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故事值得你们传颂，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大


发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


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


事，这一点我没把握。当年我进北大，在未名湖边散步，人家给我指点：这是朱光潜，那


是王力，这是吴组缃，那是王瑶。不好意思跟他们闲聊天，只是凑上去，点点头，表示敬


意，然后很知趣地走开。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未名湖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更何况校


园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传说，我们觉得，跟他们离得很近。请记得，我们进入大


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


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再过几十年，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


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






　　谈论大学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人。下面，就让我们转入大学教授的话题。






四、关于大学教授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


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比如说，1919年的五


月四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


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


政治环

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


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在我的印


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


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


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有一位理


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


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而是


因为，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


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


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


意写。而文科的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到校园生活时，肯定


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大学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


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


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读过 乱 恪的书，照样可以欣


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的是关于陈先生的故事。比如陆键东的《 乱 恪的最后


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 乱 恪史学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


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


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


，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就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传诵某教授


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


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策略，确实跟校史专


家不一样。换句话说，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


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


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


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


、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一两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前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


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


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


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以他当时的


地位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


争论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时，说到激动处，脑溢血当场去世了。台大校园里


，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


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


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农，后来到了台湾，成

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台先生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


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最近，学生们在他们自


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


的女学者、女作家，有才情，又会喝酒，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


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


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住


的是 ｅ怪Ｏ 生，另一边住的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


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


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


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弔影今为后


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


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


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点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


教授的剪影，很传神。这样的故事，我以为，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


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


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


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


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


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学生都是水里的鱼，小


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正是在从游的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借鉴，理


解，模仿，而最终成才。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


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


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


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


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


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


，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


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


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样的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


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暴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


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没什么，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


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


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


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


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


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


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


“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现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

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


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


”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新的问题


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


，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


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


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


；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


，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


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


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校长，起码也


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里牵涉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


》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


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使得我们无法聘请


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惟官


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


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


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 两个多月前，我曾

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潜心著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


“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


独立与自尊。



五、关于师道尊严



　　关于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包括社会上对大学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约束


等，必须回到是否“尊师重道”上来。为师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爱，如何了得？可这


是个社会问题，而且非一日之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小故事。





　　1901年，因政见不同，章太炎给他的老师俞樾写了篇《谢本师》。这里的“谢”，是


拒绝、辞别的意思，不是感谢。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识形态关系，写了《谢


本师》。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他的学生又写了《谢本师》。这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谢本师》，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


一个特点——尊重真理胜过尊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确实是现代中国的


一个特点，很多人都表示激赏。但我想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个弟子鲁迅，


他是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



　　根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即使这样，


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


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

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

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


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

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


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


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


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


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


，如此已可矣。”



　　老一辈看待师弟之间的关系，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个人修养。邓云乡写过一


篇《知堂老人旧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说，周作人抗战中当了汉奸，很不光彩，可当年


的一些“上过伪学校当过伪学生的”，对师长落井下石，为邓先生所不耻。所谓抗战中的


“伪学生”，是个很难谈的问题。大家知道，抗战时，北大南迁，留在北京的学生，不少


人只能进入日本人掌控的伪北京大学。八年间，有不少学生在这所学校就读，怎么看待这


些学生？抗战胜利后前来接管的傅斯年，说对于伪大学的伪学生，我们是不承认的。这话


后来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政府打不过人家，退守大后方，怎么能苛求这些无法背井


离乡的年轻人呢？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学家、政治家里面，有不少是当年沦陷区的“伪


”大学培养出来的。谈北大校史，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讳。其实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学


都有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平心静气地对待。



　　回到邓云乡的文章。周作人当年因汉奸罪，被判刑，学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


是这样，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特别是


俞平伯，抗战中同样留在北平，没有撤出去。他们经常见面，但周作人从来没有劝俞平伯


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去讲点课，虽然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抓进


监狱，这时候，俞平伯出面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讲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与其平居


