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哲學嗎？（下）


                       近現代之一

  有兩首歌（香港、台灣）一時紅遍大江南北。之所以能夠紅遍大江南北，是因為它唱出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共同心聲”，儘管譜曲相當平庸。歷史證明，在中國，“走紅”跟才能關係不大，而跟統治者的意志卻有着直接關係：讓你紅你就紅，讓你黑你就黑。不僅如此，這兩首歌還真是準確地刻畫出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儘管今天看來頗具諷刺味道。“中國心”和“龍的傳人”這種提法頗具“號召力”，可以給你“歸屬感”或說“認同感”，使你忘記自己的卑微與愚昧，產生能夠摧毀一切的精神力量和優越感，比單純的“壯陽歌”要親切多了。
  “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在新文化運動中，我們看到的幾乎清一色都是留學西洋的儒家人物。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異曲同工，只是結尾不大好：“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這是對巨龍的褻瀆，好像巨龍天生有眼病似的。
  這些歌曲好像要證明：任何狹隘的愛國情緒，時過境遷，都會成為笑料！這是因為藝術雖然訴諸感性，但是要想“永恆”，必須由理性來支撐。
  舉一個“洋為中用”的例子，因為它是一個象徵。
  遊學歐洲八年的徐悲鴻回國以後又回歸了水墨，頗似好容易學完了提琴的基礎教程，又拉起了二胡。為人熟知的他的“奔馬”據說象徵着民族精神。徐悲鴻被譽為繪畫界“洋為中用”的代表人物，他也曾試圖用油彩開出一片天地，但還是戛然而止了，這大概是因為他終於沒有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風格。他留學法國應該正是開創繪畫新時代的後期印象派逐漸被理解的時候，但是我們在他不多的油畫作品中，除了傳統的技法，看不到革新精神的任何影響（當然，這不妨礙他的作品現在可以賣出高價），就好像他沒有去過法國一樣。這大概是因為他終於沒有搞明白繪畫不是畫什麼，而是怎麼畫，就如塞尚的蘋果或者梵高的葵花。
  在後期印象派之中，塞尚（1839-1906年）是第一個有意識地把“客觀真實”轉變為“主觀真實”、把模仿轉變為創造的畫家。他影響了眾多的畫家，拓寬了藝術的道路，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也因此被稱為“現代繪畫之父”。
  高更（1848-1903年）是一個“渾身充滿藝術細胞”的人。還記得第一次看到高更的生活用品時所感到的震驚：他的椅子乃至臉盆無一不是他親手製作的“藝術品”，這大概就是他躲避現代文明，讓藝術回歸原始和自然（本源）的觀念的體現吧。高更的藝術生涯開始的也很晚，這些畫家似乎都想要證明：繪畫不是“再現”，而是“表現”；不是技巧，而是觀念：一種觀察世界的新的角度和方法！並且高更的一生可以說是顛沛流離，因而繪畫也時斷時續，再加上晚年病痛的折磨……他在使繪畫脫離傳統觀念和技法的同時，摒棄繪畫的文學性傳統，使繪畫更加獨立，也更具備象徵性和裝飾性。這些大概就是他頭腦中繪畫的原始性質吧。也大概因此，他的作品曾創下了拍賣市場的最高價。
  有誰把繪畫當做生命、當做信仰、當做神嗎？還真有，那就是梵高（1853-1890年）。繪畫在他那裡，已經不是愛好，更不是生存的手段，你可以說他“走火入魔”了。在這一點上，他類似尼采。他們都有神職人員的血統，梵高甚至還當過傳教士。如果把人的性格進行分類，他們都屬於“信仰型人格”。這種性格表現在他們對待生活中一切事情的態度上。正如尼采始終追究和證明“哲學是什麼？”一樣，梵高也在不斷地追問和證明“藝術是什麼？”他起步非常晚，“藝術生命”只有十年左右，死於37歲。他的才能已經表現在他早期的素描和油畫中，但是他的追求使他不由自主地越過傳統走上了一條通往未知的道路。他瘋狂地作畫，追求表現的極限，他的每一個筆觸都滿含着火一樣的熱情和渴望，這是靈魂在燃燒！這就是他的價值所在。在“道路的盡頭”，他們都“瘋”了。與尼采不同的是，儘管尼采哲學被當時的學者視為偏離了哲學的軌道，但是尼采很樂觀，他堅信100年以後人們一定會重估他的價值。但是梵高沒有這份自信，他的自殺和拒絕救治說明他當時是清醒的。他等了太久，對崇尚藝術的巴黎徹底絕望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作品若干年後可以賣出天價，他還會自殺嗎？他是想為自己的作品殉葬嗎？他的自殺與其說是對自己的人生的絕望，不如說是對人世的絕望——信仰的徹底破滅！
