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亲历了改变历史的高考

《中文导报》编者按：

77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从十年动乱后首次通过正式考试迈入大学之门的知识精英。恢复高考这一重大改变发生在1977年，改变了当时在全国荒废的、混乱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国家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时代向“尊重知识、向往文明”回归，成为国家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此，“77级”的涵义，远远超出了一届大学生的指称，演化成时代的象征和重要的历史符号。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中文导报》编辑部邀约了几位旅日77级大学生，听他们抚今忆昔，回忆了自己度过的难忘岁月和无悔年华。

李扩建：四十年弹指一挥间
(北方交通大学77级大学生)

当年的高中班主任范上燕老师和同学们，欢送李扩建赴北京上大学留影。

我是太原市文革后的第一届高中生，也是中国恢复高考后被大家称之为“77级”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是77级毕业后的第一届正式硕士研究生。

文革后，77年恢复高考。当时，我在山西省清徐县杨房公社杨房生产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经历了两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还在太原铁路局机械修造厂机床大修车间作为“机械钳工”学徒两年多了，已经21岁。

在工厂报名后，通过了政审等手续，顺利取得了《准考证》。到高考前一天，我们一直坚持每天照常上班。我在工厂跟的贾福有师傅，是个非常纯朴的四级钳工。高考仅剩下一周时间，他让我在厂内宿舍里，准备高考。

我的高考地点是太原市五一路小学，交通工具与上班一样骑自行车，自己一人骑车去骑车回。当时，每天上班都是带饭，高考的两天中午吃饭也和上班一样，是从家里带饭。

为了参加高考，单位给了两天时间，高考后一天也没有休息，照常从享堂骑着自行车去“皇后园”车站附近上班。

回想起来，我上小学五年级的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几年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外几乎没有学到任何东西。1971年，我从西安的秦川机械厂子弟学校八年级（九年一贯制，相当于高二）调回到太原，当时太原市刚刚恢复高中，只有一年级，我就被插入到了太原市第九中学校高一班。我属猴，班里最小的同学都比我大两岁属马，还有几位属龙的。

太原市第九中学校高一，二班是文革后的第一届高中生，配置了最强教师阵容，数理化老师除了使用全国统一教材以外，还采用了文革前的教材为我们授课。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对高考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班里传说大学招生也要恢复，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干劲。后来由于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同学们知道没有考大学的可能性了，学习的积极性也就减少了许多。

我们高中一毕业，正好赶上了太原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热潮。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马上高高兴兴地报了名，按照山西机床厂（国营247厂）的安排，214人一起到了清徐县杨房公社杨房大队插队落户，当了农民。

期间，村里一位“右派”私下借给我一套线装本的《古文观止》，我很高兴，晚上没电，我就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亮，将《古文观止》抄写到一个笔记本上。时值“批林批孔”运动高潮，同屋的知青将我告发到了公社领导，说我在“克己复礼”。每晚大队部里干部开会，我是知青大队长，当然要参加。公社党委副书记在会上询问我看古书之事，我灵机一动说，我想知道孔老二在说什么，这样才好去批判他啊。这样，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是这对我们缺乏的古典文学知识有所提高，也对日后的高考起了作用。

高考之前，高中数学老师黄德兴借给我一本数学题选，在工余时间里复习数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考完第二天上班，大家都很关心地问，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不理想，准备明年再考吧！后来知道，考完后说考得不错的人反而名落孙山了。

从工厂得到北方交通大学（现为北京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后，党委书记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和我说，今后五年的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计划都有了，其中没有你。恢复高考，使你变成了一条漏网之鱼。在太原铁路局里，向机械修造厂这样有技术的工作岗位并不多，也是一个非常难进的单位，路局分局干部子弟很多，推荐大学生自然就没有我的份了。

从机械修造厂考上大学有两位，我考到了北京交通大学，另外一位进入了山西医学院。

以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第一步，我们77级大学生也就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