之性情行止”，也讲其落水后“对敌人屡有消极之支撑”，同时自责艰难时刻“不能出切


直之谏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71—73页，北京：

中华书局，1980)。这封陈情信，是旧日弟子对于走了弯路的师长的关怀与理解。邓文称

，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年代里，有可


能失足，这个时候，弟子对师长一辈的失误，应多点理解的同情。如此谈论师弟之间的情


谊，值得我们关注。



　　这里说的是师生之间在学问之外的关联，或者说情感上的纠葛。而我感慨的是，这种


师生情谊，越来越淡泊。现在的情况是，师生之间，下了课，视同陌路人。钱穆在《现代


中国学术论衡》里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


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而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西学东渐，新式


学校兴起，整个大学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其特征是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太注


重人格的修养。“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


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62、16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


么做，好处是走出了过去十分严格的师道尊严，坏处是我们看待教师，只剩下了专业知识


。



　　记得是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南方一所大学演讲。那天刚好是教师节，在飞机


上，我正在读利奥塔写的《后现代状态》。书里说到，在后现代社会，教师这个职业有可


能会消失。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标准的最佳状态的教授，录制他的演讲，通过远程教


学的方式传播。这样，既不会出错，又很精彩，这比我们今天这些高高低低的教师要好得


多。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一个专业一两个教师就够了，其他人赶紧改行。读到这里，我


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想通了，这根本做不到，不是因为技术手段，而是因为老师在学


校里的工作，不只是传授知识，还有充当大鱼，让小鱼在后面跟着游的作用。更不要说什


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我曾经说过，当老师很难，站在讲台上，必须照顾到班上所有


学生的趣味和目光。我的经验是，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学生(最好是男生，不要女生)，这个


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你在看着他。课堂上显示的，不止是你的声音，也包括你的姿态


，你的神情，还有你的心境。你需要跟学生沟通。有时讲课效果好，有时不好，关键在于


和学生有没有交流。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成功的讲课，都是师生共同完成的。这是有教学


经验的人都能领会到的。老师之于学生，不止是具体知识传授，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人格修


养。就算是知识传授，也必须通过沟通和对话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老师这个职业，


在我看来，没有消失的可能性。诸位作为师范大学或教育院系的教师和学生，我相信你们


和我一样，会对这个职业充满信心。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随着师生间距离的拉大，我有点担心，韩愈《师说》表


达的那种理想，很难再出现。记得1920年代中期，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学校讲课，希望把他


想象中的教育理念，落实到现代大学里面去。他希望跟学生们有更多的直接交流，能够以


自己的人格力量来影响学生。可讲了几年课，梁启超说自己失败了。上课开口，下课走人


——他当时住在天津，每星期和学生也就见一两次面，无法深入交谈。这种状态，和他当


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跟康有为念书，完全不一样。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是师生在一起


共同生活，这种教育状态，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回到教育史的问题，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我们在政治


、军事、经济上也学西方，但学得不彻底。唯有大学学得最像，甚至连带博士帽的方法，


都学得惟妙惟肖。学得像也有问题，因为，大学不是工厂，大学必须落地生根。从这个意


义上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跟国际接轨，向国外的大学学习，但相对忽略了传


统中国的教育精神。长辈的学者，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还有这种追求，一


直在讨论如何将传统中国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美国加


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演讲时，便强调应该把孔子、墨子的教育精神，和十八世纪英国的培养


绅士，比如牛津、剑桥，十九世纪德国的培养专门家，比如柏林、洪堡，以及二十世纪美


国大学的服务社会，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这几种观念结合在一起，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


学教育。这个思路，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跟后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表达的，相当


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


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



　　西方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特别是精密的科学试验、系统的课程建


设，比传统中国书院好得多。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后，传统中国书院中那种融洽的师


生关系，包括对师长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只要求，能写论文，能讲课


，这就是好教师；这跟古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设想，差别太大了。我想象


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


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


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


没有故事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