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一书，竟然发现了一连串的惊奇：在国内的经济学大家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等都纷纷写下文章，表达了对张培刚的尊敬和对他学问的敬仰。

　　张培刚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凭借在哈佛读书时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尊称。而作为中国人，在世界经济学领域能够自成体系的可谓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一个人。

　　1929年，张培刚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是著名的“四个一”学生：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个中国人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他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获此奖项的东方人。那年张培刚32岁，当年与他同获该奖的是另外一个重磅级人物萨缪尔森。

　　1941年8月，张培刚进入哈佛大学。他选择了《农业与工业化》为博士论文题目。张培刚在哈佛的图书馆里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阅读了德文、法文、英文参考书200多本，涉及到的经济学家180余人以及当时经济学的主要论著。张培刚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论文。答辩时，张培刚只用了一个小时。

　　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张伯伦曾邀请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在“文革”中，张培刚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长年与专业无缘。“文革”结束后，张培刚才在华中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

　　张培刚是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到中国的人。经济学家胡鞍钢评价说，张培刚的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铺垫。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相比之下，刘易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那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的。但是，张培刚的书是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个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后来刘易斯也作了反思，刘易斯说，“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　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先生

　　在国内知道经济学家张培刚的人不多，在他的名字前面也只有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这个头衔。但是提到张培刚的时候，许多我们熟知的著名经济学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厉以宁说：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最早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人。胡鞍刚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国家是南有张培刚先生，北有马寅初先生，他们俩都是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知识贡献的人。高鸿业说：我们中国经济学界把他称作为“发展经济学之父”，我觉得至少应该是这样。50年代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在老师给的参考书目中，我意外发现了有一本是中国人张培刚写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本，那是惟一的一本中国人写的书，这是很不寻常的。梁小民说：有一次来华讲学的一位世界银行的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跟我们讲，你们都以为刘易斯（W. A. Lewis）和舒尔兹（ Theodore W. Schultz）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先生。谭崇台说：培刚同志这个人我是很了解的，学术上他是第一流的，外语他是第一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是第一流的。

　　让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者为之脱帽致敬的张培刚先生，今年（2004年）已经91岁了。在他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那三十多年中，却只能放牛、种地、盖房子，这几乎使张培刚成为了一个被历史湮没的人。所幸，改革开放给了这颗被尘封多年的珍珠最后一次闪耀光芒的机会。

☆　这个奖就相当于诺贝尔奖

　　91岁的张培刚现在每到周末都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麦当劳，跟他特别的生活方式一样，年轻时他就创造着各种第一，并因此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毕业时学习成绩全院第一；三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博士论文奖的中国人。这个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使张培刚获奖的是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写的那篇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

　　1941年考取庚款公费留美之前，张培刚曾经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6年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这为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提供了重要而详细的材料。他的老师看到他厚厚的资料时曾说，这些稍加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但张培刚坚定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立下的实现民富国强的志向，决心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怎样才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可行途径，于是他选择了如何使农业国走向工业化这个题目。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申请了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地方，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除了用一年的时间大量看书、摘录和做笔记、做卡片外，又用了10个月的时间写成英文版的《农业与工业化》。1947年，论文获奖，张培刚当时正在武汉大学任教；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张培刚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担任他公费留美考试的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当年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曾入选威尔士奖，但是最终被他的同班同学张伯伦（Edward H. Chamberlim）获得，今天他终于看到一位中国的留美学生获得了这个奖。当年与陈岱孙先生竞争的那位同学，正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伦。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他的两位导师布莱克（John D. Black）和厄谢尔（A. P. Usher）曾邀请他回哈佛大学任教，但一心想在中国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他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再次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1949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被世界很多著名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列为指定参考书。

☆　我就想如何能让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1913年，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村里的孩子们比谁家富裕，就在吃饭的时候，在门前塘岸上把饭碗里的菜叶扔到水塘里，看谁家的菜叶泛起的油花多，就说明谁家富裕。比的结果，大家的油花都不多。张培刚从小学习成绩非常好，1925年春，11岁半的他考入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武汉中学。1929年春，15岁半的张培刚作为班上最小的学生，跳过高中，直接插班考入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一年级下学期。在武汉大学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张培刚考入武大预科时的报名表，而当年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只录取了张培刚一个人。1930年，张培刚顺利地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的武汉大学集中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教授，比如周鲠生、杨瑞六、皮宗石、任凯南、刘秉麟、刘博平、陈登恪、袁昌英等等，使他在大学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语、外语和专业基础，至今他仍然怀念母校的这些恩师。他也还记得1941年秋，当他进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时，正是经济系的极盛时期。教师阵容空前整齐，名家汇聚。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张伯伦（Edward H. Chamberlin）、布莱克（John D. Black）、汉森（A. H. Hansen）、厄谢尔（A. P. Usher）、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昂畅夫（Wassily W. Leontief）等等，在大师们的指导下，使他视野开拓，知识加深，受益丰厚。张培刚总结说：如果没有国内外大学这些老师们的教导，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武汉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6年的实地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农业与工业化》这篇博士论文的。1946年，32岁的张培刚，已于上年冬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武汉大学经济系任教。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一批留美的同学和朋友随他回到武大任教，其中包括现在依然在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谭崇台教授。那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在全国可谓盛极一时，大有超过当时国内经济学的头号学府南开大学之势。很多学生报考武汉大学时，都是看了招生简章上关于张培刚的介绍之后慕名而来的。以这样的知名度，1948年张培刚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