  談及繪畫（“美”）是因為想要說明：類似哲學，藝術的精神和價值在於批判、在於提供前所未有的新的視角，而不是迎合所謂的“時代”。後期印象派的畫家都用自己的作品反思和批判了繪畫傳統，甚至包括誕生了他們的印象派。他們創造了新的“繪畫語言”，強調精神和主體，這種繪畫語言讓人們的思維方式發生了巨變，看待世界不僅用透視、光、線、色的眼睛。油彩的這種表現的深度和廣度，水墨畫是否能夠企及呢？徐悲鴻對此有什麼感觸，我們無從得知。但是他的作品，真可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既然這樣，長袍馬褂有什麼不好呢？幸虧中國人對此並不深究，他們是根據炒家所定的價格來進行“審美判斷”的。
  了解日本的油畫、雕塑歷史的人會發現他們走的是另一條道路。明治維新的“和魂洋才”從西洋學來了造船的技術，北洋水師的“中體西用”從西洋買來了堅船利炮。這就是中日之間本質上的區別！中國是大款兒，有的是搜刮來的白銀，因而從起點、思維方式就不同凡響：造船不如買船……
  在文學方面也是如此！
   最糟糕的是林琴南！他被譽為譯介外國文學的先驅者！現在，除了個別希望了解他的人，誰還藉助他的“翻譯”去了解外國文學？他好像對外語一竅不通——這是他的短板，也是他的學術觀乃至世界觀所決定的。若非如此，我很難相信他有大量“翻譯”外國小說的功夫，竟沒有時間粗通一門外語！——但他畢竟間接地接觸到了外國的思想和表達思想的方式。糟糕的是他竟沒有想到改造語言去適應那些思想，而是舊瓶（文言文）裝新酒，甚至隨意刪改自己不理解或“不滿意”的地方，乃至令新酒變了味兒！之所以翻譯，是因為值得翻譯。翻譯的精神首先是尊敬，對作者，也對作品，拋棄個人好惡，抱着謙虛的態度。有了尊敬才有“忠實”……林先生並不是個別現象，通過別人的翻譯去研究、介紹、講授外國文學、哲學、美學的教授在中國的大學裡，直到近年仍很普遍！
   我甚至懷疑這些人是不是想用這種方法阻止新思想的入侵！幾十年以後，王了一（王力）把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裝進了古詩！我一直想搞清楚：他真的了解波德萊爾嗎？他到底是想介紹波德萊爾呢，還是想表現一下自己的古詩文功底？……這些“翻譯家”是否能搞清楚“愛”和“占有”之間的區別？……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似乎還應該感謝他們：在那個饑渴的年代，一碗粥也是一席盛宴，哪怕是餿了的粥！
  想來想去，得出的結論是：王力一定是中了辯證法“一分為二”的圈套，把詩分為“形式”和“內容”，因而才給洋人披上了馬褂兒。而實際上：形式就是內容，內容就是形式，兩者一體，相比古詩是格律的遊戲，難免繡花枕頭，洋詩更關注的不僅是“說了什麼”，還有“怎麼說”。
  如果說“永遠回歸”就是“宿命”，那麼在中國，這個“宿命”似乎應該叫做“怪圈”。就像循環往復的起義和革命一樣，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們好像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但是終於還是走在老路上，就像阿Q，最終用自己的一生畫了一個不圓的“圓圈”。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除了配合統治的尚古守舊的傳統，還有就是，我國的“知識分子”不但遇到了新思想，還遇到了新問題：“翻譯”。我國本沒有正經的翻譯理論，也必須仿造。只可惜仿造的“翻譯理論”從起點上就背離了翻譯的精神，因而造成了亂象叢生的局面。在各種翻譯理論中，嚴復最具影響，且居然無人質疑。貼一篇筆者過去的網文，也省得再費筆墨。

                   “信、達、雅”是個假命題！

  據說“信、達、雅”作為“翻譯的標準”最先是由嚴復老先生提出來的，他在《天演論》的“譯例言”中寫道：“譯事三難：信、達、雅。”而後，這“信、達、雅”作為信條竟然在我國翻譯界統治至今。
  我孤陋寡聞，不大了解嚴復何許人也，早年讀過《天演論》，知道他是翻譯家，積極介紹西方思想，並且知道他擁戴恢復帝制，僅此而已。
  且不管嚴復老先生是何方神聖（失禮，其實是我的老校長），我這裡就事論事，就說說“信、達、雅”。
  我也有過拿着雞毛當令箭的年代，一邊兒翻譯一邊兒想着”信、達、雅”。後來到了國外才知道：“信、達、雅”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外國只用一個詞兒（或說詞組）來要求翻譯，那就是“忠實原文”。
