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良知坎陷论”和牟宗三先生

学界对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论”有多种理解。无论作何理解，此论皆不妥当，坎陷二字不宜加诸良知故。良知彻上彻下彻内彻外。要追求外王事业，建设外王政治，实现外王理想，对于良知只能扩充之、提升之、圆大之而不是坎陷之。

儒家文化在朝野的影响大到一定程度，政治道德就会提升；政治道德提升到一定程度，仁政礼制、王道政治的建设就会启动。换言之，政治良知扩充到一定程度，就会落实为良制良法。这就是彻外，从内圣彻向外王，从道德彻向政治和制度。

良知至诚无息，生生不息，於穆不已，现为四端。四端扩充起来，于个体，发为良心良言良行；于政治，发为良政良制良法；于社会，发为良风良俗良序。良知体全用大，大用无边，大学八条目都是良知之用。格物致知，所致之知包括一切人文道德知识和宇宙万物知识。

我说扩充良知，是针对牟先生坎陷良知而言。其实论良知本体，既不能坎陷也不能扩充。扩充良知，实为扩充四端之心。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东海曰，四端之心，苟能充之，足以内立人极致良知，外建皇极致良制。

或谓“道德不能直接实现自己，而必须通过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辩证的方式才能实现自身！”以此为良知坎陷说的根据，大谬不然。道德实践于政治，就是仁政；落实于制度，就是礼制。认为道德必须通过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方式才能实现于政治和制度，是不明道德良知真义的妄断。

或说：“坎陷是要自无执变有执以兼顾人的知性主体而开出关于制度的知识，无知识则无法建构客观对象。故有坎陷一说。然究竟能不能开出另说，逻辑则是成立的。”逻辑或许成立，但不切良知之实际。盖良知并非无执，而是择善固执、允执厥中，可以格宇宙生命一切物而致一切知，包括关于制度的知识。
    
或说：“良知直接发用，与物无对，固能爱人，但人我边界不明确，权利义务不清晰”云，这个假设不成立，有误看良知为真如之嫌。良知知是知非知爱，知道如何才爱得正确。良知之爱，自有差等，自知人我边界和权利义务。良知之爱落实到政治上，必有王道礼制，落实到现代政治，必为儒家宪政。

如果牟宗三提出的是真如坎陷论，那就没有问题。因为佛教认为，真如无生无执，当然无法开出关于制度的知识，无法建构客观对象和仁政良制，不能直接实现自己。所以，必须先坎陷之，通过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方式，才能将之实现于政治和制度之中去。

牟宗三是个很优秀的儒者，然未达圣贤之境，思想颇有局限。概乎言之有二过：一是过于抬举民主制，视之为外王，无意中贬低了王道；二是过于抬举西学和佛道两家，又无意中贬低了圣学。相比于儒学，佛道极高明而未能道中庸，包括康德在内的西学既不高明又不中庸。

民国诸儒中，以熊十力，钱穆，牟宗三三人为优，都是真儒、大儒，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精通佛道而辟之，并且是以国学立场批判唯物论之第一人，然对虵蜖主义认知有误，也是一蔽。

钱穆、牟宗三对马学非常警惕，坚决辟斥，然对佛道和西学西制过度抬举。作为儒家，钱牟皆真而不醇，牟尤为粗疏浑杂，佞佛佞道佞禅，以儒理为之狡护强辩。王财贵先生将佛道经典引入私塾，或许就是受了牟的影响。

牟宗三还曾把戏说当真：“元朝人分为十等：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又依民族不同分成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第二等人是色目人，其它的不必说；但在这十等人中将知识分子分到第九等，居于娼优之下，你说这是该多悲惨！”（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牟一再说元朝知识分子如何悲惨，无根游谈耳。元朝儒佛道诸家都颇受尊重优待，儒户与释道可以免除赋役。元人张铉《至正金陵新志》载：“大德十一年，系籍儒户，杂泛差役并行蠲免。至大二年，儒人免差。延佑元年设科取士，儒风大振。其明年再诏，隶籍在学儒人，毋得非礼科役烦扰”云。
余东海初作于2018-4，自集于2019-11-22


【附记】前不久吴光老先生驾临广西参会，谢君设宴款待，席间元明问及吴老对“良知坎陷论”的看法。吴老与东海所见略同，亦认为牟宗三多此一举，一言定音：何必坎陷良知，才能开出民主和科学，良知又岂能坎陷云。2020-12-30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