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人喝“黑汤”？
——钱学森的保姆

因为钱学森先生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家的保姆是经过中央层层审查的，不过几道政审关就进不了钱先生的家门，好几个保姆都在严格的政审过程中被“卡”掉了。

同住特楼的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闻知此事，正好她单位里一位老电工的爱人还赋闲在家，就推荐上去，一轮轮筛选下来，就正式到钱老家报到了。

新来的保姆显然对钱先生的“洋习惯”很不适应。“来了客人，为什么让我给人家端上
一杯黑乎乎的汤呢？”保姆皱着眉头，一脸的不解，“听说喝起来还特别苦”。
后来日子久了，她才渐渐弄清楚，原来这种“黑汤”名字叫“咖啡”，几个月下来，保姆煮咖啡的技术也越来越娴熟，钱先生带回来的美式咖啡壶成了她每天都要擦拭的东西。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是品咖啡的行家，当浓郁的咖啡香气从厨房飘进客厅的时候，连蒋英也禁不住夸奖起来。

不识字才能当保姆
——钱三强的保姆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钱三强夫妇身肩研制原子弹的重任，孩子又小，家中的保姆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人，但找保姆又是个大问题。

为了方便工作，家里难免会存放一些机密的资料和数据，要“保密”就不能要“保姆”，何泽慧奶奶幽默地说，如何才能二者兼得呢？当时夫妇俩人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思来想去，找个不识字的保姆才是上上策。

何泽慧院士上班的地方远在郊区，中午不回来吃饭，保姆只需要给钱三强先生一个人做午饭。“保姆比我还了解钱先生。”

钱先生每天下班之后，都是保姆主动接过他脱下的大衣和手中的提包，天长日久，钱老已经习惯了这个简简单单的动作，偶尔保姆因为休息暂时不在家，钱老依然在门口等着有人接过大衣，等着等着就陷入了对某个研究问题的沉思，许久才反应过来，连自己都笑了。

为一家做了半个世纪的保姆
——贝时璋的保姆

在１４楼阴暗的楼道里，记者拾阶而上，不期然碰上了一位正在下楼的老奶奶，典型的宁波口音，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就是贝时璋老人家的保姆，被家里人称为“李妈”。１９５４年随贝老一家来北京，屈指算来，已经四十多年了，真应了贺知章的那句诗：“乡音未改鬓毛衰。”

李妈２８岁的时候经人介绍，来到贝家，今年７０多岁，仍然没有“下岗”，中间因为家务事离开过一年半载，但贝家和李妈都很念旧，过不多久就又回到了贝家。
“李妈真是好福气！”贝老的女儿告诉记者，“她１８岁结婚，现在已经做太奶奶了，四个曾孙子，四个曾孙女。”李妈听到之后，笑得脸上的皱纹都挤到了一块。

“李妈的厨艺没得说，我们天天都吃她做的菜。这还不算，我父亲几乎吃了一辈子她做的菜，换个旁人，他恐怕还真不适应了。”贝老的大女儿说。２００３年的元旦，贝老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掌勺的还是李妈，她虽然腿脚已经不利索了，但稳稳地站在灶火前，依稀还能看到她３０年前的影子。“宁波人都很勤快。”贝老自己也是宁波人，“做学问也要勤快，这是互通的。”

金牌保姆
——陈家镛的保姆

陈家镛院士家的吴桂英堪称整个特楼里的金牌保姆，她曾经在几位部级领导家中工作过，多少见过些大世面，不过做到最后，她还是最怀念在陈先生家做事的日子，因为陈先生夫妇从不挑剔，待人又和气，感觉像为自己家做事一样。

有人问她：“你家主人可是留过洋的，他们这样的资产阶级家庭，是不是特别腐化堕落？”吴嫂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问到这里，她有点着急地说：“你可不能冤枉我们家的先生，他待人可好了，如果这也叫资产阶级的话，那些部长的老婆们就更资产阶级了，所有的衣服都要熨烫……陈先生一家从来不这么讲究的。”

可能是在陈先生家平等惯了，到了部长家里，天天都要仰视，成天还要看部长夫人们的脸色，呆不多久，她就辞了工，另谋出路。

离开陈家多年之后，吴嫂依然和陈家镛老两口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什么苦水都找他们来诉一诉，“能力所限，虽然不能真正给她做主，但至少可以为她分担些烦恼。”陈家镛先生的口气永远是那么温和。直到现在，吴嫂做的“硝肉”还让特楼里长大的孩子念念不忘。

三年困难时期，１５楼的柳大纲先生，身为中国化学界的一代宗师，却依然囊中羞涩，不得不打报告申请中科院化学所，每月代交６０元钱以请保姆。

特楼里几乎家家都有保姆，保姆密度之大恐怕无楼能及。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家们或者过世或者相继离开，特楼里再难见到保姆们匆忙的身影，关于保姆的故事就像发黄的老照片，掩在科学家们的旧相册中，虽然断了线，但用回忆串起来，一如往日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