  “信、達、雅”的“信”其實應該就是忠實原文的意思，如此看來，“達”和“雅”就成了廢話。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說“信達雅是個假命題！”
  根據嚴復老先生的意思，我猜想：他恐怕把“忠實原文”想得過於簡單了，否則不會畫蛇添足，或說脫了褲子放屁，在“信”的後面再加上“達”和“雅”。
  “忠實原文”指的不僅是在意思上忠實，還要在風格上忠實。這是一個更為高端的要求，它要求翻譯者要十分了解作者，和作者有着一樣的（起碼是近似的）思想和感受。一個有翻譯價值的文學家，或者哲學家、思想家，他的文風與他表述的內容是渾然一體的：他的樸實或者華麗、他的艱深或者流暢、他的幽默或者粗俗……都是他思想感情的表露，像血肉一樣不可分割。你怎麼可以用“達”和“雅”來統一要求呢？
  比方說偉大的美國作家薩林傑，他作品中的人物張嘴就是粗話，這表達了他們對美國現狀的態度，你把他們“雅”了，那你什麼意思？
  有人還強詞奪理，說該雅就雅，該俗就俗，雅俗都有美學意義，這就是“雅”。這也就是我說脫了褲子放屁的道理。“忠實原文”不就得了麼！
  “達”更是廢話。因為我們很難想象一部詞不達意或者前言不搭後語的作品卻值得翻譯出版。反過來說，如果一個翻譯者連忠實原文的表達都感到困難，那麼他是否該考慮考慮從事其他更適合他的工作。

  說穿了，嚴復的留學經歷不足以給他足夠的外語能力和思想境界：他的“達”和“雅”最終成了隨意刪改原著的理由。
  回到哲學。先說最糟糕、也是“最中國”的例子：馮友蘭。據說友蘭也是中國著名“哲學家”……其實區分是否哲學家有一個最簡單的辦法，你就看他是為了哲學而吃飯，還是為了吃飯而哲學，足矣。因為很少有人會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目標而放棄眼下的利益，除非智商有太大問題。前者的例子：尼采。尼採為了獲得獨立自由的思考，在二十三四歲就藉口身體不適而辭去了大學教授的職務……（我總是提到尼采，也總是擔心是否有人會質問我：“你見過尼采嗎？你了解尼采嗎？你……”）而有人卻為了守住教職或說飯碗而根據風向不斷地改換自己的“思想”，仿佛這“思想”就是用來換飯吃的。這號兒人在中國很常見。你說他有自己的思想嗎？更不用說 “精神”與“靈魂”！
  友蘭的思想經歷了數次“革命”。據說他的經曆始於儒家經典，之後在北京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了哲學的“洗禮”開始了中西比較，然後又蛻變成了歷史唯物主義儒家，最後終於成了馬克思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哲學家”。這樣說很籠統，這是因為你實在找不出這些變化在哲學意義上的內部傳承關係或邏輯關係。何況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死胡同兒，模仿馬克思理論與哲學精神更是自相矛盾！如果能從馬克思的理論中提煉出對現實的批判精神，那還可以另當別論，但是友蘭正相反……哎……這麼簡單的邏輯都搞不懂……據說友蘭還正是因為對“邏輯”產生了興趣才走上了“哲學”的道路。黑色幽默！
  “學問”之初，友蘭覺得:“西洋所謂哲學,與中國魏晉人所謂玄學,宋明人所謂道學,及清人所謂義理之學,其所研究之對象,頗可謂約略相當。” “所謂中國哲學者,即中國之某種學問或某種學問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也。所謂中國哲學家者,即中國某學者,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家名之者也。”就這麼簡單粗暴！這是忽悠的起點。同志們也許還記得我曾說過：忽悠的典型手法就是混淆不同形式的概念之間的本質區別。他還覺得：“哲學與科學,即在科學之目的在求真;而哲學之目的在求好。”這是他忽悠的依據。但凡有一點兒哲學修養的人就知道：科學與哲學同步，精神一致，目標都是“真”，而“好”隸屬於（或等於）“善”，屬於倫理學範疇。為了高抬儒家學說，唯一的手法只能是忽悠。北大培養出不少智商欠缺因而沒有靈魂的教授不只是今天的事情，而是有歷史傳統的。友蘭還自豪（或曰恬不知恥）地說：“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中國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確實性,因為他們希望知道的只是他們自己;同樣地,他們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希望征服的只是他們自己。”這裡有邏輯麼？一邊兒高抬“中國哲學”，一邊兒又說“中國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確實性”。有哪門兒學科不需要科學的確實性？是不是嚇你一跳我無從可知，但是看到這樣的文字着實嚇了我一跳。難道他居然沒有想到：正是他所謂的“中國哲學”占據了科學的空間，才阻礙了科學的發展？不過友蘭說的沒準兒也是“事實”：統治者的願望。在他的這些話里，你找得到一點兒西方哲學的影響嗎，無論在方法上，還是在精神上？這倒使我想起了徐悲鴻的“奔馬”……
