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原编者按：8月7日,在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大讲堂”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作了《关于国家金融安全的看法》的专题讲座。江涌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以“美元资本大循环”为特征的“美元陷阱”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提出了中国应警惕美元陷阱、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征得作者同意，我们摘要刊发本次讲座的内容，以期给读者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金融安全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金融安全，是对当前金融体系的重大改革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际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应对金融风险必须未雨绸缪，维护金融安全必须高度重视。

金融危机就是系统性风险

　　发展与安全，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相生相伴。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二者遵从不同的逻辑：发展通常遵循进取思维，要求不断向前、积极向上、永无止境;但是，安全总是坚持底线思维，要求有底线、边线、红线，在一直“朝前走”的同时，需要向“两边看”。所以，国家治理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兼顾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安全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不能发生系统性风险”。为什么?关键就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因为经济金融化使得金融越发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关乎着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金融危机就是系统性风险，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看到印度尼西亚，它最初发生的是由泰国金融危机传导的印尼盾汇率危机，接着变成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然后演化为企业倒闭、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等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被激化，出现社会危机，进而上升到政治危机和国家危机，东帝汶、亚齐省等纷纷闹独立。同样，在我国个别地区，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力量利用，比如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上升为政治矛盾，成为国家风险。国际上有诸多国家步入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正是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进行要“伟大斗争”，这当然包括了国际博弈、国际斗争。曾经一度，有很多人不承认国际博弈，不接受国际斗争，甚至还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国际主旋律，世界太平，天下无贼，而把一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蔑视为“阴谋论”，心理阴暗的表现。但是，形势比人强，现在，这样的声音已经小多了，不过并没有销声匿迹。我们必须意识到，国家安全维护，系统性风险应对，关键在人，在干部，在关键少数，“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然而，实践表明，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是没有问题，除了上述那些坚持世界太平、天下无贼的糊涂蛋外，更有吃里爬外的王八蛋，虽然为数极少，但是危害甚大。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启用重用海归人才时忽视政治审查，名义上存在的一些考察，往往也是牛栏关猫，导致在复杂的国际斗争、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中，不时出现“内鬼”。对涉外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在国外、尤其在美国一直都有非常严格的制度，而且执行起来丝毫不含糊。

要让金融戴着枷锁跳舞

　　金融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制造价格，在制造价格中转移财富。现代金融不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而是越来越多地以自我服务为主，把其他经济领域尤其是实体经济领域创造的财富，转移到金融领域。金融创新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通常不是使市场趋向稳定，而是加剧市场动荡，在动荡的市场中，金融资本通过做多或做空获利。实践表明，世界多国尤其是后进开放经济体，金融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往往比发展利益更多更大，给一国经济社会造成的麻烦比它所宣扬的好处要更多更大。所以，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须规制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不应当是自由发展，而应当是限制性发展，要让国家意志主导金融资本意志，而不能让金融资本意志左右国家意志。必须向飞速转动的金融齿轮中掺些沙子，必须让金融家们戴着枷锁跳舞，把金融部门、金融家们的收益降低到行业、职业的平均收益。因此，鉴于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考量，同时也是鉴于国民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健康发展，对金融细致规制、对金融严加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不能给金融部门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主权决定政府治权，政府部门的治权受政权组织形式制约。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以及所有金融机构的权力应属于授权。法无规定不可为，而不是自然享有或自我解释就能获得相应权力。在西方强权主导的世界，在美元霸权横行世界，后进开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金融主权被侵蚀的问题，不具备完整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不能达成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目标。拥有很大甚至无限权力的部门，实际无法完成理论或宣传的目标，就会导致大量假作为，或权力部门空转，不利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

