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的文化学解读（3）

1、“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盖谓此也，祭祀之礼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当得他过，方能感召得他来，如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没意思了”。（卷三）

不是谁想祭祀天地就能祭祀“天地”，天子能够祭祀天地，那是因为天子的“自家精神”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把天地给“感召”来，让天地乖乖地前来接受祭祀。天子祭祀天地的目的，与其说是向天地表达敬意和谦卑，不如说是展示天子的权威。“诸侯”祭祀“山川”也是如此。政治化的祭祀没有宗教意味，只是世俗权力的耀武扬威。

“天子可以让天地乖乖的前来接受祭祀”，对世俗权力的崇拜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人们的心中就不会有这样的意象。

2、“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且如天地之运，万端而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卷四）

一个人是不是“好人”，完全取决于他出生的那一刹那周围环境里的“气”是“清明浑厚之气”还是“戾气”。换言之，一个人的人格（命运）首先完全取决于飘忽不定的偶然性。朱熹对这样的“理论”没有丝毫的怀疑，也只有在文化的土壤上，才能诞生对偶然性怀有如此期待和恐惧之情的理论。

“运气主义”表现为民族性的好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