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文明只有一个：中华文明产生欧美及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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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识 

（一）文明的突变：中华“迂回西洋”五百年 

鉴于西方文化的基因是人性中的极端负面——“原罪、性恶”，它们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全面冲突之根源（人的劣根）；“西方文明”为偶然机遇所成，而且是有条件、有代价的，此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是，“西方文明”仅为近现代的暂时现象。为何如是说？因为“原罪创造奇迹”和“人性恶创造历史”仅是倚靠近现代所特有的“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的！换言之，“西方文明”及其一切都是1492年之后的事；因为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里，由于人们皆囿于直接的生命攸关的自身环境，要么是“道的调节”，和谐发展，要么是“神的约禁”，原始停滞。

西方没有历史，因为在世界连通之前，此种文化基因，或是西方人自相毁灭，或是基督教窒息现世（不存在“人的有为”）。西方没有未来，因为耗丧生态的此种文化基因将会造成“地球劫坏”（就像牛顿和霍金所预言的那样）——科学革命至今的三百余年中，生物圈之折寿（地球生物继续存在的时间之缩短）达99%以上！

西方文明（欧美文明）在客观上是基于某个“技术时段”的地缘政治——海洋的战略优势取代游牧草原，持续到“陆权”彻底反制“海权”为止（“世界岛”自我整合、有效自卫）。确切的说，从中国科技的西传，于1500年左右开始把欧洲的“海洋地缘”提升起来，使之逐步具有了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到21世纪前期，中国的“陆海有机”开始反克“海洋地缘”和海洋霸权，这前后延续了五百多年。若从1750—1800年间西方的正式兴起来算，那么，它的兴衰的过程或许要短得多（美国霸权活不过2040年，“东风压倒西风、西方不亮东方亮”不会迟于2050年）。

华夏连续数千年的“天人合一、卓立三才”，咸与维新，起伏旋进，终于打通了“全球天下”；原本是原始停滞的西方而却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暂且因“道的失控”，西方异军突起、喷薄而出，摧残其余世界、自然环境和传统文明。然而这是“平天下”的最后阶段之前一半，“欲擒故纵、先否后喜”？进入21世纪，随着陆地的机动性与捷便性均超过海洋，文明中心与发展重心皆开始返回五百年之格局，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上重现主轴，而且在文化上也越来越表现其至善的本质——“直道而行、直内方外”（西方文化的制高点与话语权正在雪崩。试问中国与美国，谁是和平与发展的建设者，谁是破坏者？泾渭分明，彰明昭著）。

西方文明寄生于“海外生态”：如果西方囿于自身环境，它则自我毁灭，中古后期的欧洲有如此趋势；如果幸运地拥抱“开放世界”，它则在耗丧生态的过程中膨胀不已，走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除非在此之前，它被“道的文明”所取代）。因此，现代西方是人类自毁的宿命论，即“创世→末日”模式。

关于资本主义——广义地讲是西方文明——的终将消亡，长期以来被众多的左右两派的学者或学术所讨论。马克思主义争取替代和最终埋葬资本主义，已经实践一百五十年了（引者按：马克思和恩格斯准确地预见西方文明扩及全球时，就会陷于厄运——“资本主义总危机”：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共产革命）。然而在20世纪，保守的思想家们推断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已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在这当中，第一个预见西方文化与文明的终极厄运的，是斯宾格勒写在他的《西方的没落》著作中，其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另一部著名的和绝望地介绍西方文明的书，是汤因比所写的《经受着考验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所著《中国重塑世界：西方时代终结》一书中指出：“……亚洲的崛起并不是沉睡2000多年之后的觉醒，而是历史上的亚洲一直就在塑造一切，包括欧洲最初如何兴起也与它有关。”西方文明是千载一时的“海洋地缘”的产物，是中国人所开拓的陆海丝路的一个“节外生枝”。蒙古征服与“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郑和远航”及其前后的中国科技和文化的传播，改变了“地缘政治”的世界格局：欧亚草原的战略优势被北方海洋所取代，欧亚大陆的西边优于东边，“边缘”优于“大陆文明”。西方的兴盛在客观上是基于由上述变化所形成的“地缘政治”的，数百年光景“弹指一挥间”。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欧美文明只是人类历史的总篇章中的一段插曲，也许是它的可怕的终场——地球家园或生命星球的“劫坏”？在近代以前，即在人类被自然隔阂封闭、因而各地社群没有“回旋余地、生态缓冲”的往古，是不可能存在像西方这种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的文明的。今人所熟知的世界历史，是“西方中心论”的，它是被伪造的。萨米尔·阿明指出：盛行于今的世界历史“在意识形态上是西方中心论历史，亦即，开始于被杜撰的古希腊的假的西方谱系。”美国历史学家津伯格写道：“中世纪的基督教和文艺复兴共同伪造了古代异教世界（希腊、罗马等），希腊和罗马的神与半神联结着基督教的神圣。”还有，古代两河和埃及文明也都是被杜撰出来的；世界多处都有金字塔，它们属于“史前文明”，而无关乎我们的“活的历史”（其源头活水在“河洛中原”）。 

