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凱：日本就是那個離中國最遠的東夷

古代中國以中華思想著稱，自我定位為“中國”而把周邊稱作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顯示了中國古人認識天下、解讀四方的典型方式。《韓非子·物權》中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奠定了中央的概念。現代著名歷史學者、已故旅日小說家陳舜臣認為，中華思想是文明主義的擴散，而不是血統主義的延續，誠哉斯言。
中國，即中央之國，也指國之中央。文明濃厚的地方為“華”，文明稀薄的區域為“夷”。傳說上古聖君堯的手下有“四罪”，他把業績差、好作亂的四名部下流放四方。據《史記》記載，怒觸不周山的共工被流放到幽陵為北狄，介紹了共工的礶兜被驅逐至崇山成南蠻，作亂的三苗被移送至三危成西戎，治水失敗的鯀被遷移到羽山變東夷。中華是“羽扇綸巾”的禮樂之邦，“文身斷發”是蠻夷的風俗，文明開化程度是區別華夷身份的關鍵。
《孟子》有記載，與堯並稱上古聖君的舜，就是東夷出身。在上古“四罪”中，古代中國對鯀和東夷是頗有好感的。鯀的兒子禹繼承父業，終於治水成功，成為夏王朝的開山，即華夏民族的始祖。
關於東夷，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論語•公冶長第五）；又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第九）。孔子想表明心跡稱，如果在中國大地上道義不行，我願意乘船出海，去到原始簡陋的九夷之地。所謂“九夷”，即指東方的九種蠻夷之地。黃侃的《論語義疏》解釋稱，九夷之一就是倭。
從古代中國的時空出發，四方是文明低下的區域，日本屬於東夷，隔海相望，處於離文明中心最遠的邊緣。西漢《淮南子》相關記載稱：“東方有君子國”。 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欲從大唐回日本，王維寫了《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詩》，其長序提到：“海東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所謂“君子之風”的印象和記述源於《淮南子》。可見，中國讀書人從這些古典中得到的印象，即東方的民族並不野蠻。在四周的非華夏圈中，東方的日本並不令人反感。
在古代與日本同屬東夷圈的朝鮮，早在漢代就設置了樂浪郡，官員赴任、人口移住，與中國往來頻繁。對中國人來說，朝鮮是現實性的存在，缺乏夢想的要素，而遙遠的日本才是夢幻的土地。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傳說稱，東海有蓬萊仙島，那裡有長生不老的靈草。在秦始皇的時代，誕生了徐福攜帶三千童男童女，乘船尋覓東方仙島的故事，更加助長了對夢幻的憧憬。
在中國的史籍中，日本最早出現在《漢書 地理志》。記載稱，“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公元前一世紀左右的日本即倭，尚處於100多個國家分立的狀態，定期向位於朝鮮半島的樂浪郡派遣使者朝貢。《後漢書》“東夷列傳”、《三國志》的“魏志倭人傳”，記載了早期邪馬台國及倭女王卑彌呼與中國之間的交流。國際學術界一致認為，“邪馬台國”是日本國家的起源。史稱，東漢光武帝劉秀曾頒授“漢委奴國王”金印，魏明帝曹叡則頒賜卑彌呼“親魏倭王”稱號，讓當時孤懸海外的日本頓時有了不一樣的心情：一曰喜不自勝；二曰有恃無恐。
在中日交往的歷史中，幾個意味深長的細節值得一提。《隋書·東夷傳》明確記載：“日本國，自大唐東去萬餘里，日出東方，升於扶餘，故云日本。”大業三年（607），推古天皇遣使朝貢，據稱使者是小野妹子，“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其口氣之大令隋煬帝頗為不悅。又，唐玄宗天寶13年(754年)元旦，在大明宮擺宴舉行新年拜賀儀式，日本的席次位於西第二位，在吐蕃之下。當時的日本使節大伴古麻呂表示抗議，最終席次調整為東第一位。雖然僅見於日本的記載，從中可以看出日本自古就有不甘人後的自大性格。