☆　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张培刚放弃了联合国月薪600美金的高级官员的职务，从泰国曼谷再次回到了武汉大学。但他没想到的是，第二次回国揭开的竟是他日后近30年曲折人生历程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政策上开始模仿苏联模式大力发展重工业，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建设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工业项目。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于是武汉大学原来的工科院系与中南五省所有的工学院合并在一起成立了华中工学院。这时张培刚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了一年，还差一年半卒业，有人就推荐张培刚担任包括华中工学院在内的三院建校筹委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于是一纸调令从此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当上基建办主任就意味着张培刚要整天与沙石砖瓦为伴，干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盖房子。张培刚首先要为新建立的华中工学院选校址，选中的地方曾是武昌城东郊区的一片农田和坟场。作为7000多工人的工头，张培刚不仅要为工程申请水泥沙石，还要劝农民搬家迁坟。1954年，张培刚与夫人谭慧在工地工棚里结了婚。在张培刚当基建办主任的1956年，两位智利的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他们就找Peikang Chang（张培刚），中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听成了“背钢枪”，于是四处打听一个背着钢枪的人。后来经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同学、北大教授严云赓指点才得知，peikang chang是张培刚的英文名，张培刚在武汉。当两位学者风尘仆仆地赶到华中工学院时，张培刚正在工地上干活。

☆　戴个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

　　常年在工地上的劳作使张培刚的身体越来越差。据夫人谭慧回忆：他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工地上，那时心情也不好，加上工作累，后来经过检查才知道得了肺病，留下了钙化点。1957年国家开始进行整风运动，张培刚在自我反省中说，自己搞基建是不务正业，于是学校把张培刚调到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而那时作为政治课老师首先要接受教育，所以张培刚又被下放到湖北省红安县的建苏公社劳动。虽然张培刚当年在公社住过的宿舍和集体食堂现在只剩下了残墙，但是村里的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个带着眼镜好像领队模样的张老师。在建苏公社，除了白天劳动，晚上张培刚就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村民现在还记得，村里常用的独轮车最难推，但是张老师竟能一下子推动几百斤重的粪车。

　　1958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第一大关系就是如何让这个刚刚解放的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化。最终中国工业化的初始选择被锁定在走“苏联模式”的道路上。对此，胡鞍钢教授认为，从毛泽东讨论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来看，他当时读的书不是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他读的两本书，一本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二本就是斯大林1952年写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其实这两本书就是所谓的莫斯科共识或者苏联模式。毛泽东对这两本书也做出了挑战，但是在毛泽东的所有论述中都没有张培刚先生关于中国工业化理论的痕迹。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不仅照搬了苏联模式，而且也对这种模式进行挑战，于是也就有了1958年“大跃进”这场席卷上亿人的灾难性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张培刚只在自己下放锻炼的鉴定中写道：“在劳动中是积极肯干的”。

☆　我自己都怀疑过去学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有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把张培刚推向了更深的灾难。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冠以“战争贩子”等一系列罪名，张培刚本人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就在张培刚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切时，曾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刘易斯又以“发展经济”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个观点张培刚早在20年前的论文中就提出来了。萨缪尔森和刘易斯在学术上如日中天之时，张培刚的履历表上只记录了7个字：文化大革命，劳动。

☆　这个有理论上的因素，更有感情上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时的张培刚才在华中理工大学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抽屉里找出由他的学生曾启贤和万典武早已翻译完的，却藏了整整30年的《农业与工业化》中译稿整理出版。这本书在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在国内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张培刚已经将近70岁了。

　　经济学家胡鞍刚现在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在他的文章中就经常引用到张培刚的理论。胡鞍刚认为，张培刚早在1945年写那本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也就是说农业国必须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从全球化过程之中和与工业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他认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理论，其实张培刚先生早就已经做出了理论铺垫。

　　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了中文，他认为，相比之下张培刚的书远在刘易斯之上。梁小民在比较这两本书时认为：刘易斯在他的书里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刘易斯说的“工业化”就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是张培刚和他不一样，张培刚在书中是叫作“产业化”，也就是说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部分，不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现在看来张培刚的观点是正确的，刘易斯的观点是片面的。后来刘易斯本人也作过反思，他说，过去他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是错误的。

　　张培刚和他写的书在经历了30多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在国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对此也极为遗憾，他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礼贤下士，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我们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如果50多年前在中国没有像张培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似乎还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我们不仅有，而且张培刚先生是毅然决然地从美国返回了中国。这就是历史的悲哀，历史的遗憾！

　　现在，学校为了照顾张培刚的工作，让他住在有中央空调的招待所里。耄耋之年的张培刚仍然在教育战线上培养青年人才。每天除了看专业书以外，有时也看看武打小说，他说武打小说里体现的正义感是他最欣赏的。张老读书时，习惯做很细致的眉批，例如武打小说前面写到死了多少人，中间死了多少人，最后剩下多少人，张老会在书上做个计算，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

　　20世纪即将结束时，1998年突然接到了上级一个通知，说张老申请了20多年的博士点终于批下来了。这年张培刚已经85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