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夫人真漂亮！好像赵雅芝啊！！！可惜我是娶不上如此的老婆了！

1）蒋英生于1902年9月，她是蒋百里四个女儿中最美最聪明的一个。
2）钱学森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3) 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

　　12月11日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生日，他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可以说尽人皆知；但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长达55年的相濡以沫，以及他在妻子心目中另一个侧面的“钱学森”却鲜为人知……

平易、谦和、淡泊，他从不追求什么名和利

　　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是同窗好友，钱学森与蒋英青梅竹马。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

　　钱家的客厅，20来平方米，一架钢琴占去四分之一的面积。地板还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白色的木茬。就在这间客厅，江泽民主席看望过钱学森老人，向他祝寿。一张江主席满面笑容地和左耳挂助听器的钱老促膝交谈的照片就摆放在书柜里。就在这间客厅，正值英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召集研制导弹、卫星的技术负责人讨论方案，研究课题，中国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的设计图，有些是在这里描绘的。

　　他这一生曾任不少要职，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他总说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员，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的院长，后当的副院长。

　　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肓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 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从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倾斜过。

钱学森一生激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祖国与民族，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特有的爱国情结十分认可。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比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导师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 。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他携夫人回到美国后，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他清楚地知道，在美国，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

　　1949年中秋月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准备回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五年多的折磨。”

　　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蒋英作为他的忠实伴侣，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

“他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在钱老家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第一颗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

　　“36个年头过去了，但是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一干就是几个月，没有书信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妻子问他去哪儿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应过去。蒋英回忆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于是，蒋英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冲冲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问道：“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失踪，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蒋英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他回来了，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 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我俩生活得富有情趣。”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热衷于水墨丹青，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花用他打工挣来的钱。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我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到了晚年，夫妇两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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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钱学森与蒋英

儿时一曲《燕双飞》

要谈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故事，得从他们的父辈谈起。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也是著名文化学者，他著述宏富，以“兵学泰斗”驰名于世。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早年都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18岁那年，两人又以文字互契而结为好友，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留学日本数年，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教育，回国后均居北京。因此，蒋、钱两家关系甚密。

蒋英生于1902年9月，她是蒋百里四个女儿中最美最聪明的一个，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要五岁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

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是非常正式的，蒋钱两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然后蒋英便和从小带她的奶妈一起住到了钱家。在蒋钱两家的一次聚会中，钱学森和蒋英当着他们的父母，唱起了《燕双飞》，唱得那样自然、和谐，四位大人都高兴地笑了。蒋百里忽然明白了什么：“噢，你钱均夫要我的女儿，恐怕不只是缺个闺女吧？”

其实，蒋百里也十分喜欢钱学森，他多次对钱均夫说：“咱的学森，是个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成为中国的爱迪生。”

钱学森和蒋英更没想到，儿时的一曲《燕双飞》，竟然成为他们日后结为伉俪的预言，也成了他们偕行万里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更加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再说，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多热闹哇！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来往就断了。”

琴瑟好合，羡煞朋辈

曾有记者在采访蒋英时，问起她与钱学森结合的经过——

记者：“看来你俩的结合是双方家长的意思啦？”

蒋英：“我父亲倒是有些想法。他到美国考察还专门到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把我的照片给他。”

记者：“你们俩之间谁先挑明的？”

蒋英：“是他。他说：‘你跟我去美国吧！’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呆一阵，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他反复就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我妹妹知道后对我说：‘姐，你真嫁他，你不会幸福的。’我妹在美国和钱学森一个城市，她讲了钱学森在美国的故事：赵元任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让他把这位小姐接到赵家，结果他把人家小姐给丢了。赵元任说：‘给他介绍朋友真难。’”

记者：“您当时怎么想？”

蒋英：“我从心里佩服他。他那时很出名，才36岁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

1947年桂子飘香的季节，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鸾俦。此时蒋英已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钱学森则是学识超群的科学家。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算是安家了。新家陈设很简朴。二楼一间狭小的书房，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工作室。起居间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蒋英长期在德国学音乐，来到美国后，一时英语还不能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学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咯咯地笑。蒋英为了尽快地掌握英语，把几首德语歌曲翻译成英语，经常哼唱。因此，从这座小楼里时常传出笑语歌声。

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教授谈到钱学森的婚姻时，也显得异常兴奋：“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几年后，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一文中说：“钱和蒋英是愉快的一对儿。作为父亲，钱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的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于尽这些责任。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钱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来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一杯，与那个干一杯。”

蒋英来到美国的头几年，钱学森去美国各地讲学或参观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外出他总忘不了买一些妻子喜欢的礼品，特别是各种新的音乐唱片。在他们家中，各种豪华版经典的钢琴独奏曲、协奏曲，应有尽有。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

1950年8月23日，钱学森和蒋英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办好了行李托运及回国的一切手续，并和美国的亲友一一作了告别。但就在这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说他的行李中携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半个月后几名警务人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家，说钱学森是共产党，非法逮捕了他。钱学森被送往特米那岛，关押在这个岛的一个拘留所里。9月22日，美国当局命钱学森交出1.5万美元后，才让他保释出狱。但他仍要听候传讯，不能离开洛杉矶。

经过半个月的折磨，钱学森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体重整整减少了30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时不时闯入家门搜查、威胁、恫吓，他们的信件受到严密的检查，连电话也受到了窃听。这时，蒋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护卫着钱学森，想方法把惊吓留给自己。

整整五年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减损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的决心。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则弹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以排解寂寞与烦闷。虽说竹笛和吉他所产生的音响并不和谐，但这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为了能随时回国，当然也为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与捣乱，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一年合同，五年之中竟搬了五次家。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只是为了不致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

在蒋英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用意志战胜了自己，他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和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

科学艺术，相辅相成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六岁的儿子永刚、五岁的女儿永真，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蒋英的艺术才华又焕发出来了，她最初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和独唱演员，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歌剧系主任、教授。

蒋英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非常热心音乐教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磁带式录音机还未问世，蒋英和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钢丝录音机。蒋英便把它拿去用于教学工作，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我国每次发射导弹、核导弹和人造卫星等，钱学森都要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当时保密要求十分严格，钱学森出差在哪里，干什么，从来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一个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渺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五院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告诉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

有人曾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俩一个在科学上、一个在艺术上都达到高峰，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这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钱学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共同的艺术情趣是蒋英和钱学森相互关怀、相互爱恋的沃土。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美国政府软禁的艰难岁月，夜晚，当孩子们入睡以后，有时他们也要悄悄地欣赏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的交响曲，感受那与命运顽强抗争呼唤，乐观地面对人生，这也许就是贝多芬所要证明的：“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学更高的启示”。

在回国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他也竭力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时，正是蒋英给该书定了英译名。

蒋英教授对科技事业、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十分关心和理解，她曾以巨大的热情，不顾连续几个月的劳累，参与组织、指导一台大型音乐会——《星光灿烂》，歌唱航天人，献给航天人。

蒋英和钱学森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艺术情趣，他们努力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每逢星期天，如果天气好，他们总是带着孩子一起去郊外野游，到公园散步。香山、碧云寺、樱桃沟、颐和园、景山、北海，以及故宫、天坛、长城、十三陵，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和身影。

1999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隆重举办“艺术与科学——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由蒋英的学生参加演出的音乐会等，88岁的钱学森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他特意送来花篮，写来书面发言，让女儿代为宣读，以表达他对蒋英的深深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