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

　　在全國上下大興土木拉動經濟增長的今天，大學也趕來“湊熱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成為大學的標誌性建築，稱之為“主樓”，紅磚青藤的四層樓房被白瓷片藍玻璃的六層樓所取代，稱之為“改造”；一座座的教職工住宅樓聳入雲霄，稱之為“塔樓”；”培訓生樓”、“科技開發中心”等創收自救的工程也見縫插針，紛紛上馬。總之，在這股把一切都凝固起來的建築潮流中，大量的教育經費化成了磚石與灰漿。

　　近年來，許多高校調子唱得最高的是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次高的是建設國際知名的大學。我想，跟“國際接軌”恐怕是其前提吧?不妨讓我們看看世界一流大學是怎樣辦的。

　　世界高等教育的現代化是從柏林大學的創辦開始的。1806年，普魯土在耶拿戰場大敗於拿破崙，割地賠款，易北河彼岸地區被割讓，喪失了當時最重要、最完備的哈勒大學。認為“國家必須用腦力來補償在物質所遭受的損失”的普魯士國王發布命令，決定在柏林成立一所新的大學，“它(柏林)具有一座完善的全國性的教育機構所需的一切，能以最小的開支取得最大的效果”。儘管原來就不富裕且經濟處於低谷的普魯士從1808年起要支付1．2億塔勒的戰爭賠款，但國王仍應當時內務部教育廳廳長、柏林大學的參與籌辦人洪堡的要求，撥款15萬塔勒作為新大學的經費。1820年，柏林大學的預算為24.7萬塔勒，1870年達到77．4萬塔勒，而其中的大部分經費用於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1870年柏林大學的建築費用僅6000馬克，占總開支的極小部分，而用於學科建設的科學研究和預算比工資預算多出一倍。這是不是說教授的待遇就差了呢?洪堡當時為柏林大學教授計劃的標準工資是年薪1500塔勒，認為教授應有豐厚的工資，這樣他們才能夠沒有經濟煩惱而專注於增進知識的主要目標。1834年，柏林大學正教授的實際收入(包括工資、講課費和其他收入)平均已達2236塔勒。在19世紀20年代的德意志北部港口城市，一個手藝人家庭的年生活費用約為150塔勒；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如麵包師或細木工家庭生活費用需450塔勒，過得較舒適的需600塔勒；一個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需600~1000塔勒。由此可知，柏林大學教授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高於一般中產階級的。

　　正是因為如此的辦學方針，柏林大學在初創時第一批教師便匯集了施萊爾馬赫、費希特等著名學者，以後接踵而來的一流學者有歷史學家蘭克，哲學家謝林、黑格爾，自然科學家普朗克。在一戰前42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中，有14人是德國人，其中柏林大學一校就擁有8人。在納粹統治前，柏林大學可以自豪地宣稱，該校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多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學或機構。柏林大學在100多年中保持了第一流大學的聲望，德國大學成了世界各國大學的師表。

　　各國的大學，特別是美國的大學，仿效德國的大學最為得力和用功，尤其是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創建。美國商人、銀行家和慈善家約翰·霍普金斯遺囑捐贈700多萬美元，其中的350萬美元用於建一所大學，它不附帶任何條件，只是學校的基金將不能用於校舍建築。校長吉爾曼有句名言，他更喜歡將霍普金斯的錢用於“人，而不是磚塊和灰漿”。他說“大學的聲譽應該取決於教師和學者總的品質，而不應取決於人數，更不取決於供他們使用的建築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早期沒有建設校園的措施，甚至沒有足球場，然而卻有大量供研究用的設備，看上去更像一座工廠或大的商店。當初，前去祝賀的英國科學家赫胥黎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開辦典禮上演說道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只能表示讚賞。在我看來，最明智的決定是不把目光局限於眼前。我經常看到，在那股把一切都凝固起來的建築潮流中，巨額的教育經費變成了純粹的磚石與灰漿，而使本該用來資助學術機構工作的資金所剩無幾。從前有位顯赫的將軍把某個地方夷為平地，卻稱之為和平；教育資金的管理者也往往築起一座宮殿，而稱之為大學。如果允許我冒昧地就一個我力所不能及的問題發表意見的話，我要勸告你們，當你們建造房屋時，要物色一個誠實的磚瓦匠，讓他來建造你們確實需要的房屋，並留有充分的發展餘地。一個世紀後，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所在地)與俄亥俄州的股票價格超過了票面價值1000美元，而你們對所有必須資助的教授都已給予了幫助，並建成了你們所需要的全部實驗室，擁有了所能想像的最完美的博物館和最完備的圖書館。到那時，如果你們還閒擱着幾十萬美元的話，那就可以請一位建築家，讓他給你們這所大學裝修一下門面。……貴校明天即將正式開始實際活動了，希望它圓滿地達到它的崇高目的。祝願它的聲譽與日俱增，成為一個能獲得真才實學的學府， 一個自由研究的中心，一個智慧之光的聚合點，直到人們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就像過去尋找波洛尼亞(意大利最早的中世紀大學)、巴黎或牛津那樣。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常常被稱之為設在美國的柏林大學，史家稱之為美國第一所真正的大學。任職25年的校長吉爾曼不負眾望，他為新大學招募了第一流的學者，其中大多數都有留學德國的經歷。他將學校的中心工作放在提高科研實力和研究生教育上，取得了第一流的科研成果，造就了第一流的畢業生。據?926年統計，在當時1000名卓越的美國科學家中，有24-3人是霍普金斯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子該校的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曾指出．“霍普金斯大學的創辦在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中標誌着一個新的紀元。”約翰·霍普金斯的名字也逐漸有了一種享譽世界的意義，它象徵着美國高深的學術和教學的發展。