最后用一首五七五汉俳结表达我的感慨：考后四十年，真像弹指一挥间，感慨超万千。

赵新为：我是大学生了，不是梦
(天津大学77级大学生)

赵新为当年与高中班主任留影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又让我的思绪回到四十年前，回到1977年冬天的那场改变人生的高考的点点滴滴。

我出生在河北农村，小学上得早，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岁。毕了业就要回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娘肚子里的时候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生下来就先天不足，那时也身小体弱，农村的重活是干不来的，就当了个民兵队长，每天背着一支步枪和几个下乡知青巡逻。在农村半年后，有一天高中班主任路过来看我，一个月后我就被调到一家高中当民办教师，教一年级数学。那时，农村孩子上学一般比较晚，我的学生里有一半岁数比我还大。当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也对我复习考大学帮助甚大。

转眼就到了1977年夏天，同事里开始传说要恢复高考，大家都是将信将疑。文化大革命后期知青上山下乡，要接受再教育两年后才有资格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毕业不到一年，没有资格被推荐，心想就是考试也得先劳动两年再说，所以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等到正式公布人人都可以参考、按成绩择优录取时，离12月15日考试只剩下了一个半月。我所在的中学组织了夜校，为想报考的人开班，我还担任了十个课时的平面几何。我白天上课，下午改作业，晚上讲课，复习的时间很有限。学校当时刚搬了新校舍没有电灯，只好在蜡烛下工作，我的眼睛就是从那时开始近视的。

随着招生简章的公布，选学校填志愿成了一件头疼事。我起初打算报考中文系，家里却持不同看法。文革的余悸犹存，在政治动荡不已的中国有一技之长才算是铁饭碗。最终我决定报考理科，而且是正在兴起的电子学门类。文革十年没有招生，当时的信息十分匮乏，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好不清楚，更不知道各个大学的招生标准，也不知道自己所在地的教育水平。第一年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更不敢照着知道的几个名校来填，万一考不上明年说不定就没有机会了。当时在农村只要是“吃商品粮的”，那可是骏马得骑美女任选，而考大学是摆脱农村户口的最佳途径。我们那儿文革前没出几个大学生，有一个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算是小地方的大秀才了。

我最终决定报天津大学，却和上述考虑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同事老师的一句话。他说，毛主席曾四次视察该校，校名也是他亲笔题写的。我就这样把天大在河北招生的唯一专业做了第一志愿。我入学后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知道了信息不足的可悲，其实还有那么多的选择。但是不管怎么说，那场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无数人的命运，所以当时的点点滴滴还可以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自己选错了专业，而是一直在这一行里耕耘。

第一年高考，河北省理科考四门：语文、政治、数学和物理与化学，不考外语。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记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现在看起来幼稚得可笑，但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题目，因为我们上学就没学什么东西。我答完卷后去看了那位把我从农村调去当老师的班主任，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件令我至今都忘不了的事，有时会觉得冥冥之中真的有命运之神在主宰你的一切。

我到老师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就示意我先等一会儿。恰好在桌上有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是“两报一刊评论员”文章：《论毛主席的三个世界伟大理论》，我就随意浏览了一下标题。没想到下午的政治考试题里，就有一道论述三个世界理论重要意义的。我在答卷时就像眼前有一张立体的报纸在那里一样，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我想，多三分五分的效果还是有的。河北有一句土话叫“风吹草帽扣鹌鹑，时气上来不由人”，人生中总会有这么几次让你暗自叫好的机缘。

考大学也不全是好事，考完后我病了一场，住了人生第一次医院，眼睛也开始近视。有传言说，健康问题会直接影响录取，我当时的视力大概有1.0，体检那天我把视力表的下面几行全背下来了，结果是1.5，算是一个小小的作弊。我上了大学就开始戴眼镜，一直到现在。