在1500年之前的世界历史中，中国一直是发展的主轴和引擎，是经贸之辐射、辐辏的中心。此乃近代西方及现代世界之真源流。全球的经济发展是被中国启动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说：在西方兴起之前，“中国作为欧亚经济的引擎，主宰了1000—1500年的世界历史”。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说：“欧洲……历史学家们尚未了解这一事实，即：公元1000年后的西方兴起服从于世界生产制度的东方化和中国中心……。认识中国的主导地位需要想象力的飞跃。……中国的全球性的密集生产力始于1100年左右，止于19世纪。”

然而，传统华夏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受制于东亚的地理瓶颈。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劳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可惜，亚当·斯密不知道，中国受制于地理瓶颈，而西洋变成了地理通途则是得益于中国。亚当·斯密庆幸是指南针和造船术等科技发明使欧洲人走向世界、否极泰来，却也不知道这些发明都来自中国。

虽然是中国人拓通海洋，并率先移民美洲（参见:杜钢建《中国才是全球性的航海古国》）；但在1500年左右的技术条件下，相对而言，太平洋不利于这个泱泱大国的外倾发展，不利于这儿的芸芸亿兆到大洋彼岸去开发美洲（成本高、风险大、陆距远）。而在同样的中国技术的条件下，“西洋”则是连接东半球与西半球的捷径。若非牺牲土著美洲，则不可能有西方文明及其一切。由于传统科技的亚欧传播，使西方从世界经济地理的末端变为要冲，所以中华五千年的物质与人文之成果到西方哪儿竟能够发挥空前巨大的“正能量”。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若斯指出：“（欧洲人）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最终的结果是……转成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这一转变的先锋和受惠者。”

于是，发展与经济的重心也就从中国转到了西方。关于中国科技的传播改变了欧亚大陆两边的地理价值，它决定了西方的兴起和文明中心的中西易位，详见:伊恩·莫里斯《纬度决定历史：从地缘学角度解读历史》一文。应该指出，在欧美文明萌生的过程中，西方几乎是从零开始、百分之百接受东方文明（深受中国影响的阿拉伯文明曾是东西方的媒介和贡献者）；西方接受中国的，不仅有物质文化（科技、经贸和农业等），而且还有非物质文化（制度、思想和历史等）。

文明，在近代之前后既是迥然不同，又是因果关系，但它们却是“一元合分”。近代以前的文明只能是“道器合一”，这是因为古人囿于自身环境，天人关系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在此情况下，人智人为、知识知性都只能是在“道”之下被开发、被利用，而不能独立形成于其他任何时空之中；否则寸步难行，动辄万劫不复。近现代的文明是“唯器无道”，这是因为：自从1492年以来，世界联通、全球循环，人们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予取予求、我行我素，直到生态超限、地球劫坏为止；在此阶段，至少在表面上不需要“道”（道的智慧），人们反而能够“大有作为、大展宏图”。所以，近现代的文明，虽在物质和科技的方面算是飞跃，但在智慧与和谐的方面则是倒退。吾人不可相信，存在着与现代文明或西方文明同质、同构的“古代文明”或“古典文明”。 

对于中国发展史来说，近现代西方及世界的突如其来、突飞猛进，是它自己的“量变→质变”；后者（质变）虽然先是体现于欧美，但对西方自身来说则是“变异”；因为近代以前的西方是“社会进化”的例外：那里从不存在发展或进步。西方学者们承认，近代以前的欧洲是千百年的“马尔萨斯停滞”（Malthusian stagnation），是零增长、零发展。中世纪和古希腊都是非文字和部落性的原始社会。深入查究，有两个基本原因决定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自生文明，那就是：1.欧洲是地球生物圈中最贫瘠的部分之一，这是由于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和非时雨（雨季与植物生长期相反）。在1492年之前，即在西方能够豪取全球资源流之前，欧洲人是生存困厄，冲突极大；如果不是最无情、最愚昧的宗教禁锢，则不会有最起码的“存在”。2.没有“道的智慧”的西方是不可能首创文明和文明的一切方面的。原始性的文化或宗教带来原始性的生产方式：为了防止自然的直接报复、从而否定生存，它对于人欲人智人为，不是利用与调和，而是禁锢与窒息。

