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在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95年师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叶秀山教授，199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在科学思想史领域特别是在科学编史学、自然概念史、时间概念史和空间概念史研究方面，有独到的理论建树。1997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1999年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北大是以讲精神著称的。北大从一开始就仿佛禀有一种使命，它是中国近代社会阵痛的产物，是一种社会转型的象征。北大精神中，一个是关乎社会的民族精神，一个是关乎自己高贵追求的个人精神。我们今天讲北大精神依然沉重，我们的民族依然危难——精神危难。北大的文化是一种多样化的可能性，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

北大是第一个中央政府创建的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一开始，京师大学堂既是大学，也是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虽然是最高学府，但现在有人用硬指标来衡量，算一些数据，说北大并不是很突出的。但数据本身不会说话，关键是算数据的人想用这些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因而赋予这些数据什么样的意义。把文科的权重加大一些，或者把工科的权重加大一些，排名就完全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说，照目前的排法，北大在全世界排名不会很靠前。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和北大一样，跟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要讲北大精神的一个原因。

北大精神：民族与个人的双重意义

北大的诞生就是很血腥的，戊戌变法的其他成果都被废除了，只留下了京师大学堂。所以，北大从一开始就仿佛禀有一种使命，它是中国近代社会阵痛的产物，是一种转型的象征——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这种转型是很痛苦的，用鲁迅的话讲，挪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北大的诞生，同一个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会冲向前线，在和平时期会默默反省，在转折的时期会出现呐喊，在正义的力量被压制的时期就会有人拍案而起。比如五四运动，一方面是新文化，一方面是救亡。前面是学生，背后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和老一套的封建的东西决裂。近代中国那种痛苦的命运，对北大精神的塑造很有关系。

谈北大有一种沉重感，根源就在于北大精神。现在是精神危机时期，精神危机是一百年来中国社转型出现的一个全新问题。我们在物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精神支柱快要没有了。实利主义、功利主义、追求表面文章，成了这个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人们都在追逐物质的东西，而忽视了精神的追求。北大精神在这个时期就有了它特殊的含义。社会上关于北大一个小小的事情都会被炒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北大是一面镜子。北大精神有一种召唤性的力量，进入北大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责任，秉承了这个精神，就会有所追求。象牙塔中总要保留一些精神的东西，年轻人总要有一些激情和梦想，否则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种损失。社会上有许多庸俗的东西，即使是在大学校园里也有，因为大学校园也是社会。而且现代社会的腐蚀能力很强，很难完全保持距离。这时就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超越的力量，一种清高的力量，能够让我们说“不”，让我们和庸俗的生活拉开距离。贪生怕死是人之生物本性，但是精神的力量就是能让人舍生取义。

总是把北大与精神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北大精神中，一个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的苦难相联系的爱国精神；一个是做人的精神。一个人一辈子不年轻一回是一种损失，一个社会没有一群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种损失。大学不一定要和社会拉平，我们应该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情结。

从长远来说，从一个民族来说，需要有一个精神的支柱。北大就应该提供这样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要致力于建设，不仅需要工科人才，也需要管理人才，需要对社会有构想的人。大学是一个社会理想的孕育场所，大学提供了一个承认精神自由合法性的场所。如果没有了精神，北大将不再是北大，和一所普通的高等专科学校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训练一个人找到好工作的职业训练所。只为了找工作其实是不一定要上大学的，上大学就是为了让人的精神更高贵，让人对人生、对世界有更宽广的理解。现在，有很多大学生的家境比较贫寒，想尽快工作可以理解，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有更高的追求。如果你将来成了决策者，在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时候，在大学受到的教育就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你是要把古建筑拆掉还是恢复原貌？是要修一条笔直的马路还是适应生态环境修一条弯曲的路？是把路灯修得高大明亮还是追求一种曲径通幽的意境？这都取决于现在的教育。今日社会中的实利主义和浮躁作风，就是因为现在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一代人，是在唯唯诺诺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生活的时候只知道先把肚子吃饱，要先让烟囱冒烟，要每个人都当螺丝钉，要每个工厂都按流水线运行起来。他们的精神不会说“不”。社会上不断树立道德楷模，恰恰就说明没有了道德。所以我们今天讲北大精神依然沉重，我们的民族依然危难——精神危难。我们不仅自己要做高尚的人，还要为民族精神的复苏贡献力量。这就是北大精神——关乎社会的民族精神，关乎自己高贵追求的个人精神。