1281年，元朝大軍東征日本，遭遇“神風”而覆滅，日本史書稱之為“元寇”。《元史》日本傳記載，十萬之眾僅三人得還，不免夸張了；《元史》世祖本紀記載“十存一二”，即十萬之眾，生還一、兩萬人。《元史》日本傳稱，元軍為躲台風襲擊而避難鷹島，被日軍掃蕩擊殺多數，還有兩、三萬人被俘。其中，蒙古、高麗、漢人皆殺之，而新附軍則留作奴隸。所謂漢人，指華北出身的早期歸順元朝的漢軍，而新附軍則是剛剛滅亡不久的南宋的舊軍隊。有分析指出，蒙元隔海東征日本，遠征軍的大半都是新附軍，目的之一是消耗南宋降軍並棄置海外。當時，日本對宋朝的文化是嚮往的，日本的基層社會也吸收了江南文明，所以對南宋舊軍人網開一面。由此，數以萬計來自江南的中國人被遣散到日本各地，為日本社會的發展發揮了作用，對日本人也有許多直觀的感受和認識，可惜都淹沒在歷史長河裡了。
1591年，戰國梟雄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欲出兵朝鮮，窺伺大明。當時在薩摩有一位名叫許儀後的中國人醫師，知道此事後給故國發送了急報。許儀後早年被倭寇海盜挾持到日本，後成為島津藩的伺醫，因醫術高明而深得信任。他經過調查後了解到日本出兵的秘密，秀吉的目標不僅是朝鮮，還有大明。許儀後心急如焚，給故國連寫三通密信，其報告大約五千多字，分成了六部分詳述了日本國情：一陳日本國之詳；一陳日本入寇之由；一陳禦寇之策；一陳日本關白之由；一陳日本六十六國之名；復陳未盡之事。報告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詳細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比真正爆發戰爭的日期只差一個月；報告也推測了日本的侵攻路線圖：“翌春渡高麗，征遼東，取北京城”。許儀後還描述了他眼中的日本人：刑法刻剝，浮虛無實，大言壯語，嗜好飲酒，乘着酒興而戰，等等——這些與歷代正史中的東夷傳庶幾相近，可見歷經千百年，日本人本性不改。
當然，古代中國人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典出《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也是千年不變。在中國人的世界觀里，從來沒有外國的存在，只有華夏的政權教化達不到、法律管不着的地方，視為“化外之地”(出自《唐律疏義·名例》)，古代日本就是有君子風的化外之地。對此，中國皇帝可以給予冊封，授予朝貢的資格。朝鮮接受了明朝的冊封，面對豐臣秀吉大軍的入侵，自然向宗主國大明請求援軍，明朝派兵增援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中國的朝貢制度，隨時代不同而變化。接受了朝貢的宗主國，須以數倍的財物下賜回贈，這是上國的禮儀，也意味着朝貢對外族是一樁盈收很大的生意。明朝財力不足，原則上不再冊封，某種意義上斷了外夷的財路。明朝甚至認為，秀吉徵伐高麗，與遼東滿族的長年騷擾一樣，是為了表達得不到冊封的不滿。雖然明軍援朝攜手高麗擊敗了日本軍，但在秀吉出兵朝鮮50年後，大明終於亡於大清，也是傳統天下觀念的破產。然而，清朝依然繼承了中國自古以來的世界觀，直到200年後被西方列強打破了國門，才被迫把冊封關係改為國家關係，把朝貢制度變成了國際貿易。
明治維新的成功，推動日本從單方面學習中國的古典時代走向了近代化，並一變成為中國學習的近在身邊的榜樣。清國第一代駐日公使何如璋撰寫《使東述略》開知日的濫觴。當時駐日一等秘書黃遵憲更是撰寫了40卷的龐大的《日本國志》，近乎日本的百科全書。1888年，顧厚焜出版了《日本新政考》，是有關明治維新的專論；劉慶汾的《日本維新政治匯編》、程思培的《日本變法次第類考》相繼問世，在中國掀起了維新的浪潮。
在中國版“百日維新”運動的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啓超流亡日本，譚嗣同等七君子被處極刑。此前，譚嗣同也曾想逃亡，並進入了日本公使館。但他把自己的詩文和家書交給了同在公使館內的梁啓超，表示“自古變法沒有不流血的，我願意成為第一個流血者”。譚嗣同還對梁啓超告別稱：“君為西鄉，我做月照”，借用了日本的事典。
當時的中國維新人士熱心研究明治維新，熟知日本的人物和事典。1858年，受到幕府追殺的西鄉隆盛(南州)與友人、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月照和尚相約，在鹿兒島的錦江灣投海自盡，後西鄉被漁師救起，而月照命絕。西鄉隆盛的《南洲遺訓集》載有《月照上人十三回忌辰》詩云：“相約投淵無後先，豈圖波上再生緣。回頭十有餘年夢，空隔幽明哭墓前。”
譚嗣同自比月照，把梁啓超喻為西鄉，明確了兩人不同的責任分擔。自古以來，日本人慣以引用中國的典故為榮，而譚嗣同引用日本的事典來說事兒十分罕見，說明日本的維新故事在中國深入人心，意味着中日從傳統的華夷之辯走向了近代的國家關係——那個離中國最遠的東夷之國走向了歷史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