社会进化到近现代譬如水烧至100°沸腾，我们可把近现代的社会巨变或“人间奇迹”想象为水开翻滚。然而，我们却几乎都会认为或相信，如此巨变和奇迹是由于近现代的伟大人物的贡献和智慧，却忽略了以前的1—99°的千秋功业。弗兰科潘教授指出：“我们需要更全面了解世界历史。亚洲的历史丰富多元，他们在历史上有着最根本的地位，但在‘欧洲时代’却被忽略了。举个例子，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着历史上最伟大的27个科学家雕像，但没有一个来自非欧洲国家。这也反映出我们看待历史只是从西方的视角出发。”

其次，在近现代的沸腾、翻滚、巨变或奇迹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会不遗余力地塑造一个与之同质的、战胜自然的“文明史”，宣称它是独特的一脉相传的传统（即：两河、埃及→希腊、罗马→中世纪→欧美文明）。我们几乎都会轻信这一西方所杜撰的与100°同质的历史和传统（西方的古典文明和古老文明）。

第三，近现代的沸腾、翻滚、巨变或奇迹，是有代价、有后果的；只有占得天时地利的民族能够在此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中，暂获暴利。这并非智慧，而是充分绽放人的潜能（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智慧是什么？是历史上的稳健进步、动态平衡，在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前提下的可持续性，从而保证了“从量变到质变”，那就是“道”！

第四，如果说100°是沸腾（质变），即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冲突；那么，以前的1—99°则是加热（量变），即动态平衡，人与自然和合。但两者（1—99°和100°）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同一个文明（中华文明），或者说古华夏与近现代是因果关系，与欧美文明是“一元合分”。然而我们几乎都会执着于现代局部或西方分割（第100°：近现代之沸腾、质变），认为它截然不同于1—99°（历史上的渐进、量变）。

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天时地利、海洋地缘），近现代西方成为中国的阴阳运动的一次“阳亢”；尽管只有数百年的光景，即历史长河的一瞬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预测：西方强势和美国霸权就像历史长河中的军事帝国一样，转瞬即逝、昙花一现）；但是，它对文明本身、对全人类和生物圈无疑都是致命挑战和生死考验。

从今往后的大趋势有两种可能性：1.阴阳→和合(大道回归)；2.创世→末日(地球劫坏)。我们希望前者，乐观其成；防止后者，化险为夷。早在一百年前，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历史上的文明中心是在中国，由它传递接力于西欧，再转入北美；不久将来，它将完成绕地球一周，夹带着新因素返回其老家——东亚。汤因比也说：“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总而言之，完整的社会进化只发生在中国；对于其余人类——特别是西方——来说，大体上是千万年的相对静止和近现代的“变异”，后者也是中国的“从量变到质变”：量变发生于历史上的中国，质变发生于近现代的世界，只是因为天时地利的缘故，西方暂时唱主角而已（在全球化时代，谁唱主角，决定于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前一阶段是“海洋地缘”，西方乃“近水楼台”。如果创巨痛深的生物圈尚有“余地”，随着单纯的海权的式微，“海陆有机”的中国必将取而代之）。

    文明是多元并起、四处开花，还是一元辐射、遍及世界？实际上，所有的“有今无古”的文明都是中华的派生；所有的“有古无今”的文明都是“复制中华”，或是在中华开启世界文明的大环境下被夸大的（仅是“文化”，而非文明。文明是发展和可持续性）。
 

（二）西方“文明史”是中国的翻版

在17世纪法国学者让·哈尔端看来，几乎全部的关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献、文物都是近世伪造的。《牛津古代百科全书》写道：“伪造和篡改的著作扭曲了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理解。”

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西方的真文明与假历史皆源于华夏。

严格地讲，依据进步和发展的标准，人类文明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文明和它所带来的现代世界（这是“从量变到质变”）。其余的文明，要么是中华文明所派生的“子文明”或对立物，欧美文明是两者的兼而有之；要么是照着中华文明的模样虚构出来的，那就是西方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尤其是在时间线上，西方的世界历史宗本于“圣经编年”，后者则宗本于“中国编年”。“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都是反复对照中国历史而被设计出来的。

有学者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古埃及编年史是由基督教编年史家‘筛选’出来的，据说是被曼涅托所编篡的古埃及国王系列，是幸存于基督徒书中的片断。”实际上，曼涅托和古埃及国王系列是16世纪的神职学者安尼乌斯，根据东方的信息伪造出来的。再者，“迦勒底（巴比伦）的编年史像古埃及一样，远非真实。”