北大文化：多样化

北大文化基本上是校园文化，北大有很多有趣的东西，这和刚才那么沉重的东西形成了对比。精神总是很沉重的，因为它要说“不”；文化则不同。我在1979年考入北大，关于北大的文化，我想讲讲自己的回忆。我刚入学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学生没有自己固定的座位，老师经常见不到，食堂很多，图书馆可以随便进……什么都觉得新鲜。大学里展现的是一种多样化的可能性，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

讲座北大最令人兴奋的是讲座，那时的北大学生真是不留情面，讲得不好，台下的学生立刻走光。当时我们科学哲学社组织了一个讲座，是个老教授，题目是“论科学理性”。老先生是一个有名的科学哲学家，但是广东话口音很重，于是听讲座的同学十分钟走了一半。当时的大饭厅（现在的大讲堂）里面可以吃饭，也可以演讲。同学们经常是一边端着饭盆吃饭一边听演讲。1979年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期，当时思想极为活跃。那时候我慢慢进入北大的生活，渐渐觉得其中妙不可言。当然也有历次学生运动，无论怎么评价，长远地看，都表明了一个民族的活力。青年人是民族青春的形象，天下大事，匹夫有责。在整个80年代这个浪漫主义时期，学生开始参与国家大事。回头看，这里面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年轻人是允许犯错误的，一个人如果从来没犯过错误就说明他从来没有年轻过。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那些讲座使我们觉得世界上还有那么一群人，有那么一点追求。虽然在新的时期形势有了改变，讲座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太一样了，但是青春的追求是十分重要的，缺少这个，北大的校园文化就不可能活跃。

白发先生校园歌手说，校园里有白发苍苍的先生，长发飘飘的女生，这是未名湖畔的亮丽景观。我自己有体会，是关于白发先生的体会。我念书的时候燕南园是贯通的，每次去图书馆都必定经过那里。同学们经常指指点点说哪里哪里是谁的房子。我知道南边第一间是侯仁之先生的房子，老院士依然健在。我没有在院子里见过他，但我见过朱光潜先生，是个个子很矮拄着拐棍的老先生。我那时正在读他给青年人的信，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崇敬之情。我在未名湖边还见过季羡林先生，季老仍然健在。一个年轻人，如果对什么都没有崇敬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真正的偶像，能让自己从内心中有一种震撼的感情。如果崇敬感能起激发的作用，能让你感觉到燕园中有许多巨人和大师，你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么必定能激励你前进。

图书馆图书馆的一个好处就是能看到一些孤本，里面签着一些大师的名字，让你感觉有一种时代的传承感。我看过许多洪谦先生签名的赠书，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当时翻看的时候就感觉这些书页也曾是他翻过的地方，从一些眉批脚注中看到了一些遥远的话语，而人类的文明似乎就在这种遥远的话语中被接续。过去图书馆借书的时候有一个纸袋，上面签有借书人的名字。从上面你就能看到谁是你的同行同道，也在读着相同的书。我经常看见我崇敬的一些老先生的名字赫然在上，于是感到自己和他们是志同道合的。现在电子化方便了，但是看不到这些东西了。也许在老藏书库里还能见到我说的那种书袋，上面还有一些有档案意义的名字。我建议图书馆不要把它们撕掉。有一个同学写了篇文章，登在北大学生报上，说：“我走在惊雷无声的图书馆。”惊雷无声用得非常好。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允许进书库了。凡第一次进书库的人，都不能不产生震撼。这么多书，一辈子都读不完。人类的文明就这样耸立在你面前，每一部书都好像是一个古人在和你对话。你打开一部书就开始传承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人文的文脉就从你的手上延续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