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悔改的衙门作风
——也谈北大、清华的英文译名兼评沈弘教授的辩白
我知道北大、清华的“独特”译名，是在CERNET建成的时候。当年，我试图
按照比较常见的国内大学域名的命名规则打开北大（我猜测的网址是
www.bju.edu.cn）和清华（www.qhu.edu.cn）主页的时候，却发现均无法打开
（注：www.qhu.edu.cn现为青海大学网址）。正在我疑惑这两所中国“最高”学
府为何均没有开通网站的时候，经高人指点，才知道原来它们的网址分别是
“www.pku.edu.cn”和“www.tsinghua.edu.cn”。我打开这两个网址后发现，
原来北大和清华的英文译名竟然是“Peking University”和“Tsinghua
University”。虽然对其颇有腹悱，但当时当没有可以说理的地方，因此10几年
下来，姑且任之。直到看到熊蕾的文章，才算是稍稍吐出一小口鱼鲠。
但熊文对清华还是多有迁就。而翟华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证明，熊文所说的
“清华能摆上台面的第二个理由，即“qing这个音，很多老外无所适从，发不出
来”是不能成立。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学英语的时候要刻苦地练就一口的
“伦敦音”或“纽约腔”，却总是替别人着想，对学习汉语但说不好普通话的老
外百般迁就？为什么总是老外比中国人更尊重中国的法律？实际上声母“j”、
“q”、“x”是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所做的不迁就外语发音的一种创造。（我
记得方先生也曾巧妙地利用“x”的拼音作为证据之一，论证金娣存款骗局。）
既然老外能够接受“jing”的音，既然同济在建校伊始就使用“Tongji”（那时
还没有汉语拼音，应该是一种巧合），教老外发“qing”的音，也肯定没有问题。
然而，在学习过沈弘教授的“弘文”之后，不仅不能使我体谅北大的做法，
反而招来了我更大的愤怒。
沈教授说熊蕾不了解北大的历史。我虽然不敢说了解，但至少从来没有犯过
“‘五·四’时期的北大学子在未名湖畔接受李大钊、陈独秀的革命教导”这样
的笑话。
沈教授考证了北大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多种译名。
在第一节，沈教授论证了“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应该是京师
大学堂的标准译名，并指出“从1997年……起，北京大学的所有对外英文宣传资
料都开始统一口径，将京师大学堂的英文译名确定为‘Metropolitan
University’。‘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这样响亮的英文名称为什
么会难以使人接受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前者名称中的‘imperial’（帝国
的、皇帝的）一词具有过分明显的封建色彩，跟北大引以自豪的反帝、反封建光
荣革命传统似乎有所抵触。此外，人们普遍猜测‘Imperial University’ 这个
校名是在京的传教士们，很可能就是丁韪良及其手下的西教习们所定下来的。既
然校史中并不认可这些西教习，那又怎么能够承认他们擅自定下的旧校名呢！”
是何其荒唐！在我看来，沈教授的这段考证还是有益的，不仅澄清了事实，而且
标题中的“尊重历史”实际上是在揭露北大除了无视法规之外的另一弊症，即不
尊重历史，甚至肆意篡改历史！
接下来，沈教授的考证就开始变味了。在第二节多次引用《北华捷报》中的
文字，试图证明“‘Peking University’这个英文名称跟‘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就像是一朵并蒂花，在京师大学堂创建伊始便已共同存
在，并且被交替地用来指代这同一个大学。”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沈教授只
引用《北华捷报》一种报纸，而且引述“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与
“Peking University”的次数是1:4？他是不是想告诉我们“Peking
University”比“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更标准？如果该报是京师
大学堂自办的，倒也情有可原，而事实上它却只是一种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
那么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只有《北华捷报》用过“Peking University”，而国
内其它英文报纸和国外的报纸并没有这样的翻译，“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或者“University of Peking”是当时更为通行的译法。当然这只是作
者的推测，我希望沈教授能花时间对此做一个考证。在作者看来，既然有印章为
证，“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标准译名，
“Peking University”只不过是局外人的一厢情愿，是民间的而非官方的，是
