或者说戴着分叉的头饰。可见，“蚩”字是象形字，至今也保留了“八肱八趾疏首”特点。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出：收录并保存在《三代吉金文存》卷二第9页拓片中的图像文字是殷代对蚩尤形象和文字的真实记载。详细考证请参阅笔者的《商周古文字史料中的善卷和蚩尤》（见《殷都学刊》2011年第1期）、《试释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蚩尤》（《从江南看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中国文字研究》2011年号）两篇论文。 
假如没有《三代吉金文存》对这一图像文字的收录和保存，我的考证和图像演绎就面临着无任何文献证据可资成立的尴尬局面。 
罗氏对王国维的提拔和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他晚年还提拔并支持了当时后起之秀、后来的国学大师商承祚、唐兰、容庚等先生。罗氏逝世后，收录在该书中的不少罗氏私人藏品后归旅顺博物馆。而这几位老先生湖来就是继罗氏之后执掌中国商周青铜器和金文文字与史料研究的国学大师。足见当年罗氏在积极发掘人才、鼓励后学工作的成就和眼力。 
几十年来，《三代吉金文存》一书的出版和研究情况大致如下： 
1937年，该书首先由上虞羅氏百爵齋以线装石印本五涵20册形式，首先在日本影印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刻被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和考古学研究室同时指定为教学参考书和必备的工具书。我国学术界的老前辈李济、吴其昌、闻一多、唐兰、容庚、商承祚、陈梦家等自不必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梅原末治、水野精一等早期著名中国考古学家，以及后来的贝塚茂树、白川静等著名汉学大家都对此书的研究和使用倾注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甚至1937年秋当闻一多匆匆离开北京南下之时，随身携带的唯一的一部古籍竟是刚出版的《三代吉金文存》。而吴其昌逝世时案头放置的就是此书，后来被他的弟弟吴世昌先生作为追思遗物而带走自用。足见此书出版之时在中外学术界就已经获得了格外的注重。周法高先生编撰了《三代吉金文存补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表》二书，分别在1970、1977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71年，日本著名中国考古学家林已奈夫博士编撰了《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照目录》一书，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出版了此书的全集本：《罗雪堂先生全集•三代吉金文存》。1980年，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1983年，中华书局以中下三卷精装本形式出版此书。书后并附有孙稚雏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辨证》一文。同年，罗福颐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释文》一书，由香港问学社出版。 
按照孙稚雏先生在《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中的陈述：“海外竞相翻印，据不完全统计，有八开、十六开、三十二开等各种开本达七千册之多”。罗福颐先生也曾说：“此书出版以后，四十年代，，香港、台湾、日本，均有翻印本，大小有十数种之多。于此可见，此书影响之巨。” 

三、罗氏金文著作编纂体例的再检讨 

今天，研究罗振玉在甲骨学、金文学研究上的学术贡献，已经是很重要的学术史课题之一。特别是研究他的金文著作的编著思想和体例，可以从中发现罗氏的铜器分类、定名、辨伪的基本原则和见解。 
他早期的铜器分类，我们以《贞松堂集古遗文》为代表，是23类，即钟、鼎、甗、鬲、彝、、簠、簋、尊、罍、壶、卣、句、钲铁、铙、盉、觚、觯、爵、角、盘、匜、杂器。而晚年的铜器分类，我们以《三代吉金文存》为代表，是26类，即钟、鼎、甗、鬲、彝、、簠、簋、豆、尊、罍、壶、卣、斝、盉、觚、觯、爵、角、盘、匜、杂器、戈、戟、矛、杂兵。而杂器的分类更是从早年的23类猛增到36类。前后两期分类的变化，反映出罗氏对铜器用途和古今命名的研究和理解的发展。早期的句、钲铁、铙三类，在晚期中则全归入了杂器。晚期新增加的是豆、斝、戈、戟、矛、杂兵六类，而这些在早期或被归入鼎爵类，或被归入杂器类。 
当然，诚如孙稚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些分类还不成熟，甚至有错误的现象。如， 
《齐侯作孟姜匜》，《三代吉金文存》卷四第14页中误归作鼎类。《作公尊彝卣》，《三代吉金文存》卷三第10页中误归作鼎类。《作父己尊》，《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41页误归作彝类。《亚旁罍》，《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第1页误归作壶类，等等。但是，总体来看，罗氏的铜器分类学是基本准备的、随时更新的。随时更新的内容，部分是他个人对铜器考古学认识的更新，部分则是当时中国考古学发展规律壮大的结果。因此，《三代吉金文存》一书在铜器分类学上的更新和确立，是该时代罗氏统领传统的商周古器物学（铜器考古学）发展的直接结果。而至今为止，对于罗氏几次居日期间、回国后居津居旅期间和中外考古学家的学术交往的研究，如他和伯希和、和滨田耕作、和梅原末治、和马衡、和李济……一直缺乏深入的史料发掘和研究。相反，有些人对于罗氏一生奖掖后学的眼力和贡献却视而不见，继承鼓吹什么“罗氏不学无术”、“罗氏剽窃、盗用王国维的学术观点”等等荒诞离奇的说法，并时常出现在这些人的论著中。在一个唯政治决定论的时代，政治上晚节不保的罗氏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他的学术也是腐败政治下的产物。甚至更有人以政治上的保守和自杀行为来质疑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唉，女娲炼石已荒唐，更向荒唐演大荒！ 
在他的后裔中，三个女儿：长女嫁丹徒刘大绅（晚清著名学者刘鹗之子），次女嫁阜阳程传镳（晚清著名学者程恩培之子），三女嫁海宁王潜明(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之子)——这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了。他的四个儿子：罗福成、罗福苌、罗福葆、罗福颐四教授也早已经是名扬四海的著名学者了。嫡孙罗继祖、罗随祖教授二人，嫡孙女罗琨和孙女婿张永山夫妇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们四人皆为著名先秦史家。 
谨以此文纪念为金文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罗振玉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