作为西方历史的源泉的《圣经》是真的吗？似乎人人都有答案。——“摩西的编年史是假的，它的历史全是杜撰的。怎么办呢？那只好用中国历史来“改造”了！伏尔泰看来，使用中国编年史补救《圣经》作为（西方）原始史料的易谬性，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7世纪的欧洲人“复制”中国历史上溯至三皇五帝，伏羲是“时间基点”。《圣经》本身差不多是以中国的历史观与天下观为经纬，汇集其自身的神话故事，借助于“四大发明”而编篡出来的。西方是基于中国的时空序列，杜撰它的“世界历史”的。17—18世纪的文化欧洲是“中国热”：前一半在荷兰，后一半在法国。在这近两百年中，前四分之三时间的“中国热”焦距于中国编年史，从而形成了“圣经架构”的世界历史（法国革命后，其宗教外衣被抛弃）；后几十年的“中国热”集中在中国的政治思想，那就是典型的“启蒙运动”。即“通过伏尔泰和其他哲学家们的活动，在1740年之后，中国的道德和政治学开始取代中国编年史，成为影响欧洲的主流。” 

重申西方的历史学和“文明史”都是源于中国。西方的文明史是基于中国的编年史而伪造出来的，首先是根据中国的“时间序列”设计出“圣经编年”，再用它来纲纪“文明史”。诗云：“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并且，在《圣经》“演绎”文明史的过程中，反复核对“中国标准”（天干地支及《授时历》）。这里所说的西方“文明史”包括：A.“古典文明”（希腊、罗马）；B.“古老文明”（埃及、两河）；C.犹太—基督教史和基督教欧洲（中世纪史）。

西方模仿中国的造史运动可“一分为二”，并且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1.“历史学之创世纪”——神话成真，即16—18世纪在欧洲的“依葫画瓢、闭门造车”；

2.“历史学之十字军”——指鹿为马，即19—20世纪在近东的“科学考古、借尸还魂”。

应该特别指出，在其“发掘”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文明”的过程中，西方的相关学者们都几乎至始至终地使用“中国标准”，校准时间，定位归属；直到19世后期，它们“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从而凌驾中华文明为止——把中国上古史砍掉了一大半（今天现代中国的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

在此只讨论“造史运动”的前一半（历史学之创世纪），讲五点：

第一、1600年之前：主要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东方信息（华夏、阿拉伯和蒙古帝国）的激荡下，从基督教游离出来的“人文主义”（一批神职学者）开始按照“圣经神话”杜撰“异教历史”；例如，臭名昭著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年）虚构了17部专著，其中包括古代的波洛修斯的“巴比伦史”和曼涅托的“古埃及史”，它们已构成“泛西方”历史的重要素材。

第二、1600年左右：鉴于之前的神话和历史或是没有年代，或是时间混乱（例如，说上帝创世才几千年，又说“异教历史”则为几万、几十万年），少数神职学者企图“拨乱反正”，进行宗教统合。被称为“现代历史学之父”的斯卡利杰（J J Scaliger, 1540—1609年），偶然获得了有关中国历史及其朝代—帝王年表的信息（包括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的内容），受到启迪，用作基准，尝试建立“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古典文明、古老文明），从而对层出不穷的无据可查的文史著述加以汇总，提纲挈领。

第三、17—18世纪：由于1600年左右的神职学者（编年史家）所掌握的中国历史，远非清晰和准确，他们所设计的“圣经编年”的时间轴线及其相关的“世界历史”，全是自相矛盾，谬误百出；因而，受到耶稣会士从中国传至欧洲的“信息爆炸”的冲击，尤其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掀起巨澜，影响深远。于是，连续一百多年，好几代的欧洲学者们——包括科学家牛顿和启蒙旗手伏尔泰——都运用中国历史，对前不久刚形成的西方历史编年系统进行批判和修正，而使《圣经编年》越加贴近真实历史。

第四、按照常识，1582年罗马教皇颁布的《格里高利历》是公历的由来。但这是应当被质疑。因为该历法的前身——《儒略历》（古罗马）——并不存在；倒是之后不久，斯卡利杰根据中国资料“发明”了《儒略历》。再者，西方历法所基于的“圣经编年”形成于17世纪中叶，而在此之前，欧洲人基本上没有“时间观念”。最后，“公元”（A.C.）和“公元前”（B.C.）都是在17世纪被首次使用，却被说成是“古人发明”。《格里高利历》的问世实际上是很迟的，它应该是元朝《授时历》的模子铸出来的。