　　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開創時期，那些到西方取火的普羅米修斯取來的可是真經。蔡元培治校，“學校圖書、儀器等之設備費，至少需占全校經費百分之四十以上。薪水及行政費，不得超越全校經費百分之六十”。蔣夢麟執掌北大時，”北大一向是窮慣了，什麼事不一定要有什麼規模，只要有教員、有教室就可以上課”。在抗日戰爭前夕，北大以不動一草一木為原則，未運出任何設備，在與清華、南開組建西南聯大時，一些學科離開了有基金和家當的清華寸步難行，所以作為三常委之一的他，自覺矮人三分，底氣不足。當北大出身的傅斯年責備他不管事時，他卻說“不管就是管”。在不斷被炸毀又不斷翻新的低矮的茅草屋中，在泥牆泥地的簡陋實驗室里，西南聯大培養出了像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等等頂級的大學者。

　　當然，這些都是老皇曆了。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學大都坐落在富裕的美國，當年的大學早巳鳥槍換炮。早在20世紀60年代的哈佛，總開支中用於大學水平的主要學科的經費還不到1／8，羅斯福實施“新政”前後，哈佛大學有一半是新建的大樓，以至於美國著名的高等教育和改革家弗萊克斯納驚嘆道．“是誰迫使哈佛大學走上這條錯誤的道路?”

　　難道我們能跟着哈佛走嗎?今天的哈佛年度預算達10億美元，圖書館的年度經費達4000餘萬美元，每年新增圖書30餘萬冊，為加強大學的教學一投資就是500萬美元，而衡量科研成果和水平的SCI論文每年有8000餘篇(我們的第一學府北大不足500篇)。固然，我們的高等學校由於長期的經費短缺造成了高校教師的營養不良，教學科研用房不足，但我們千萬不能忘了我們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度．百廢俱興，千業待補。即便政府同意增加教育經費，對於廟多僧多事多的大學來說，也不過杯水車薪。但有限的資金如何用在刀刃上，大學建設中軟件和硬件的矛盾如何處理，值得當校長和領導的睡不著覺，好好想想。我們總不能待在漂亮行政樓里一間裝有九支燈管的辦公室里，而看着圖書館裡1／3的書架得不到充分利用，聞不到號稱大學重鎮的書香；學生沐浴不到大師的風采且不抱怨，因為那要求太高，但至少不希望被堂堂都是百人的大課來加工，在建成流水線上成批量地生產……

　　說起高校的建築任務，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即蓋房子是幹什麼用的。翻開《中國教育事業統計年鑑(1995)》得知，在當年新增的建築面積中，27．6％為教學及輔助用房，16．5％為學生宿舍，40．7％為教工及家屬住宅，多半是安居工程。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學生和教職工校內聚居的習慣，學校辦成了社會。有位研究中國高等教育的日本專家寫道：

　　訪問中國大學的日本人感到新鮮的是，中國的大學不僅是進行教育和研究的場所，而且是學生與教職工生活的地方。與日本的大學不同，在中國的大學中，不僅學生全部住校，而且大多數教職工也在校內居住。挎着菜籃子急急忙忙往家趕的教授，拿着臉盆去校內浴室的學生們，吃飯時間教職工宿舍區家家戶戶飄出的飯萊香味等，通過這些視覺、聽覺和嗅覺，你能領略到在日本大學中體會不到的獨特風情。中國大學已經成為一個“小社會”，帶有強烈的生活共同體的色彩。

　　不過，現在已發生了點變化，隨着校園的日漸狹小，許多教職工已搬到校外學校購置的小區。

　　清末近代高等教育的初創時期，雖儘量實行學生寄宿制，教師基本上不在校內住宿；民國時期，因為經費原因也未能為學生及有關人員提供校內住宿。富有的清華學校提供寄宿制，雖為教師在校內提供大量住房，教師可以用較少租金在校內租用設備良好的房子，但從當時整個高等學校看，教職員一般不在校內居住。如設備良好的交通大學，從1928年的教職員名單來看，當時管理科、電機科、機械科三學科的教員共55人，其中除5人住所不詳外，其餘50人中在校內居住的只有6人。新中國成立後，每人都統歸工廠或學校各“單位”管理，各單位負責其職工的一切社會福利待遇。如果你的單位是大學，那麼大學就應該為你分配宿舍。為落實新政權大學向工農子弟開門的政策，免費提供宿舍是必要的措施。學生畢業後就離校，而教職工即使退休甚至死亡，住房也不必退還學校，家屬照樣可以繼續居住，子子孫孫無窮匱也。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學校住房供不應求。隨着大學的發展，似乎蓋的房子越多，呼喊缺房的和無房戶也越多，大學的財政也越來越緊張。

　　許多世界一流大學和國際知名大學，對於急需教學科研用房的基建都顯得那麼吝嗇，而我們卻在集中財力搞安居工程並以之作為校長的政績，難怪我們離世界一流大學和國際知名大學越來越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