　　其次，金融监管要有一套理念，即监管要达到什么目的必须清楚。对待所谓创新，尤其是金融创新，通常总是集中在把别人的钱财更艺术地装进自己的口袋，一定要慎之又慎。以互联网金融为例，它应该要实实在在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现在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出问题?关键是很多人尤其是监管者，自始至终都没搞清互联网金融到底属于IT业还是金融业。所以，监管有好处的时候，几个部门一拥而上;出了问题，各部门纷纷推卸责任，揽功诿过、争利塞责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文中早就说过，金融寡头既要控制报刊，又要控制政府，试图控制一切。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方便了金融寡头从国内走向国际，从英美发达国家渗透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在世界无产者被成功地隔离开来后，国际金融资本却空前地勾结起来，金融寡头努力地借助国际金融资本的联合来控制世界。随经济金融化而来的，是社会、政治也会金融化、也正在金融化。我们看到，华尔街的影响力正在遍及整个国际社会，可谓无远弗届，连非洲的一些边远地区，也有金融势力影响的存在。

　　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它有着多重影响力，远比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萧条影响更为深刻。那场大危机是周期性和部分结构性的，而2008年这场危机既有周期性，又有结构性，还有系统性，其影响力还会不断发酵，它是一波一波地从美国到欧洲，然后再到新兴市场，从一般金融领域到大宗商品市场，然后再到贸易到制造，现在很明显又杀了个回马枪，所以国际贸易战、经济摩擦不断升温。

　　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是一部漫长的电视连续剧，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今天的国际局势动荡，金融动荡，应当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开放的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的金融风险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因为没有实现经济金融稳定的情势下，在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下越来越开放，只会徒增风险。

　　在发生重大风险的时候，必须扛得住，这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应有之意，但是扛住之后要总结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一再跌倒。2015年夏到2016年初的A股市场出现大震荡，损失惨重，不过我们基本上扛住了。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但没有好好总结教训，而是一句简单的“金融市场波动”就轻松略过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从国际到国内，很多危机不是被化解了，而往往都是以一个危机覆盖另一个危机。这当中有客观因素，但是要防止一些部门在不负责任地放任、制造或加剧风险乃至危机。

认清“美元资本国际大循环”

　　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位已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叫保罗·克鲁格曼，他写了一本书叫《萧条经济学回归》，其中就提到过“美元陷阱”。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美元本身就一文不值，但是世界各国一直在挣抢美元，甚至美元的储备国比美元的发行国更加珍惜美元、爱护美元。这就是已经落入“美元陷阱”的体现。

　　“美元陷阱”集中体现在“以有限的资源追逐无限的美元”。世界资源是有限的，一个国家的资源更是有限的，但美元是无限的，世界需要多少美国就能生产多少。美国说他的防伪技术很高明，每印1美元纸钞需要花费63美分，实际成本比这个数字要低，但是，他没说印1美元和印100美元成本基本是一样的。现在，美元发行绝大多数不用印刷了，“量化宽松”出几万亿美元都只是电子符号，一分钱成本都没有，可以无限发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么多年来参与国际分工，都是以现实的汗水和泪水，都是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产品和服务，然后用它换回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

　　“美元陷阱”可以用“美元资本国际大循环”来概括：首先，从美联储这个华尔街的前台开始，美联储发行没有内在价值的美元(电子符号);接着，华尔街拿到美元货币，把它变成了金融资本;然后，华尔街利用在全世界的网络，也就是美国金融帝国强大的力量，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变成了在一个个国家最具价值的企业资本。华尔街当然也拿美元到中国投资，一文不值的美元在中国变成炙手可热的股权资本，其中有很多是新兴产业的股份，高科技企业的股份，国有企业的股份;最后，这些在东道国形成的股权资本，把商品、服务以及增加了的利润源源不绝地带回美国。这就是“美元资本国际大循环”。这恰如人体的血液循环，维持机体正常运行，所不同的是，人体的血液循环是输送养分，带回废物，但是美国所推动的美元循环，则是输出废物，而带回养分。