  據說友蘭是杜威的弟子，在後者的“指導”下還拿到了博士學位。還據說中國現代有留洋經歷的所謂“哲學家”出自美國教育家杜威門下還不少，足見杜威的門檻有多低！杜威的教育頗似“放羊”，來一個算一個，而且都發學位證書，這大概也是他桃李滿天下，威名遠揚的原因之一吧！杜威在中國特別有名，或許還因為他不遠萬里跑到中國來講學，據說唬暈了不少學生……不過，話說回來，“放羊”確實有放羊的好處，學生們可以“百花齊放”。在杜威的眾多弟子之中就有出類拔萃者：胡適！中國現代如果有一位堪稱“學者”、即具有學者精神的知識分子，筆者認為胡適先生應為首選。有人會問：你如此高度評價魯迅，怎麼又出來一個迥然相異的？如何定義魯迅和胡適眾說紛紜。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一個主要是作為文人；一個更是學者，他們的動力都是來源於對現實的不滿和改變現實的願望，但是一個是理想主義者；一個是現實主義者，一個專注於精神的批判；一個着手於制度的建設，性格上，一個似乎吹毛求疵；一個看上去寬容大度……如果他們還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幸運兒，一個去世於解放前，一個逃往台灣，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魯迅以小說和散文著稱。他的《阿Q正傳》不單是中國小說的頂峰，也是世界文學中的瑰寶；而胡適則側重於一手“整理國故”，一手為學問開闢更廣闊的未來。1917年，在他還是留學生的時候，就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也許也只有他，深切感到了中西語言的差異，感到了中文表達的局限性吧。他說：“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他不但主張，還身體力行……胡適為中西“接軌”所做出的貢獻無論如何高度評價都不為過。同時胡適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也不能算是個哲學家。胡適的聰穎在於他的自知之明，他說：“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麼專家。”
    大實話！《中國哲學史大綱》開篇，他寫道：“凡研究人生切要問題，從根本上着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如此寬泛的“定義”實在讓人不得要領。什麼是“人生切要問題”？吃穿住用？娶妻生子？什麼是“根本的解決”？有哪一位哲學家做到了“根本的解決”？一個稱職的哲學家無非是提供了一個看待問題的新的角度、一種新的言說方式，或曰研究方法……儘管胡適列舉了123456對定義加以規範，但是還是沒有畫龍點睛。而且，如果你把123456琢磨一遍，還會發現有些問題離題太遠。比如1，天地萬物怎樣來的？3，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為？5，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管理？再比如4，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呢？6，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如果這些都算作哲學，那麼也太“泛哲學”了吧？和當今的“人生哲學”、“愛情哲學”、“處世哲學”、“生活哲學”……能有一比，實在是在糟蹋哲學、消滅哲學，貽害無窮。這說明胡適確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或者這樣說：他是根據中國“思想家”所關心的論題得出所謂“哲學”的定義的。如果你用胡適給出的定義去考正規大學的研究生，甚至本科生，估計沒戲，不信你就去試試！這說明胡適尚沒有掌握如何界定和使用概念的觀念……幸虧是在那個時代的美國，幸虧碰上了杜威。而胡適就是靠着這樣“簡明扼要”的定義開始了他的哲學史！
