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南大的缘份，始于1981年，而至今未完，一辈子也完不了。

那时是考完试，知道分数再报的志愿。我考的很好。父母不想儿子去得太远，而儿子却怀高飞之志，因此也不愿在广东读书。父亲无意中说起过，他本来要报考中央大学的，只是读了太多鲁迅，去参加了游击队。我在南大的招生简报上，偶然看到她的前身即中央大学，于是就报了其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我被录取。

那时，物理系还是热门的，哪几个考理科的不怀“两弹一星”之梦，那就是强国之梦啊。子继父志，也让我成了父亲喜爱的儿子。

我到了南京之初，即有两个极深的印象：一是那儿的人老实，二是南大的学风严谨奋发。物理系开会欢迎我们，主持的人便鼓励我们要争第一，要有雄心，并以系友严济慈，吴健雄，赵中尧等为勉。那时，系主任是魏荣爵博士，费米的学生，回国后作了几十年的主任，也是学部委员。他的英语和京剧都一样纯正。学问自然更为深湛。可惜我无缘亲灸问学，不敢妄言。另一位学部委员是冯端先生，其兄弟二人（兄冯康，科学院计算所长）均为院士，一时佳话也。其学我也不敢置评，不配评，有其书（《金属物理学》等）在，大家气象，能读者由衷称善。

入学不久，我就有了信仰的问题。我的信仰，不过一善字，好字，或者说“秩序”。但当时所学的热力学第三定侓要了我的命。该定律断言：在封闭的系统中，其墒必然增多，即其秩序必然减少，而至于无序。这当时对我，打击之大，无可复加。我所信仰的物理学，实在无可信仰。我开始广泛阅读有关“死”的东西。对我来说，无序和死，同义异词而已，不可接受。图书馆里Hemingway,全读了，Kigarggard读了很多，后来还读了不少的Emily Dickinson,John Donn,企图从他们那里得到安慰和启示。南京的肃杀寒冬，是读这类书最好的背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甚至开始写类似的詩。“柔长的黑发，和发光的白骨”一类。

我要求转系，要读英文专业。无非，是继续寻找这类安慰，那时，我真的需要那怕一丝阳光，一根稻草。

转系的难，在当时，是不用多说了。幸亏当时从美国回来的冯致光副校长多方设法，也因为自己英语还算争气（入学时即获通知免修一年），最后还是转成了，虽然诸多周折。
信仰的问题，这时也有解决。比利士的普里高津（后来也成为南大教授）发现：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变化到一定閾值时，可能从原来的混沌无序的状态，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即所谓“耗散结构”。他因此获得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如果我早点读到Prigogine,也许不会转来转去，但假定非事实，无可“如果”“那么”的。

南京的天，从来没如此美好。我一点也不为转系而后悔，当时也决没有力量再重读物理。我从那时起的每一天，都在感受那个城市的魅力，她的历史到处都是；感受南大的宽容，她深沉的学术追求。用“如鱼得水”来形容自己那几年的生活，确切不移。南大于我，诚同再生。学业上，我也学得得心应手。正常的课程之外，尚选有许多有趣的课目，如：Latin,Astronomy, European Classics,《詩经》等，那都是什么日子啊。闲了郊游，去东郊，闷了买书，去杨公井，而知识亦再此中长进。学校当年没评上重点投资大学，大家上街，为校请命，终于换了个好校长，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毕业前，由于家庭的变故，我没去考已经报考的北大许淵冲的研究生，离开了南京，回到广东来。

过三年，游南京，认识了当时正在南大读书的现在的妻子，她爸爸妈妈也是南大毕业的。那年的南京，三月四月，美不胜受。

三年前，我儿子出生在南京，在南大医学院鼓楼医院。当时南京大雪，白的不得了。
古人说，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南京南大于我，恩同再做。有生之年如有幸，可以报点滴，那这份缘分，才算完备。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这篇短文，写在这里，不知有没有人看。不能再长了，浪费各位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