非正式的而非正式的翻译，根本不足为据。而沈教授却拿着鸡毛当令箭，不能不
让人怀疑他此举是别有用心。
下面，为了说服自己、领导和大众，沈教授不惜编造了3条“凡起用地名来
作为英语校名的高等院校都要认真遵循的”“语法规则”。但遗憾的是却被方先
生戳穿了，而且也恐怕因此永远不会“被写入薄冰或张道真的英语语法书”了。
假设第1条规则成立，如果某地再创建第2所大学，那么是不允许它在校名中
出现地名，还是把第1所改名呢？请沈教授回答！
假设第2条规则成立，当有老外说“Beijing University”的时候，他会不
会是在指清华？当有老外说“Shanghai University”的时候，他指的是同济还
是上海交大？请沈教授回答！
假设第3条规则成立，“Peking University”只是非正式的口语，而书面语
应该是“University of Peking”了？“Shanghai University”也就是
“Jiaoto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作者臆造）的口语形式和简称了？请
沈教授回答！
正如方先生所言，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大学的命名有它的随意性，完全是
大学自己的事，根本不受沈教授开列的“语法规则”的支配。或许方先生会替沈
教授找出几个Xxx University和University of Xxx各为一所同时存在的大学的
例子。
在“弘文”第三节，沈教授抱怨囿于他所发明的3条“语法规则”，
“‘Peking University’这个历史最悠久和口头流传最广的北大校名在民国时
期竟从来也没有成为过国立北京大学的正式英文名称。”为什么？除了民国时期
对高校的规模与名称管理比较严格（或说死板）的原因外，恐怕是沈教授所谓的
“‘Peking University’这个历史最悠久和口头流传最广的北大校名”的说法
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且不说沈教授考证的“‘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或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这个名称显然是受到了日本
东京大学英语校名‘Imperial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Tokyo’的影响”是
无稽之谈（东京大学时称东京帝国大学，1957年改东京大学，既不具备可比性，
沈教授也没有列出他的文献依据），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沈教授宁可引用社会上
的《北京导报周年特刊》（而且又是仅限一种）不一定规范的说法，而不愿翻拣
北大自己的公文、档案、学报中的标准英译呢？难道这会比发现清代的印章更困
难吗？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沈教授在为他钟情的《北华捷报》中的“Peking
University”打掩护。
其实沈教授自己也知道他的“语法规则”难于自圆其说，所以在后文鼓吹，
“‘Peking’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地名，所以拿它作为校名，就像
‘Harvard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和‘Columbia University’那
样，再也不用受到上述三条基本语法规则的约束”。我倒是要问沈教授，如果
“Peking”不是地名又是什么？是北大出卖学历的商标，还是像熊蕾所言的一种
叫“屁坑”的建筑设备？难道沈教授不清楚“Harvard”、“Yale”是姓氏，而
“Columbia”作为地名在美洲的特殊性吗？
通观全文，沈教授的考证并不能使我接受他的“北京大学目前的英文名称
‘Peking University’与中文原名堪称珠联璧合，完美无缺，既保存了北大百
年历史的厚重底蕴，又简明扼要，琅琅上口”的看法。这只不过是北大领导和北
大中像沈教授这样的学者，为了“在国内也占尽风流”，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一种
自慰罢了。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傲慢的“弘文”标题中竟然出现了“赝品”一词。什么
是赝品？谁是赝品？是“Beijing University”？还是其它那些校名英译中有一
部分是“Beijing University”的兄弟高校？高高在上的北大，在面对着“新一
轮的英文校名竞争和笔墨官司又已经在北京的高等院校圈子内悄然展开。一大帮
以‘Beijing University’冠名的学校重现江湖”的局面，坐山观虎斗，是何等
的自鸣得意呀！所谓“最高”学府的提法，无非是妄图复辟其帝制时代“执掌全
国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的地位。这是何其丑恶的一副嘴脸！这副嘴脸又如
何能“号令天下”？
捐错巨款的解释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作为“最高”学府的堂堂北大竟然会为
孔方兄而更名？为什么不吃一堑长一智，积极对外宣传新的译名，而是反其道而
行之，逆历史潮流，违法律法规？北大改名竟然是被逼无奈，多么委屈？果真如