    另一方面，胡適又很自信：“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胡適的特色之一是強調史料的真實性。因此“校勘訓詁”又成了胡適的首要任務，而不是“尋找哲學”。固然，這裡並不否認考證對史學的重要性，只是想到胡適仍然沒有跳出清代經學的舊巢。這與本文的宗旨完全不同，本文的前言中說：2 不同於中國傳統的考據、訓詁，這裡省卻對著作權及其年代的討論，也就是說只關注著作的內容，不管它出於何人之手、何種年代，只希望能找到中國的“哲學”。當然，這也因為本文與【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着眼點不同。歷史上有不少匿名或無名、甚至張冠李戴的著作照樣成為了不朽之作，只要它為人類提供了有價值的思想。就哲學史而言，只要它是貨真價實的哲學！
   因為對哲學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或說認識，“名不正則言不順”，胡適在哲學方面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其一著述，他試圖舊瓶裝新酒，為中國古代思想注入哲學的血液，或說披上洋裝，但“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聰明如他，也不得不“慟哭而返”，《中國哲學史大綱》止於先秦就是一例。與此同時，他的學術活動也遠離了哲學。胡適對西方哲學沒有一個宏觀的把握，只是偶然跟從杜威研習了實驗主義方法論，致使他的這個方法在“中國哲學”領域與他的終極理想發生了衝突。而當他放棄了哲學，他的方法論與清代的學風就同路了。希望調和水火的痛楚只有他最有體會。這裡不再羅列胡適的偉業，只想指出一點：如果說他為中國將有哲學做出了什麼貢獻，那就是他促使中國的語言儘快走出古漢語的藩籬而接近西方的表達方式，進而有可能使用哲學的概念和邏輯。當然，歸根結底，這也是他希求民主、平等的意願所致。
  當然胡適的功績還有教育。據說胡適在北大首開“西方哲學史”一課，但限於史料，詳情不得而知，只能猜測，根據胡適的哲學水準。
  說到教育。一些不習慣動腦子的同志把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維新變法混為一談，實際情況是：兩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即有着性質上的區別。儒教與德川時代的社會體制是配套的，因而並不覺得“和魂漢才”有什麼不適。但是明治維新時期的“和魂洋才”卻是前者的反動。“魂”是一個觀念，可以信其有，也可以信其無。筆者認為“魂”即“精神”，只存在於“表象”之中，就是說只能在具體的表象中得以體現。所謂“和魂”只是一個象徵，用以達到“認同感”、“凝聚力”的效果，在感情上滿足民族的自尊，就如天皇。順便提一句：初到日本參觀天皇故居和遺物，大吃一驚，這麼窮，和中國皇帝怎麼能比！？怪不得日本人不造反……“洋才”才是根本，才是體現。從明治維新至今，我們發現，不僅在物質方面，也在精神方面，日本都達到了“洋才”。它表現為不僅在科學技術方面，也在觀念方面，不僅在人才培養方面，也在體制改革方面，無一不採納西方先進的要素。儘管儒教總是遲滯這一過程，但其影響力日漸式微……和服已經成了喜慶的象徵，就像日本刀只是勾起人們對武士精神的記憶一樣。
  對比日本的“和魂洋才”與中國的“中體西用”、朝鮮的“東道西器”，就能發現從根本上後兩者與前者的不同。不管如何解釋，實際情況是：洋務運動除了買了些洋槍洋炮，頂多就是建了些鐵路、工廠，跟“體”的改革沒什麼直接關係，“星星還是那個星星……”不管這“體”是體制還是維護體制的觀念；反而，一旦涉及“體”的改革，誰都可能會死於非命，就如戊戌六君子。其中最為激進、也最有思想的恐怕要數譚詞同，他認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同魯迅的“吃人”能有一比。用如此之少的文字概括中國兩千年歷史，而又如此精準，真是無出其右者。他的“改革”近似“革命”，因此連改革也斷送了。究其原因：在中國不像在日本，“皇帝”就是體制，而不只是體制的象徵，你想改革體制就是想要搶皇帝的錢，他能答應嗎？
  到了後來，“中體西用”進一步墮落為“洋為中用”。與“洋為中用”同樣享有盛譽的是“古為今用”，其傑出成果是“樣板戲”，模式為“三突出”，最終突出毛澤東。所謂“洋為中用”的“洋”意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離了它，一切免談。大量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命運就是證明，比起慈禧的菜市口兒來，主席才可謂大手筆！延續至今，中國人在物質上享受着西方文明帶來的各種成果；但是在精神上，特別是意識形態上，跟明清時代沒什麼明顯的區別，在很多方面甚至不如明清時代。
