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当上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
——杨福家教授自述

　　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自今年1月1日起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第一位出任英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中国人，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那么，杨福家如何当上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呢？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记者采访了杨校长，下面就是他的自述：

经济全球化，会加快教育融入国际发展潮流的趋势。教育国际化的含义很多，包括大学校长要走上国际舞台，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更多地加入国际组织中去，让世界了解中国。诺丁汉大学敢于邀请外国人当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也是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措施。

下面我谈谈自己，诺丁汉大学把我树得很高，说我是杰出的院士，是著名物理学家，在本门领域有极深的造诣，但我真诚地而不是故作谦虚地讲，我绝对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校长，也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比我强的人多得是，但有一点，我被人家认识和理解了，只不过如此而已。

那么我是如何被人认识的呢？教育部给了我许多机会，如果我没有担任过6年的复旦大学校长，我不可能被聘为英国校长，但单单凭此不够，我还抓住机会跨入到国际舞台上去了。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这个协会已经成立30多年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执行理事会里一直没有中国大陆的代表。我曾写过一本书，名为《追求卓越》，体现了我的人生中的一种哲学思想：做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认真去做。我在参加会议前作了充分准备，充分准备的结果是作为中国唯一代表，我被选入执行理事会，这一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我如果未被选上，进不了理事会，也就没有更多的机会让人了解我。日后正是作为这个协会的执行理事，让我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使国外的校长有机会了解我国的教育进展与巨大的成就，并对我也有了认识，增加了友谊。

进入国际组织的过程也就是被人家了解的过程。因此，中国大学校长很有必要参与到相关的国际组织中去，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1999年我不当复旦大学校长了，就给该协会写信不再做执行理事，但我希望还是由内地的大学校长来担任执行理事，于是，我推荐某名牌大学的校长去担任该职，但那一年正好换上一位丹麦人当这个组织的主席，他对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很熟悉，于是就选了那位校长做执行理事。不久我又担任了民办大学（培尔）的校长，丹麦主席知道后，又增加了一个执行理事的名额让给我，就这样，中国在该协会目前有两个执行理事。这件事说明了国际上不仅看重大学的牌子，也讲友谊，要参与这个国际圈子，让人们了解你。

我很幸运，国家给了我很多出国机会。1963年我就被国家派往西方进修物理，当时驻丹麦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对我说：“留学生不单要念书，还要广交朋友”。我感谢他的提醒，于是在学习本专业知识的同时，与大量同事成为了好朋友。当时该研究所有80个研究人员，其中近50位是外国教学，仅美国就占了30名，日后这批人中有很多成了世界科学界的权威人士。

但英国我只去过4次，1998年前我没去过英国，许多人感到好奇，我怎么会当上英国大学的校长呢？1998年教育部推荐我代表复旦大学第一次去英国参加二十一世纪大学校长协会，我国有两个名额，另一位校长当时工作忙走不开，没有去。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不少校长的共鸣。两个月后我第二次被教育部派去英国，这又给了我一个熟悉英国、被人了解的机会。通过参加这两次会议，英国教育界对我有了认识，我也与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与他的教育观点有很多共识，在他的建议下，该校于1999年授予我为该校名誉科学博士。之所以聘我当名誉科学博士，还因为我在这之前，在美国出版了《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一书。之前，我虽然出了很多中文书，但很多西方人不会中文，没看过我写的书籍，于是，为了能用非常漂亮的英文书写该书，又能弥补我的一些不足，我与一位美国著名教授合著了此书。

在英国历史上皇家特许的大学校长都是王室人员担任，这次诺丁汉大学迈出既有远见又很勇敢的一步，要打破这个传统，选一位有国际化特征的校长，那么，到哪里找这个校长呢？据说有人建议到亚洲找，该校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个校区，但后来他们看到了教育的大发展将是在中国，于是选我当了校长。有人说，他们选我当校长是看中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

