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从病毒入侵最初期的混乱到现在基本的到空中， 抗毒作战走过了凶险的防御阶段，艰难的相持阶段，现在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 抗毒作战曙光初现了。 在围剿武汉病毒的同时， 除了要警惕蝙蝠二次投毒之外， 应该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必然会再来的下一次病毒入侵。 就如这一次病毒入侵一样， 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关键的时机病毒入侵， 这是墨菲定律的又一次体现。中国不能再有侥幸心理。 上次SARS入侵的时候中国已经手忙脚乱，这一次整体防疫水平是增强了， 但是没有意识到病毒也增强了。  最新研究证明新病毒ACE2受体的活性比SARS高20倍， 十分恐惧的传染性。 高福院士以SARS的经验判断传播速度，SARS致死率做参照得出安全可控，并得到整个专家组的认可，其中包括香港的管秩大教授（1月15日接受采访，重申安全可控，并给出了科学证据，致死者是一位多病老人，管教授是在钟南山宣布人传人并决定封城之后才改口并逃跑的； 高福没有医生的直觉，但是我觉得高福是愚蠢犯错，而不是故意撒谎，甚者为了论文而压制消息， 王专家被感染可以作为证明）。 下一次病毒入侵如果病毒再进化10年，其威力恐怕比这一次还要大。 中国不能不从根本上有所准备。

我认为现在不适合讨论集权与民主问题， 因为设计到太多人的利益冲突，阻力太大，并且容易被政治干扰。 在不争论，不折腾的前提下，有些具体的事情可以在现有框架下着手做。

比如建立专门的传染病医院。  建立免费的传染病医院， 把上呼吸道疾病一律纳入免费治疗范畴。

为啥要建立传染病医院，而不是用现有的医院免费治疗传染病？  因为现有医院已经被市场化污染， 民办医院联合退休老人骗医保的事情屡见报端。 即便现有公立医院，也被科室承包， 如果出现免费疾病，或者免费人群，都可能变成医院盗窃国库的漏洞。

只有建立单独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的医院， 才能堵住这个漏洞。

建立专门传染病医院的关键是改变医生，医院与患者百姓之间的关系。 让百姓的利益与医院和医生的利益从对立的金钱关系， 变成合作的利益共同体。

传染病医院可以靠防病为主，治病为辅， 以负责区域传染病发病率与治疗费用作为考核依据。  医生以工资为主，不搞市场化。 因为传染病风险大，工资可以高一些。 

如果资本市场阻力还是太大， 可以考虑军队办医院， 把传染病医院军事化管理， 军队编制， 这样就可以避开官商学黑，特别是犬儒奸商的围攻。  并且医院还可以培养医生作为重要任务之一。

————————————————————————

李克勤：为什么赤脚医生不用假药？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作者：             李克勤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赤脚医生的信誉来自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他们是农民选出来的，同时他们还是保存着农民的本色。如果和现在的医生比较，当然还有一个当年还不太明显的特征：赤脚医生只是看病，而没有赚钱的必要。从这一点上说，赤脚医生是真正的医生，是纯粹的医生，不带任何商业气息。然而，这对于病人想找的医生来说，那实在是太重要了！对于病人来说，如果面对一个医生同时又是个商人，那是十分恐怖的。

【作者题记】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人都会面临假药的困惑：非正规的医院的药不敢用，正规医院开的药也要怀疑其疗效，质疑其价格。很多同胞会感到活得很累。可是，为什么当年的赤脚医生却得到毛主席和中国农民那么热忱的欢迎，谁还会怀疑他们会用假药呢？除非神经有问题。

那么赤脚医生的信誉从何而来呢？

1976年，当时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份画刊《人民画报》第八期的封面上选用了电影《春苗》的一张海报。电影中的女主角赤脚医生春苗的原型就是王桂珍。

我们来看看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的经历。

王桂珍，1944年出生在上海市川沙县（今属浦东新区）江镇大沟村。王桂珍一家，是生活在大沟村最底层的贫农，父亲租种着几亩薄田，平时也做些零工，母亲则是普通贫苦人家妇女，一家人辛勤劳动，过着贫苦的生活。

王桂珍小学毕业后，大沟村已经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她就直接参加了集体劳动。她不怕苦，不怕累，生产劳动总是走在前头。在她带动下，大沟村一大批妇女走上了生产劳动第一线。王桂珍不光在生产中积极带头，还有组织能力。1960年代初期，正值学雷锋高潮。同当时的进步青年一样，王桂珍以雷锋为榜样，在当地留下了好名声。在她还不到20岁时，就成为村党支部的培养对象，被吸收为预备党员。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汇报中讲到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时，主席发怒了。他在严厉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后，讲了这样的意见：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指示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在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的同时，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各地相继展开。