此，与其改为“Peking University”，不如直接改为“Harvard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或“Columbia University”，一跃而跨入世界一流大学
的行列，倒也轻松自在。
与清华的情况类似，在新竹也有一所迁台的交通大学。我没有时间去查考老
交大的英文译名，从现在台湾的国立交通大学的英文译名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分析，可能是保留的旧译名（不似注音符号第二式）。那么如果按照
清华的理由，大陆的几所交大都应该译为Xxxx Chiao Tung University才是。而
事实上，它们对“交通”的翻译全都是用汉语拼音Jiao Tong（或Jiaotong）。
所以熊蕾所说的清华能摆上台面的两个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人家几所交
通大学能做到的，而“最高”学府却不能“身先士卒”？“最高”学府究竟在带
什么头？难道这就是“最高”学府的高人之处吗？
既然北大、清华敢于自称为中国“最高”学府，10几年来，我在接待外宾的
时候，向来都讲我的母校天津大学是the first (premier或number one)
university of China。如果被沈教授责问，我会解释向他我的意思是“中国的
第一所大学”，如果外宾理解为“中国第一大学”，我也没办法，谁让我不精通
英语呢？！
从网上看到，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沈教授在到世界各地讲学和访问之余，
遍访北京、杭州、香港、哈佛、芝加哥、多伦多、伦敦、牛津等地的大学和公共
图书馆，收集到不少有关近代中国的老照片，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内难得一见的珍
贵记录。沈教授陆续对这些老照片进行整理、研究，并向公众发表，引起了相当
的关注。2005年出版的《晚清映像》是他关于老照片的第一本集子。沈教授的这
些工作，无疑有着较高价值。但从另外一条关于沈教授“发现”“两套圆明园生
肖铜像”照片的新闻可以看出，毕竟是隔行如隔山，弄出一堆笑话。
比如“沈弘教授告诉记者，关于北京这两套十二生肖铜像其实在19世纪中叶
至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和政治家写的书籍里多有记载，而且还真留下了珍贵的老
照片，如今可以帮助专家们还历史本来面目。根据老照片不难判断，保利集团购
得的国宝兽头是不是圆明园的。”
“沈弘说，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的十二生肖铜像是在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们的
指导下为康熙皇帝所设计和制作的。从传教士们绘制的铜版画上……。”
“到了十九世纪，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在颐和园大兴土木的同时，又模仿
圆明园海晏堂的十二生肖铜像在东宫建了另一套十二生肖铜像。”
众所周知，圆明园西洋楼建于乾隆年间，那么海晏堂的十二生肖铜像怎么会
是传教士为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设计和制作的呢？而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的
作者是满族画师伊兰泰，并非法国传教士，也早有定论。
清末，慈禧太后确实重建过海晏堂，但地点既非在颐和园也非在子虚乌有的
所谓“东宫”，而是在西苑（即三海）的中海，修建时间是1901年～1904年。
事实上，除铜版画外，圆明园海晏堂并没有其它已知的形象资料，更不用说
焚毁前的照片了。目前已知的所有有关海晏堂十二生肖铜像的照片都是中海海晏
堂的。除了乾隆时期的铜版画，上世纪30年代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和中国营造学
社任职的金勋还画过一些圆明园海晏堂的“复原图”。被沈教授这样的不明就里
的“专家”弄假成真。
精通英、法、荷兰、拉丁等欧洲语言的沈教授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欠账很多，
竟然还好意思挖苦“甚至连北京大学著名的史学教授们也并不清楚它们（指老照
片）的存在”。由此，足见沈教授的历史考证功力还差得很远，而本行的英语也
被方先生指出诸多不妥。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笃信他为“Peking
University”所作的辩白呢？
顺便举报一下，除了北大、清华之外，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英译是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中山大学（英译是Sun Yat-Sen University）、河
海大学（英译是Hohai University）等的英译也属违规之列。
也许因为北大是打到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早已忘却了孔老二“名
不正则言不顺”的古训！最后我呼吁，在北大把英译改为汉语拼音之前，我们一
律改按熊蕾的“汉译”，呼之为“屁坑大学”，简称“屁大”！或许数年之后，
沈教授又会撰文考证“屁大”与“北大”“就像是一朵并蒂花，从丙戌年伊始便
已共同存在，并且在网络和公文中被交替地用来指代这同一个大学。”