  這種區別也同樣貫穿於中日的教育之中。1877年，與東京大學同時起步的東大哲學科從一開始就全面展開了西洋哲學的研究和教學（之所以有所了解是因為為了避世，筆者有幸在東大大學院人文學科美學藝術學研究室混了九年）。如果說明治維新時期成立的哲學科是為了“和魂洋才”似乎還不夠恰當，不如說那是個幌子，他們簡直就是為了西洋哲學而設立了哲學科。“和魂洋才”本身就是個相當矛盾的概念，因為那些好像“和魂”的學者經過了“洋才”的洗禮，幾乎都成了“洋魂”。一個饒有興味的現象是在文學部歷史中，哲學科幾乎總是領先於其他學科而排在第一位。而北京大學始建於1912年（1914年開始招生）的“中國哲學門”從一開始就不倫不類，起碼是照貓畫虎、趕鴨子上架。從師資隊伍來看，幾乎清一色是搞中國思想史的，有過學習西方哲學經歷的也頂多是個半瓶子醋。1919年甚至換了一個更大的招牌“哲學系”，可謂羊頭狗肉。在此意義上，日本倒是挺謙虛，或說有自知之明，至今沒有創建什麼“日本哲學科”。1995年京都大學有了一個“日本哲學史研究室”，其研究目的也是給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西洋哲學研究定位。
  上述作為就是偉大如蔡元培、胡適者的治學理念和方法的體現！再加上馮友蘭，三人成虎，中國突然之間就好像真的有了“哲學”！還屬王國維的悟性出類拔萃：“故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 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王國維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唯獨沒有哲學。據說他十分喜愛叔本華、尼采，令我不解的是：果真如此，他的人生怎麼會與他的精神領袖們背道而馳？他真的理解了叔本華和尼采嗎？特別令我不解的是這個既有靈性又肯於埋頭學問的人，正當盛年卻自殺了！而他推崇的叔本華正是自殺的反對派。關於他投湖自盡的原因說法眾多，溥儀甚至認為他是被羅振玉逼債逼的……不過我倒是傾向於性格懦弱又脆弱的他是由於多重矛盾的無法調和而精神崩潰，即抑鬱症：他追求“新思想”卻又“不合時宜（反尼采之意而用之）”地追隨既倒的宮廷……最終只有用一死來為他的初戀（初衷）和理想殉葬，或說謝罪……如果他真的理解尼采，那麼他應該知道他正處於由駱駝變成獅子的大好時機！……不單對王國維，對早期留洋的幾乎所有論及西方哲學的學者，我都懷着一個疑問：他們真的領會了哲學的精神嗎？
  說蔡元培也稀里糊塗馬馬虎虎似乎顯得很不嚴肅、違背師道尊嚴，因為他已經被定性為“偉大的教育家”；但是同志們可以平心而論：他的同樣稀里馬虎閃亮登場的“中國哲學門”是不是有點兒“掛羊頭賣狗肉”的嫌疑？而這“掛羊頭賣狗肉”也是中華文明的光榮傳統之一，不單在食品方面。就是他，因為理不清自己互相矛盾的想法又急於求成而不按“科學規矩”辦事，繼洋務運動之後又把中國的“學術”引入了歧途。他說：“最近五十年,雖能漸漸輸入歐洲的哲學,但是還沒有獨創的哲學。所以嚴格的講起來,‘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語, 實在不能成立。現在只能講講這五十年中,中國人與哲學的關係,可分為西洋哲學的介紹與古代哲學的整理兩方面。”然而既知“不能成立”，他還是為自己的這篇文章命名為“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1923年）”！這就是中國偉大教育家搞學術的態度！純屬“業餘范兒”。不過值得讚許的是蔡校長在“吹牛”的時候畢竟還有點兒心虛，這和後來黨的喉舌或發言人撒謊都毫無羞恥之感有着相當的距離。一般認為：一個小偷如果尚有羞恥感，或許還可救藥，如果不但不感到羞恥，反而感到愉悅，那麼你就是關他幾年監獄，一旦出獄，很可能重操舊業……固然，在蔡校長領導下的北大“哲學系”也是這麼個路子，使人誤以為中國已有或將有哲學。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偉大如胡適者，也是這麼個路子。
    據說蔡元培的“哲學系”、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1919年）】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1931-34年）】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中國人寫文章也和外國人不一樣：外國人寫文章題目很“小”，往往僅從一個概念入手，結果卻改變了傳統的思維方式，