2月11日夜，我背着母亲做的铺盖卷，登上了驶往天津的火车，告别了我生活了十七年的小村庄，开始了一种在那以前绝对不敢想的生活。火车里暖气不足、我更没有睡意，也生怕这是一场梦，醒了又会回来，就这样闭着眼睛思绪万千。火车咣咣当当走了一夜，到达天津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出了车站，迎着满天朝霞、望着初升的太阳，呼吸着冷冽的空气，我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是大学生了。

吴小玲：我又哭又笑报告了录取喜讯
(苏州丝绸工学院77级大学生)

相隔40年，吴小玲与当年的同窗合影

40年！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光！况且一个人成年后的40年、那将是永远的记忆。40年前的1977年11月，中国开放了关闭十年的大学高考大门。据说那时有570万人报名考试，最终录取了27万名大学生。我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随后按毛主席指示下乡劳动，被分配在湖北省浠水县的一个知青点。“知青”这个名词、代表了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和“磨炼”。我们的知青生活，是每天面临着一望无际的田野、漆黑的灶台、分配的大米和免费的井水；我们的梦想就是如何早日回家……

当国家公布恢复高考制度时，最激动的是我的父亲。他没日没夜地为我收集复习资料，成叠地抄写过去的考试题。我父母都是家里的长子长女，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为了弟妹都放弃了考学机会，所以特别期待我能抓住这个机会。那是冬季，知青点没有电灯，我记得拿着手电筒在被子里看题目，那些苦难而又充满着希望的日子真是我一辈子生活学习工作的动力。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参加了湖北省高考。

40年前参加高考时的吴小玲

我非常幸运，那天我接到了省里寄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极度兴奋，应该是高声地叫了起来！一会儿又听见知青点同学的哭声，我想她们一定为自己的将来在担心。那时村里没有电话，我找到去县城的拖拉机，从县城邮局给妈妈单位打了长途电话，那时的我又哭又笑地报告了我被录取的喜讯。

1978年3月5日，我再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去苏州丝绸工学院（现苏州大学）报到。那时铁道还不发达、我是乘着长江轮船去上海再转火车去苏州，花了两天三夜。

大学四年，为我们这批幸运儿奠基了人生！为祖国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每一位同学都珍惜来自不易的大学时代。今天，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高考制度开放了40年！我衷心感谢邓小平时代的正确决议，我感谢我的父亲，我感谢四年的各位教师，我感谢同窗的学友们。我们工作得出色、生活得美好、多多贡献社会，才是对大家的最好回报！

冯革：感谢参与那场变革的所有人
(四川大学77级大学生)

冯革的高中毕业留影

77年高考那一年，我正在成都的一家国营冶炼厂当学徒工。早中晚三班，一个礼拜轮换一次。自打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一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还好，高中课本没有被扔掉，于是自主地开始了复习。

工厂三班倒，最喜欢上中班，下午5点上到半夜12点，下班后在厂里宿舍楼一觉睡到早上8、9点钟，睡醒后立马投入到考前复习中。承蒙工厂领导开恩，在临考试前给报名参加考试的职工放了两个星期假，让大家抓紧时间复习。

我们厂报名参加高考的工人总共36名，有66、67、68年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像我一样的73、74、75年毕业的新三届高中毕业生。年纪最大的35岁，多数人都在26、27岁上下，像我这样十几岁的占少数。但不管怎样，大家从内心里都感受到了恢复高考对自己的意义，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拼命地复习，争取考出好成绩。

记得最后，我们厂考生收到体检通知书的一共只有五位，最后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只有我和另外两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后来听说，另外两位获得体检通知书的考生考试成绩非常好，但因为政审不过关，没能在当年的考试中得到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那个年代，政治因素还是衡量一切的首要标准，很遗憾我的两位工友没能如愿。

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下着一场小雨。我因为头天晚上夜班正好回到家里休息，朦胧中有人敲门把我叫醒，说栅栏门外有人找我。于是我下楼到锁着的大栅栏后门去，只见同车间的师傅（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正站在门外雨中。看到我后，他笑眯眯地从包里拿出一封信透过铁栅栏的空隙递给我，说“你的好消息”。我接过信，“你已被四川大学录取”几个字样跃入眼帘，那一刻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随后连连地对工友说“谢谢！谢谢！”飞身朝家里跑去。

