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位的全年招生计划不受个别教授暂停招生的影响，并不奇怪。不可理解的是，公开信批评的是研究生招生制度，院长可以沉默，可以回应，却不该离开这一严肃问题，扯到公开信作者的招生专业是否“冷门”。
　　　　
6月24日，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表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该信列举原因两条：一是综合类考试捏合十几门基础课程，并不能考察研究生入学后必须具备的独立研究能力，却给很多擅长死记硬背的学生打开捷径；二是免试生比例过高，学生干部保送直升，严重背离社会公正，既助长学生逢迎取巧，也给行政部门和批分教师留下腐败之门。
　　　　
此事见报后，尚未见北大研究生院负责人的回答，但很快有了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回应。据《东方早报》记者6月27日北京专稿报道，该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接受采访，一句话：此事“不会影响到北大法学院今年的招生计划，法理学和法制史是相对比较冷门专业”。
　　　　
贺卫方的公开信已经引起舆论普遍关注，新华社、南方日报等主流媒体都有相关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北大法学院院长以如此漫不经心的口吻作回应，感到震惊。
　　　　
我也在学校工作，一个单位的全年招生计划不受个别教授暂停招生的影响，并不奇怪。不可理解的是，公开信批评的是研究生招生制度，院长可以沉默，可以回应，却不该离开这一严肃问题，扯到公开信作者的招生专业是否“冷门”。这其实是暗示：公开信作者是因为招不到学生，才宣布暂停招生。此言倘若出自机关生活中的个别市侩，不值嗔怪，出自教师重个人恩怨者，也不奇怪，奇就奇在朱苏力是以法学院院长的公务身份接受采访，如此说话，就有点过分。
　　　　
此前，这位院长自己在招收研究生时，曾闹出过一件社会公案，舆论反应强烈。他在那件公案中是怎么自我辩护的呢？他那时想到的理由，就是这个招生制度：“从理想状态来说，这一制度注定是不完善的，而且必然带来遴选人才和制度规定之间的种种矛盾。我希望大家本着积极理性的态度，力求逐步完善这一制度。”（2004年7月12日关于甘德怀事件的说明）
　　　　
说实在话，当初看到这一说法，我认为他没有说错，并对他当时的尴尬处境抱有同情。今日有教授宣布暂停招生，其原因与院长出事后的自辩逻辑，如出一辙，不都是不满于现行的招生制度吗？差别仅在于一个是事前宣布，不牵涉已经出现的具体考生，对事不对人；一个是在考生已经告状后，自己找一个制度性理由辩护，已属被动。同样的招生制度问题，怎么现在就不谈了呢？
　　　　
如果朱院长此前为自己找到的制度性理由是真诚的，那么，今天有本院教授继续抗议此制度，他要么不回应，要回应，就应该面对这个不断惹出麻烦的制度，继续谈制度，主动地谈，而不是被动地谈，对事不对人；如果他今天的回应才是真实想法，那么，他当初提出的理由就是狡辩，说明他所在意的问题并不是制度，只是一个“冷门”与“热门”，其真实态度是对人不对事。
　　　　
也就在贺卫方教授宣布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的第三天，6月27日晚，上海电视台的“案件聚焦”栏目报道了同是发生在北京的另一案件：北方交通大学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专业导师，涉嫌以透露考题为诱饵，胁迫考生与之发生性关系。那位女生背对镜头，如泣如诉。此案如果案情属实，当刷新我国教育史上的腐败纪录。
　　　　
二十多年前，我们都是考研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二十多年后，倘若自己的子女遭逢如此“专业”、如此“导师”，该作何想？招生环节的制度性腐败，已经到了不能不正视的地步了，以“冷门”还是“热门”的奇谈怪论，是搪塞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