就像塞尚的“蘋果”；而中國人的文章，一看題目就令人聯想到鴻篇巨製，結果卻還是“拉洋片”，老一套。他們的論題不是針對現實，而是永遠來自古代；並且，他們不是為古代“縫製”一件愚蠢的人才看不見的“皇帝的新衣”，而是真心為皇帝縫製一套西服！兩者相比，誰是騙子呢？
  當時也並非沒有異議，上述王國維就有想法，據說傅斯年也有不同意見。儘管他也沒搞清楚哲學為何（不是我說，而是他自己說：“當我方到英國時，覺得我好像能讀哲學書，甚至德國哲學的書。後來覺得不能懂得德國哲學了，覺得德國哲學只是些德國語言的惡習慣。 現在偶然那 [ 拿 ] 起一部Hume來，也不知所謂了。總而言之，我的腦筋對於一切哲學都成石頭了。我於這個成績，也很歡喜。”看來留洋混學位的自始有之。），但是他卻看到了中西之間的差異。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因為中國嚴格說起，沒有哲學……”還在給顧頡剛的信中寫道：“我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感覺很準確，但是也沒有、也不可能上升到理論。
  ……通過拔苗助長，中國一夜之間突然有了“哲學”，但是這比乾脆沒有哲學還要糟糕，就像不懂裝懂，不但扼殺了求知慾，而且必然阻塞通往真理的道路。你可以立馬買一件西服套在馬褂上，但是掌握一種哲學思想卻沒那麼便捷。自豪連接着狂妄，因而一錯再錯。這是根據邏輯，歷史事實也確是如此。看來“大躍進精神”並非毛澤東的首創，而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之一。一個極其有趣的現象是：日本幕末的留學生們回國之後“痛改前非”，斷然改弦更張，促成了明治維新。而中國清末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在暫短的“中西博弈”之後又回歸了本源，連甲午戰爭的恥辱也不能令他們深刻反思，真可謂“衣帶漸寬終不悔”。這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呢？
  回歸友蘭。中國現代所謂的“哲學家”之中，最慘不忍睹的恐怕就是馮友蘭。不過，他確實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儒教信徒：誰上台他就為誰跑腿兒抬轎，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因而他那一大堆“中國哲學史”總是“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改了又改。一個所謂的哲學家、哲學史家的學術做到這個份兒上能不令人悲傷？因為不了解西方哲學，因而也不可能了解中國古代思想，在這方面友蘭也是一個典型。他覺得：“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系統,則同有也。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找出其實質的系統。”在此，友蘭頗似道士，有點石成金之術：“中國需要現代化,哲學也需要現代化。現代化的中國哲學,並不是憑空創造一個新的中國哲學,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現代化的中國哲學,只能用近代邏輯學的成就,分析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確起來……”馮友蘭試圖用拔苗助長和削足適履的方法把中國的產品貼上西洋的標籤裝進哲學的櫃櫥里……大概是因此，維基百科把友蘭定位為：“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他還被譽為現代新儒家”。“譽為”，看來“新儒家”是一種名譽！
  在我看來，在網上亂扔垃圾和在街上亂扔垃圾，在道德上屬於同一種性質。進而，友蘭大量製造文化垃圾，性質更為惡劣。不是我這樣說，他自己也這麼說。剛“解放”，10月5日，他就致信新領導毛澤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居然搞不清楚哲學與誰當權沒什麼關係。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啟蒙之下，他說：“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沒有價值”與垃圾有什麼區別？難怪同為杜威弟子的胡適早就給他下了“定義”：“天下蠢人無出芝生之右者。”“蠢”應該與智商有關，這也足見胡適具有多麼卓越的判斷能力！