1960年代初，医专毕业的大学生黄钰祥和他的妻子张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

江镇公社的培训班开课比较早，公社从21个生产大队挑选了28个人参加培训。1965年12月，21岁的王桂珍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

黄钰祥后来回忆说：“他们还是肯学的，就是文化差一点，我们讲课都要讲得比较通俗，原来的医药书不能用，因为从医学基础学起来，时间也不允许，他们只能培训几个月，就要去给病人看病。所以我们自己编一些讲义，油印一下，给他们用。”

4个月的学习，使王桂珍基本掌握了医学知识和一般的治病方法。当速成班结束后，按照江镇公社的统一安排，王桂珍和其他学员都回到农村，当乡村医生，给农民治病。

王桂珍结业后回到大沟大队当了一名乡村医生，直接给大沟的农民看病。平时，她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能看病吗？但王桂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王桂珍为了减轻农民的医药费负担，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村里支持她，专门建了土药房，供她和姐妹们制作中草药。平时，她总是利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所在的大沟大队，是以种水田为主的。当地农民种水田，无论插秧，还是除草、施肥，都要赤脚下田劳作。王桂珍是不脱产的乡村医生，有了病人，她背上药箱就去看病，看完病回来，就下水田与社员们一起劳动。她下水田劳动，自然是打赤脚。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她在水田里劳动时，就被叫去给病人治病，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赤着脚就去给病人看病。当地农民有一个通常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他们见王桂珍是既参加劳动又要为农民看病的医生，就自发而又自然地送给王桂珍一个称呼：“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意思。“赤脚医生”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是老百姓送给王桂珍的“口碑”，是对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赞赏。

王桂珍的事迹，被江镇公社领导认定为学习雷锋精神的好典型，在江镇范围内大力宣传。

或许是王桂珍的事迹传播日久影响较大，或许是她的事迹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沉淀经验更加成熟，上海市党政部门于1968年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调查、采访她了。当地农民热情接待了来采访的记者，并且一件一件向记者们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记者们被感动了。他们意识到，王桂珍的做法，与毛主席几年前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暗合的。考虑到这一点，记者们没有把采访结果写成一篇一般性的报道，而是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在写作过程中，记者们对王桂珍的事迹作了认真调查了解。

同时，对毛主席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关于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指示进行了反复体会，觉得江镇公社王桂珍的做法，是切合毛主席指示精神的。因此，这篇调查报告把本来就有着内在联系的毛主席指示和王桂珍的事迹，进行了深入发掘，由此形成报告的主题。调查报告中，对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情况作了生动记述，怀着深厚感情对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作了报道。

写作中，记者们对文字也精益求精，尽可能使文字生动活泼一些，并且首次在文稿中使用了当地农民对王桂珍的称呼——“赤脚医生”。记者们直接将当时全国人民都生疏的“赤脚医生”一词用到标题上，并且将这篇调查报告与大的改革方向联系起来。它的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文章中第一次把“赤脚医生”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

调查报告送上去后，又经过一些修改加工，便顺利通过了。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很是抢眼。阅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刊载这篇文章的人首先要探究什么是“赤脚医生”，原来，就是指半医半农的农村卫生员。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毛主席仔细阅读了9月14日《人民日报》上转载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看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赤脚医生的信誉来自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

他们是农民选出来的，同时他们还是保存着农民的本色。

如果和现在的医生比较，当然还有一个当年还不太明显的特征：

赤脚医生只是看病，而没有赚钱的必要。

从这一点上说，赤脚医生是真正的医生，是纯粹的医生，不带任何商业气息。

然而，这对于病人想找的医生来说，那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于病人来说，如果面对一个医生同时又是个商人，那是十分恐怖的。

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大医精诚》一文，出自中国唐朝孙思邈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乃是中医学典籍中，论述医德的一篇极重要文献，为习医者所必读。

孙思邈说：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1】，怨亲善友【2】，华夷愚智【3】，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想想那些赤脚医生，令人感慨。

李克勤后记：最近身体有些不适，吃了很多中药。在调理期间，我想了很多。这是2014年初写的一篇博文，今天补充一点，当年的赤脚医生出现当然与毛泽东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要深入品味——“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赤脚医生的文化氛围里，合作医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新事物。毛主席的道器变通，始终都是讲究系统性，讲究成体系可操作性的。

——“赤脚医生”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