弹指一挥间，77年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事实证明后来它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每念及此，不由地要衷心感谢那个变革的时代，以及领导和参与那场变革的所有人。

波涛：大学生活留下永远思念
(东北师范大学77级大学生)

77年，我高中已经毕业，正在父亲工作的一家县医院做临时工。当时有政策规定，留在父母身边的唯一子女可以免除上山下乡，但也不能马上分配工作，只好做临时工混日子。

在恢复高考前上大学要靠推荐，表面上规定只有“政治思想过硬”的人才能被推荐上大学，其实还是要靠人际关系。

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上大学恐怕无望，这样做临时工也是浪费青春，不如学点什么，正好身在医院，就近水楼台学点儿医吧。

学医要背生理解剖、药理，学中医还要背《汤头歌》《四百味》等等，这么多的东西哪里背得下来？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各种“记忆法”。你别说，这“记忆法”还真管用，让我背下了许多厚厚的医学书。

打倒“四人帮”后宣布恢复高考，使我们这些可以参加高考的适龄青少年振奋不已。本来我是准备考医的，但是当地政府突然说是要做一次“预选”，在参加正式高考前县里先刷掉一批。听了这个消息我有点急了，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复习物理、化学等，只好该攻文科。后来“预选”被上面叫停，但是我已改攻文科，只好考文科了，而文科基本就是一个背，我学医时的“记忆法”大显身手，高考成绩下来，我的成绩高出入取线近70分。

我考进了东北的一家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师范大学不仅免除学费，伙食费都不要，不像我后来的留学时代那样需要整天为衣食奔忙，因此一心一意地学习就可以了。同学们也都是这样，盼望已久的学习机会得来不易，每天都争着抢着到图书馆占地方，边学习边读书。

那时正处于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动时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新词不绝于耳。中文系学生更处于新文学思潮的冲击中，各种新作品、新理论层出不穷，我们每天都处于探求与激动之中。

“朦胧诗”带来的崭新的意象、激荡的情感及对固有语言的颠覆，使我们兴奋不已，北岛、舒婷、顾城……那深沉而凄美的诗句冲击着我们的灵魂，我们也成立诗社，组织诗歌朗诵会，系里的墙报上张贴着我们创作的诗歌，抒发着我们积压在内心的悲愤与憧憬，朗诵会上，我们嘶哑的声音常伴着闪烁的泪花……

那时的同班同学和现在不一样，现在都年龄相仿，当年因为是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而高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10年，积蓄了10年的考生，年龄跨度很大，最大的学生和最小的学生竟然相差十几岁。我那时算年龄小的，我哥哥比我大10岁，而我哥哥的高中同学成了我们的班长。

虽然学校吃饭不花钱，但是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年轻学生来说，供应伙食是吃不饱的，那个时代也没有打工这一说，我们的零花钱也都很少。到了晚上，总是饿得肚子“咕咕”叫。这样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就坐在一起，谈论各种好吃的东西，搞“精神会餐”，类似于“画饼充饥”。

物质非常贫乏，娱乐也很少，但是我们学习热情却是高涨的，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而77级大学生，后来也大都成了中国各个领域的骨干。

那时同学们的感情也很纯真，同学们之间的友情非常深厚。至今，我还深深记得毕业时送两名新疆的维吾尔族同学回新疆时的情景，大家依依惜别，泪流满面。

在毕业时，我们每人有一本纪念册，写着每个同学的留言。在我们全体同学的毕业纪念册的扉页上，写着我的题词：“即使白发的积雪淹没了我们的头顶，我们也会在这51根通往心灵的琴弦上，奏响我们青春的交响。”

如今40年光阴过去，我们天南海北，有的同学已经不幸早逝，琴弦残缺，深情犹在，我们仍然会在心中奏响青春的交响，为了那些难忘的岁月与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