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自今年1月1日起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第一位出任英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中国人，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那么，杨福家如何当上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呢？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记者采访了杨校长，下面就是他的自述：

经济全球化，会加快教育融入国际发展潮流的趋势。教育国际化的含义很多，包括大学校长要走上国际舞台，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更多地加入国际组织中去，让世界了解中国。诺丁汉大学敢于邀请外国人当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也是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措施。

下面我谈谈自己，诺丁汉大学把我树得很高，说我是杰出的院士，是著名物理学家，在本门领域有极深的造诣，但我真诚地而不是故作谦虚地讲，我绝对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校长，也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比我强的人多得是，但有一点，我被人家认识和理解了，只不过如此而已。

那么我是如何被人认识的呢？教育部给了我许多机会，如果我没有担任过6年的复旦大学校长，我不可能被聘为英国校长，但单单凭此不够，我还抓住机会跨入到国际舞台上去了。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这个协会已经成立30多年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执行理事会里一直没有中国大陆的代表。我曾写过一本书，名为《追求卓越》，体现了我的人生中的一种哲学思想：做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认真去做。我在参加会议前作了充分准备，充分准备的结果是作为中国唯一代表，我被选入执行理事会，这一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我如果未被选上，进不了理事会，也就没有更多的机会让人了解我。日后正是作为这个协会的执行理事，让我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使国外的校长有机会了解我国的教育进展与巨大的成就，并对我也有了认识，增加了友谊。

进入国际组织的过程也就是被人家了解的过程。因此，中国大学校长很有必要参与到相关的国际组织中去，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1999年我不当复旦大学校长了，就给该协会写信不再做执行理事，但我希望还是由内地的大学校长来担任执行理事，于是，我推荐某名牌大学的校长去担任该职，但那一年正好换上一位丹麦人当这个组织的主席，他对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很熟悉，于是就选了那位校长做执行理事。不久我又担任了民办大学（培尔）的校长，丹麦主席知道后，又增加了一个执行理事的名额让给我，就这样，中国在该协会目前有两个执行理事。这件事说明了国际上不仅看重大学的牌子，也讲友谊，要参与这个国际圈子，让人们了解你。

我很幸运，国家给了我很多出国机会。1963年我就被国家派往西方进修物理，当时驻丹麦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对我说：“留学生不单要念书，还要广交朋友”。我感谢他的提醒，于是在学习本专业知识的同时，与大量同事成为了好朋友。当时该研究所有80个研究人员，其中近50位是外国教学，仅美国就占了30名，日后这批人中有很多成了世界科学界的权威人士。

但英国我只去过4次，1998年前我没去过英国，许多人感到好奇，我怎么会当上英国大学的校长呢？1998年教育部推荐我代表复旦大学第一次去英国参加二十一世纪大学校长协会，我国有两个名额，另一位校长当时工作忙走不开，没有去。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不少校长的共鸣。两个月后我第二次被教育部派去英国，这又给了我一个熟悉英国、被人了解的机会。通过参加这两次会议，英国教育界对我有了认识，我也与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与他的教育观点有很多共识，在他的建议下，该校于1999年授予我为该校名誉科学博士。之所以聘我当名誉科学博士，还因为我在这之前，在美国出版了《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一书。之前，我虽然出了很多中文书，但很多西方人不会中文，没看过我写的书籍，于是，为了能用非常漂亮的英文书写该书，又能弥补我的一些不足，我与一位美国著名教授合著了此书。

在英国历史上皇家特许的大学校长都是王室人员担任，这次诺丁汉大学迈出既有远见又很勇敢的一步，要打破这个传统，选一位有国际化特征的校长，那么，到哪里找这个校长呢？据说有人建议到亚洲找，该校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个校区，但后来他们看到了教育的大发展将是在中国，于是选我当了校长。有人说，他们选我当校长是看中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吴春燕）

《光明日报》 2001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