第五、西方历史不存在原始资料。西方的“原史”是神话。由神话杜撰、编篡“历史”；再通过科学考古加以“证实”。神话本于《圣经》，它是代久年湮的传奇故事之汇集；在四大发明西传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首次被印刷成书，被嵌入基于儒释道而伪造的“希腊哲学”的内容。《圣经》的时间（创世纪、大洪水）混乱而离奇，直到在17世纪才被用“中国时间”加以设定和校对。有关耶稣、《圣经》、古罗马和犹太国的唯一“人证”——约瑟斯夫和《弗拉维奥证词》——是伪造的。

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斯坦德论述了在历史与历史学——尤其是编年史——上的“中西融合”，也就是在这方面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和改造。他写道：

……欧洲文献的“原创”在事实上不仅包括他们（耶稣会士）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资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他们基于原始的汉文和满文史料的“再生产”。

……传教士尽力记下广泛的中国历史，其中一些内容来自明朝的最新出版物，它们包含遥远的过去和当代历史。如此关于一个国家的博大而和持续的历史对于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来说，是相对新奇的。

……通过耶稣会士介绍中国历史，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传统融为一炉。如此著述吻合于“文艺复兴消褪”（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时期的历史学科的发展。它是威廉·鲍斯玛（William J. Bouwsma）所使用的书名。他在其中概述地揭示了文艺复兴至现代早期的转型特点。耶稣会士的中国著述和同时代中国的相关写作皆很适合这个发展。事实上，不仅在耶稣会士的文字与中国的新书之间，而且耶稣会士与欧洲历史学之间，都存在着多维互动；它发生在各个层面上，涉及到时间概念和变化概念。

……近代以前的欧洲，时间和变化诸概念似乎没有意义。人们能知道……中国是线性和循环概念的共存。……在跨文化的意义上，当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返回欧洲时，他不仅带来全新的历史（时间概念：《中国上古史》），它比“圣经洪水”更早；而且还带来了全新的地理（空间概念：《中国地图志》）……。由此，从中国传入欧洲的历史知识构成了时代挑战的部分……。

……（耶稣会士）表述中国古代历史，这些文稿把一个全新的世界献给广大的欧洲观众，也就强化和细化了欧洲人的历史认同。

……耶稣会士把中国编年史与欧洲体系交织起来，革新（西方）古代时间和（基督教）普世编年（universal chronologies），使之变得适中。……由于“发现”中国古代历史，便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扩大了（欧洲的）“全球历史”的视野。耶稣会士的著述对欧洲编年史的冲击这一情况，已经被广泛的研究……。这儿，我只想简明地提出问题，强调在这个（欧洲）编年史上，中国的原始资料和欧洲文稿的互相作用。

……由于（西方）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神学的历史，《圣经》便成为主要的参考。除了“创世纪”，被相信发生在诺亚时代的洪水也是重要的计算参数。鉴于诺亚及其家庭是洪水灭除人类之后的绝无仅有的幸存者，现今人类应该是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及其妻室的子孙。

17世纪中叶的欧洲涌现出众多的编年史，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詹姆斯·乌雪（James Ussher, 1581—1689年）的著作为代表的。它是基于“希伯来圣经”的拉丁文译本；按照该编年史，世界被创造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引者按：“创世纪”——开天辟地——仅是几千年前？何等荒谬！），洪水发生在1,656年之后，即公元前2348年。这是被天主教会普遍接受的编年史……。二是伊萨卡·福修斯（Issac Vossius, 1618—1689年）的著作为代表的，基于更早的“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按照该编年史，世界开始于公元前5622年，洪水发生在2,256年之后，即公元前3366年。

问题是由中国引起的，以卫匡国的著作为发端，因为中国资料显示了洪水之前的历史记录。既然诺亚洪水已灭除万物，为什么还有历史记录呢？根据卫匡国，真实可靠的中国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952年（伏羲），……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的记录是非常可信的。在卫匡国的书出版之后的75年，杜赫德（du Halde, 1674—1743年）阐明了中国编年史令人信服的理由：它是持续的和详实的，它不像希腊和罗马的古史为神话，它是对基于天文观测的数据的验算，其古代历史是出自同时代的史官之手……。由此，中国编年史对欧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古代历史果真如此，那么，圣经的编年史就是值得质疑的，洪水不是灭除一切了吗？

……伏尔泰把世界编年史的开始置于中国，因为他认为该国的准确历史记录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编年史著作的存在，其通达和六十年循环的方法（天干地支），极大地便利了欧洲人的编篡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