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伯乐，他的那匹马几乎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然而他的伯乐，知道的人就不那么多了。欧拉是瑞士巴塞尔人，虽然年轻的欧拉显示出异常的数学才能，老欧拉还是要他研究神学并从事神学工作。欧拉居然也同意了！在巴塞尔大学学习神学和希伯来语。

很幸运，杰出的伯努利家族也住在巴塞尔。数学、物理、工程专业的人士应该都知道伯努利。但对其“杰出”的程度，大部分人，包括我，恐怕知道的不多。他们三代人中出了八个欧洲最优秀的数学家。在那个年代，这就等价于世界上八个最优秀的数学家。其中有一位丹尼尔*伯努利，有一次作横穿欧洲大陆的旅行，与一个陌生人相谈甚欢。他自我介绍，“我是丹尼尔*伯努利”。旅伴挖苦说，“那我是艾萨克*牛顿”。

八强之二的丹尼尔和尼古拉知道了老欧拉的安排，意识到最杰出的数学家将成一个最平庸的神学家。老欧拉曾向老伯努利（雅各布*伯努利）学过数学，对伯努利家族有着特殊的敬意，最终接受了两位伯乐的劝说，勉强同意欧拉去学数学。

从一次偶然的阅读，我得知，以欧拉命名的各种定理，专用名词，多达900多条。

普林斯顿的Wilse 教授以证明费马大定理而闻名于世。他在剑桥的博士指导教授是澳大利亚人 John Coats。他了解到Wilse 钟情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直接让他研究这定理当然不现实，经过反复思考，Coats决定让他学习椭圆曲线。

即使行内人士，大部分也认为Wilse教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实际上这并不准确。1954年，日本东京大学的数学家志村五朗和谷山丰，分别在研究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志村想借阅一本学术期刊，已被谷山借走，从而知道两人在从事同样的研究。两人开始了这方面的合作，最后成果之一就是不那么著名的“谷山-志村”猜想。

先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证明了“谷山-志村”猜想和费马大定理是等价的。Wilse教授最后用Coats教授当年引导他学习的椭圆函数证明了“谷山-志村”猜想，而不是直接证明费马大定理！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给赵云（？）留下三个锦囊。相比于Coats教授，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诸葛亮顿时相形见绌。

令人扼腕的是，在“谷山-志村”猜想提出后约三年，谷山丰自杀。几个星期后，他的未婚妻自杀。这一切，使这个困扰人类358年的难题，简直披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

这两个故事均来自于Simon Singh所著《费马大定理》，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的三个伯乐，来自于岳南的《南渡北归》。联想到现在的种种学术腐败，更使人感慨良多。

抗战胜利前夕，俞大维决定从西南联大选拔优秀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设想被批准后，他指定曾昭抡（化学），吴大猷（物理），华罗庚（数学），从各自的专业，推荐两名学生去美国深造。六匹“马”分别是，唐敖庆、王瑞駪、李政道、朱光亚、孙本旺、徐贤修。

那时的国民政府是相当腐败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等等。然而这六人名单，确实看不到半点腐败的影子。这不像我当年考CUSPEA，要考试，这件事全靠伯乐一句话。政府中的贪官，毕竟没有把手伸到这里。也有可能，贪官们也动过脑筋，但伯乐们在俞大维支持下，没有理睬他们。

三位穷伯乐，当时住在重庆的招待所。招待所的客人，大多是西装革履，大腹便便之辈。招待所工作人员，看到这三个寒酸老头，穿的破破烂烂，不知是何方神圣。后来见到政府要员对他们十分客气，倒也不敢怠慢。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时的美国大学，对中国相当友好，同意他们把西南联大的学分，换算成美国大学的学分。只有李政道遇到些麻烦，他才大学二年级，连中国学分都没有。后来由于伯乐们的努力，或许还有三位及其他伯乐的面子，美国人最后也同意了。李政道后来说，他是政府公费的，到芝加哥大学后又拿到一份奖学金（没说是TA、RA、还是真正的奖学金），所以日子很好过。

最后一个故事，我在《狗咬耗子 -- 诺贝尔情节》一文中引用过。诸位伯乐的眼光，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三位中国伯乐的人品，则更是令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