  評論馮友蘭會把你降低到寫大字報的水平。這就如你在網上和五毛吵架，不但不能形成什麼觀念，反而會下降到五毛的水準，而這正是五毛的雇主所希望的結果，這也是一個簡單的邏輯。無論中國特產大字報還是五毛，都只屬於“忽悠”的初級階段：扇動感性，泯滅理性。這裡提到友蘭，是因為你在幾乎所有同時代的中國“哲學家”身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改變思想像心臟移植一樣簡單快捷。說穿了，他的問題不是如何做學問，而是如何做人！這是常識。但是，或許是我孤陋寡聞，好像沒有人懷疑他起碼是個“學問家”的地位，也沒有人從“做人”的視角從事研究，比如研究友蘭和時不時關照他的毛澤東……如果友蘭小時候沒有讀那麼多““聖賢書”，而是像魯迅說的那樣“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並從事一些開啟智商的訓練，也許還有救……一般說來，中國書和外國書的最大區別在於：一個是麻痹思辨能力（不排除培養奸詐的品性）並窒息向善的人性，一個是開啟智商，培養愛心。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他的作品註定也沒有靈魂……針對友蘭的討論就此為止吧，叔本華說：了解一個作家並不需要通讀這位作家的所有著作，只要讀上幾頁，“了解一下他是如何思考的……我就很清楚地知道他能帶我到多遠的地方去。”（參見筆者所譯【論風格】叔本華著，文學研究第一期）一個沒有獨立思想的人卻要著書立說誨人不倦，哀哉，馮先生和他的學生、讀者！

  中國的第一本【中國哲學史】出現於1916年謝無量之手，大概是受了日本的影響，開了“中國哲學史”之先河。其中僅從黃帝到清末就收錄人物達百位之多，人數就勝過英、德、法、意等任何一個國家、甚至總和，足見中華文明的光輝燦爛！一般來說“濫竽充數”的“濫竽”畢竟是少數，而此書卻大不相同，完全無視哲學思想的獨創性和系統性。眾所周知，凡史書中有所記載的人物或多或少總會留下富有哲理的隻言片語，但是他們真的就可以被稱作哲學家嗎？而哲學史是由哲學家的著作構成的！可以肯定的是，這位謝無量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哲學訓練。據介紹說他在日本呆過一年（1903—1904），期間還學了日語、英語、德語！一年？而且三門兒！那也叫“學”？此刻又想起了魯迅的偉大（魯迅也有軟肋，比如他的日語。參見筆者的網文【哎呀，魯迅的翻譯！】），他好像並不精通精神分析學，但是他的阿Q精神卻精確地刻畫出一個充滿不平等又屢戰屢敗的民族無時無刻不表露出的精神勝利法，堪稱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
  不知是因為缺乏基本的哲學訓練，亦或是智商問題，或是在感情上拯救文物心切，近代以來，特別是現代——也許是為了與世界接軌，或是為了推廣中華文明，也沒準兒就是為了騙錢——中國的一些學者拼命地想要為古漢語中的詞彙找到對應的西方哲學概念，於是中國古代不但有了邏輯學，還有了認識論……談何容易！連法語的“餐具”和漢語的“餐具”在日常用語中都不是指稱同樣的東西，更何況服務於皇權的理論與追求真理的精神之間的差異！一方面為科學的落伍而惶惶不可終日，一方面又大談中華五千年文明：“老子先前比你闊多了！你算什麼東西！”在這個精神分裂的狀態下，於是東拼西湊生拉硬扯不斷為中華文明塗脂抹粉，企圖還半老徐娘以青春。難道不知道中國學者仿造的“文化”，就像中國製造的勞力士和LV一樣，都是垃圾？還有恥辱！追求真理的道路永無止境，那麼多假象有待揭示（這才是哲學的精神！），他們難道真是閒得蛋疼嗎？
  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者，不管冠以何種頭銜、著作如何等身，大都是一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傢伙，他們或許對某個偉大的西方哲學家耳熟能詳，但是卻不了解哲學的基本精神，更惶於面對現實啟用某些哲學的手段。他們甚至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有甚者：還記得我看到頂頭上司習主席當着外國人背自己讀過的著作家名單的視頻時，當他讀出了狄德羅、孟德斯鳩的名字，我頓時渾身冒汗！我猜想，他應該是在表示我不但尊敬而且了解你們西方的文化，但是他的所作所為與這些西方文明的著作家所倡導的卻背道而馳！他是在耍小聰明？想要愚弄或羞辱外國人，表現自己更高明？好像不可能，也不應該狂妄到藐視一切的地步……能解釋的似乎是近平連“讀書”二字的含義都不甚了了……難道真的單單是為了虛榮？……沒什麼值得表現的最好別表現，否則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