　　在“美元资本国际大循环”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美国霸权的“三位一体”，即美元、美谍和美军，这三种力量并驾齐驱，协同推进，一个都不能少。表面看上去，美国企业自主地把美元投向世界，但其后面是隐蔽的中央情报局，如商业间谍与经济杀手，以及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如海军陆战队和航空母舰。美谍发现、清除风险，对付不了的则交由美军。多年来，可以说美国所有的战争行动，几乎都是围绕美元资本的国际环流而展开，谁妨碍这个循环就把谁清理掉，萨达姆、卡扎菲就被视为妨碍这个循环的力量。现在伊朗又变成眼中钉，因为伊朗特立独行，以欧元结算石油，妨碍“石油美元”机制的正常运作。美军的海外基地，以美国为中心的“五眼国家”情报体系(“五眼国家”特指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五国组成的情报机构，这五个国家组成的情报间谍联盟内部实现互联互通情报信息，窃取来的商业数据在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公司之间共享。其前身为二战后英美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多国监听组织UKUSA)，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海外利益，确保美元资本国际循环的顺畅，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身价倍增的克鲁格曼撰文指出，中国落入了“美元陷阱”。是年，外汇占款占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134%，货币主权被严重侵蚀，由此导致一系列经济安全问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其实就是落入“美元陷阱”的集中体现。

　　多少年来，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都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先行先试，此后多年，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也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直到今天，持续强化对外开放中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自贸区等，仍然集中在东南地区。但是，中国的西北地区，原本就与东南地区存在发展差距，如今，与东南地区的差距不是在不断缩小，而是越来越大。越拉越大的发展差距，正在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加上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离间，社会矛盾很容易被激化为民族矛盾，威胁国家安全。此外，原本比较发达、对新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做过巨大贡献的东北，也在不断塌陷，正在出现再边疆化。

　　中国东南沿海以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便一马当先，利用国际的廉价资金，结合国内的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参与分工，加入美元体系，靠赚美元实现利润，求得发展，这是好听的说法，实际就是一种美元套利。因为美元融资成本一直比人民币融资成本低，这是跨国套利长期持续的基本前提。第一个阶段是通过产业资本进行美元套利，发展了一些贴牌加工业，还有些积极意义;第二个阶段是通过商业资本进行美元套利，引起跨国贸易的繁荣，积极意义已经明显下降;第三个阶段是通过金融资本进行美元套利，掀起资产泡沫、债务泡沫等各类经济泡沫，积累起系统性经济风险。问题在于收益是东南地区一部分人的，先富起来的少数一族，但是引起的风险则由全体国民承担。

　　司马迁有句名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后人常用于分析检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大事之好坏的重要参考。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东南沿海发起的，很多人说改革开放已经成功了，但我认为，如果西北、东北地区没有发展起来，没有解决好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改革开放就不能说是真正的成功。因为，改革开放下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绝大部分收益被东南沿地区占有了。比如，房价地价上涨集中在东南地区，整个西北、东北除少数地方外，大部分没有享受到这种资产增值。其实，政府也没享受到地价房价上涨带来的巨大收益，因为土地涨价，地方政府虽然卖地收入增多，财政收入名义上增加了，但是地方政府要承担无限的发展义务与安全责任，下一轮征地拆迁的经济成本也会随之增高，而且政府还要负担因为征地拆迁而导致的不断上升的系列社会与政治成本，如应对访民的维稳成本，所以政府并没有从所谓“土地财政”当中获得真实的收益，真实收益被开发商、私企和购房者拿走了。级差地租应当涨价归公，孙中山、毛泽东都曾经这样强调过，但是多年来中国土地的增值收益实际上没有归公，而是归私了。西北地区边缘化、东北地区再边疆化、工农群体弱势化、经济泡沫化等等，究其根源，都能找到“美元陷阱”这个病因病根。

　　中国现在处在美元套利的第三阶段，而且是后期。因量化宽松而开闸放水的美元，被引进中国后，进入实业的资金实际上越来越少，大量进入了其他虚拟经济领域，先是制造一个个泡沫点，然后在泡沫膨胀过程中，连点成片成面，当泡沫足够大时，再把泡沫戳破，这是自古老的威尼斯商人开始就一直惯使的“剪羊毛”的金融把戏。所以，在当下的中美对抗中，美国最重要的做法就是激化中国国内矛盾，戳破经济泡沫，引爆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国一旦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极有可能近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印度尼西亚，会产生明显的“蝴蝶效应”，这就是美国企图达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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