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10）

武松受老虎的惊吓，“酒都做冷汗出了”，但老虎的突然袭击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老虎没有喝酒”。武松和老虎之间进行一场比赛，武松喝酒相当于服用了兴奋剂，而老虎没有服用。不让武松喝下的酒“都做冷汗出了”，这场比赛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

比赛的最高价值不是获胜，而是公平精神。

英国人追求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在文学艺术上强调激情和想象；法国人文学艺术上强调的是分寸、节制，日常生活上容易表现出热情洋溢；中国人对奢侈的喜爱有目共睹，艺术上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类的主张。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使这个民族的精神实现整体上的平衡。

一条巨蟒一旦吞下一只大型猎物的尸体，在往后的一年里就不需要再进食了。

如果说这是有关巨蟒的知识，而且是典型的知识，则中国人注定了难以向世界提供新知识，因为中国文化是急功近利的，心浮气躁的。一个中国人难以用上一年的时间去紧盯着一只巨蟒不放。

知识的本质与其说是真理性，不如说是贵族精神。衣食无忧的贵族需要通过发现新知识为自己的灵魂找来刺激物。

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那时候，现代科学还是在起步阶段，英国皇家学会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或许可以这么说：没有英国皇家学会，也就没有现代科学。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现在可以改成：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皇家学会”？

“吃喝玩乐”几乎是一个汉语成语，这个成语让人感觉别扭——吃、喝和玩，这三者都是具体的行为，但“乐”不是具体的行为，也就是说，乐与其他三者不是同一类的东西，却与不同类的事物并列在一起。

这让人联想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术语“五类分子”，它指的是五类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坏分子”与其他四类人并列，仿佛其他四类人都不是“坏分子”。

汉民族不是追求精确的民族。

《红楼梦》嘲弄了中国人思维和语言上的随意性：男性为阳，女性为阴；主人为阳，仆人为阴。这样，女主人既是阴又是阳。

科学研究的对象似乎是各种现成的东西，譬如《红楼梦》似乎天生的就应该是诗学的研究对象。

但这只是一种谬见。最重要的科学才能不是发现真理的才能，而是发现那些蕴含了真理的研究对象的才能。找到了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围绕着这样的研究对象作出的任何研究，其结果都是多少有些科学价值的，不至于是完全荒谬的。

卓越的科学家简直是创造出自己的研究对象。

“安史之乱”通常让中国人感觉痛苦。那是促使强大的唐朝盛极而衰的事件。英国学者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却几乎是兴高采烈地指出：安史之乱的伟大成果是最终导致作为人类文明集中体现的繁荣大都市的产生，因为繁荣大都市的产生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安史之乱正是通过摧毁中央的权威而导致了地方的自治。

崔瑞德是英国人，他也就似乎注定了只能在英国人某些价值观的潜在支配之下去观察现象。中国人由于安史之乱而感觉到的痛苦，其实只是中国式的痛苦——中央权威遭到削弱而感觉到的痛苦。

我很早就从中国学者的著作中得知：唐朝的长安与宋朝的城市在功能上迥然不同。直到今天，崔瑞德这位外国学者才让我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中国古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我的理解是：那是因为中国古人不认为世界上存在必然性。科学是对必然性的追求，既然不认为世界上存在必然性，自然就不会有对必然性的追求了。

相当多的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对算命感兴趣。“人的命，天注定”，这是汉语里的格言，但实际上，中国人理解的命本质上也不是什么必然性的东西，因为这个命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如巫术)而加以改变的。

落拓时的韩信经受了著名的“胯下自辱”，发迹后的韩信找到羞辱自己的仇人，任命他为“中尉”，因为韩信认为自己的这位仇人是“壮士”。骆宾王在著名的《讨武曌檄》中对女皇武则天的辱骂够猛烈的了，武则天的第一反应是责备自己的宰相：这样的人才你怎么就没有录用呢？

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土壤里有“欣赏你的仇人”这样的成分，则这个民族是不可小视的。丧失“欣赏仇人”的能力，是一个民族已然堕落的标志。

周公制礼作乐，礼文化盛极一时。日本的语言中表示“你”的有四种不同的说法，用以区分一个人和他人不同的相对关系。以繁琐为显著特征的礼文化能够磨练人们对细微差别的感觉力。

礼文化在中国促成的是中国人对艺术的敏感，在日本促成的是日本人对工艺的敏感。

首都地区发生蝗灾，唐太宗李世民到御花园中亲自查看灾情，抓了一把蝗虫，骂道：“老百姓靠粮食活命，你们也去吃，不如去吃掉我的五脏六腑！”说着就要吞下这些蝗虫，旁边的大臣们赶紧劝阻，说吞下蝗虫会得病。李世民坦然说道：“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果真吞下了蝗虫。

中国曾经有过无数的皇帝，但最有趣的皇帝或许是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刘邦是草莽化的李世民，李世民是文雅化的刘邦。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次子在楚国终于被杀，所有的人都痛哭，唯独作为父亲的范蠡笑了起来。范蠡笑，是因为范蠡伟大的预见力被证实了。

失去儿子的悲痛不能抑制智慧带来的快乐。“生命诚可贵，智慧价更高”，这是范蠡的价值观。

《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当面骂一个人是“小人”，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孔子的涵养让孔子忍耐到樊迟走后才让自己的愤怒发作，换言之，孔子的涵养也只能确保孔子不至于激起他人的剧烈对抗。孔子在樊迟不在场的时候骂樊迟是小人，体现出了一种极度的愤怒。孔子为什么如此愤怒？是因为樊迟不明白孔子在樊迟走后说出的那一番道理？

孔子愤怒的真正原因或许是：樊迟提出性质相同的两个请求，使得孔子两次承认自己的无能。

孔子独有的学问，是让不好礼的有权者（“上”）变得“好礼”，让不好义的有权者变得“好义”，让不好信的有权者变得“好信”。如果世上的有权者都是“好礼”、“好义”和“好信”的好人，则孔子的那套学问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孔子也就不能“不用种庄稼也不会饿肚子”了。换言之，正是因为潜在地相信“人性恶”，孔子才发展出了自己的那一套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